引言

公元1204年，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率領蒙古右翼大軍隨其父於乃蠻納忽山與太陽汗統帥的乃蠻大軍發生決戰。此戰是蒙古崛起的關鍵一戰，全軍奮力拼殺之下乃蠻軍潰敗，太陽汗為成吉思汗擒殺，就此漠北草原完全一統在蒙古麾下。作為對在與太陽汗決戰中英勇表現的獎勵，蒙古大汗鐵木真令長子朮赤進駐阿勒泰山鎮撫當地未歸附部眾。成吉思汗之令明面上看只是一個簡單的軍事部署，但實則暗含將阿勒泰山地區民眾賞賜為朮赤部眾之意。

朮赤的確沒有辜負其父的期望，在鎮撫阿勒泰山的兩年間他成功招撫了當地部落民成為蒙古屬部。朮赤招撫的這些百姓在蒙古人的習慣中被稱為“不裡牙惕”，即林中百姓。這些本語言習俗完全與蒙古人不同的部落民在日後的歲月中不僅部分隨朮赤遠征東歐並常駐當地，其語言習俗亦完全蒙古化。然而他們雖被轉化為了蒙古人，但他們的名稱卻再沒變過。沒錯，他們就是布里亞特蒙古人！

布里亞特蒙古人

溯源：貝加爾湖畔千年的遊牧民！

布里亞特蒙古人的形成是其與北遷的蒙古部落長時間雜居與混血的結果。如去除蒙古人的血脈與影響，就其最直系的祖先則可追溯至千年之前的貝加爾先民。根據考古發現，在公元前5000-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貝加爾湖畔便已有居民定居。如今在貝加爾湖畔發現的石器、骨骼、糞便等遺蹟充分證明了貝加爾湖畔早有人類居住的痕跡。但新石器時代貝加爾湖畔的古代人類是否就是現代布里亞特蒙古人的祖先呢？這不能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史籍《史記》、《漢書》等文獻中記載的北海（即貝加爾湖）居民肯定是現代布里亞特蒙古人的祖先之一。緣何？中國典籍傳承有序且可以相互印證，因此北海居民的變化是有著清晰的脈絡與傳承的。

談起北海湖畔，繞不過的便是漢代著名的外交家蘇武了。蘇武出使匈奴被匈奴可汗扣押並流放，其流放之所便是貝加爾湖畔。蘇武牧羊的典故講述了蘇武獨自一人面對貝加爾湖畔的惡劣環境而生存下來的英勇故事。但如若追根溯源，查閱書籍資料我們其實可以發現蘇武在匈奴是得到過當地部落民的幫助的，顯然這些部落民極有可能便是布里亞特人的祖先。不僅如此，根據史料記載，蘇武被扣押期間還被匈奴可汗許以妻子並育有一個兒子-蘇通國。蘇通國後經漢朝外交斡旋得以回到漢地。但蘇通國返回長安盡孝時已是壯年，按照匈奴早婚配的習慣或許蘇通國在北海畔已有子嗣，並且這些子嗣是否是現代布里亞特人的一支祖先呢？這便無史料佐證，但卻也是一不可排除的可能！

蘇武牧羊

蘇武牧羊只是貝加爾湖畔布里亞特先民漫長曆史中的一小段。於布里亞特人而言，如修士一般如同“隱居”一般的生活才是唯一的主題。縱觀東亞歷史長河五千年，雖期間曾遇到過一段時期的暖溫期，但於貝加爾湖畔這一苦寒地區而言基本是全無影響的。苦寒的氣候決定了歷代漠北強權除非遭到中原政權毀滅性的打擊，一般不太會避難至貝加爾湖。因此汗廷的遠離讓貝加爾湖地區布里亞特先民能夠避免部落的權力鬥爭，能夠保留一份安靜生息的環境。然而這一狀況隨著蒙古人的崛起而改變。

蒙古人的崛起是古代東亞地區少有的遊牧民族南下建立龐大帝國的案例。要知道在蒙古人崛起，不論是商代的雅利安人，還是秦漢時期的匈奴人，或者是南北朝之柔然人，亦或是隋唐時代的突厥人，他們最偉大的成就僅限於一統漠北威脅中原政權，能夠一統華夏的幾無可能（這其中北魏的立國其實可視為漢化少數民族地方割據政權的統一歷史而非如蒙古人一般的南下入主），蒙古人的出現打破了這一歷史定律。當然征戰四方的蒙古人亦面臨一個困擾其一生的重大問題，那便是兵員不足。兵員不足那便挖掘出蒙古高原能夠找到的所有“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貝加爾湖地區的林中百姓被朮赤招撫並隨蒙古大軍征討四方。歷史就是如此詭異，布里亞特人的誕生背後卻是蒙古人的窮兵黷武！

蒙古西征

不幸：布里亞特人生不逢時！

蒙古帝國的誕生使得漠北蒙古部落遷入貝加爾湖地區的歷史程序推慢。顯然西方、南方更為富饒的土地吸引了大量世代居住在苦寒漠北草原草原的蒙古部落，既有更富饒的土地，那有何理由再向北呢？然而這一階段的停滯並未持久。公元1368年，誓師北伐的明軍勢如破竹，一舉攻克元大都並在之後數十年內將蒙古人從富饒的西北、華北、東北三個方向驅逐回了漠北草原。一朝回到解放前，這真的是對明初蒙古人最佳的寫照。既然南下已不現實，那麼在內部人口膨脹的壓力下唯有再次向北拓展了！

整個明代，漠北蒙古在數次嘗試南下失敗後徹底“認命”，由此停滯的北遷得以重新“啟動”。當然蒙古人的北遷只是其釋放人口壓力的極小一部分，大部分的蒙古人湧入的方向還是河套地區所在的漠南地區。蒙古人的南遷背後本質上是明朝初期歷經洪武、永樂兩個時期軍事輝煌後的主動收縮。明朝是古代漢人王朝中少有的沒有控制河套地區的一個。明朝的“讓”，的確讓蒙古人保有了一定的生活基礎不至於再向金末一般在高壓政策中爆發崛起。然而即便北向並非蒙古部落遷徙的主要方向，但到達貝加爾湖畔的蒙古人依舊極大推動了布里亞特蒙古人的成型。

勒拿河

在緩慢融合了三百餘年後，貝加爾湖畔的原始“不裡牙惕”最終於明末（即17世紀初）完成“改造”，成為了與蒙古人無異的布里亞特蒙古人。然而17世紀上半葉的東亞格局是微妙的。彼時歷經兩百餘年發展的大明帝國已暮暮老矣，一副衰敗之相。而反觀以13副鎧甲起兵佔有東北立國的大金（滿清）則猶如當年成吉思汗崛起之前，進取的新生王朝盡展朝氣。另一邊，依然沉醉於昔日蒙古帝國榮耀的蒙古人不僅絲毫沒有危機感還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徹底分化為了衛拉特、漠北、漠南三大部落。而且各大部落內部又細分為了大大小小數十個小部落，一盤散沙之下，蒙古人徹底淪為了刀俎下的魚肉。

林丹汗的敗亡意味著最富有實力的漠南蒙古成為了大清帝國的附庸。而遠在貝加爾湖畔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名義上所屬的漠北蒙古亦在林丹汗敗亡之後主動降清，由此布里亞特蒙古人間接成為了大清帝國的臣民。然而對於遠在貝吉爾湖畔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大清帝國根本無心顧及，此刻入關滅明才是滿人最為首要的目標。然而就在眾勢力紛紛忽視布里亞特蒙古人之際，一個自西向東覓著皮毛生意“氣味”的入侵者毫無徵兆地突然而至。沒錯，它就是沙皇俄國。16世紀末，覆滅西伯利亞汗國的俄國人打開了東進的通道。他們率先襲擾壓迫了葉尼塞河流域的吉爾吉斯人，在遭到吉爾吉斯宗主準噶爾人反擊後，他們明智地選擇繞過葉尼塞河，繼續東進至勒拿河至貝加爾湖一線。於是，沒有強力後盾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毫無意外地陷落於俄國人之手！

西伯利亞密林

歸宿：尼布楚條約下的最終淪喪！

公元1606年（萬曆34年），沙俄哥薩克騎兵出現在了勒拿河-貝加爾湖地區西部邊緣的巴拉賓草原。此後數十年，俄國人深入鞏固了其在額爾齊斯河-葉尼塞河流域的統治地位並先後建立了葉尼塞斯克（萬曆37年）、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崇禎元年）兩座軍事堡壘。有了立足之地，俄國人的東進愈加暢行無阻。崇禎11年（1639年），東進的俄國人完全越過了勒拿河-貝加爾湖地區，他們出現在了東西伯利亞寒冷的密林中並在此建立了著名的城市-雅庫茨克。既然貝加爾湖已如囊中物一般在身後了，那麼俄國人自然不會客氣地放過了。

幾乎與遠東歷史名城雅庫茨克建立的同時，沙皇俄國在勒拿河-貝吉爾湖地區侵略的核心據點-伊爾庫茨克亦在貝加爾湖西岸建立了起來。俄國人的到來自然侵擾到了布里亞特蒙古人的安寧。俄國人的大興土木與對皮毛無節制的掠奪讓布里亞特蒙古人深受其害。崇禎四年（1631年），在俄國南下經略阿爾泰地區受阻後（即遭到衛拉特蒙古準噶爾部的抗擊），他們將目標對準了主要聚居於貝吉爾湖東岸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本就因為俄國人的到來而尖銳的矛盾在俄國發起征服運動後徹底爆發。自1631年起，布里亞特蒙古人開啟了長達25年的艱苦抗俄戰爭。那麼這一才新生的民族能否抵禦得了貪婪的俄國人嗎？

伊爾庫茨克

縱然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血脈，布里亞特蒙古人依然秉承著蒙古民族高昂與不屈的精神。因此自1631年俄國開啟東進征服布里亞特蒙古人的戰爭起，他們便遭到了布里亞特人堅決的抵抗。這種抵抗整整持續了25年，在俄國人殺掉最後一個反俄分子後，被中國史籍記載為“北海”的貝加爾湖周邊地區徹底納入了俄國領土。那麼俄國征服布里亞特蒙古人的過程中，東亞各方勢力又在做什麼呢？首先布里亞特蒙古部落的直系宗主漠北喀爾喀蒙古本就實力不足，在抵禦俄國南下的過程中其完全仰仗了準噶爾部的武力，因此如若要援助，那麼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的。再往南，漠南蒙古因林丹汗的西逃或降清或南下降明，本就名存實亡。唯一能夠有實力的唯有滿清與大明，然而他們卻為爭奪中原進行著一場殊死搏鬥，怎可有心顧及？

不得不說沙皇俄國東進征服布里亞特蒙古人時機完全抓住了東亞歷史大變革下最佳的機遇。至1646年清朝完成入主中原消滅南明主要割據政權時，俄國已經完全掌控了布里亞特蒙古部落，貝加爾湖成為了其龐大領土的一部分。俄國人差的或許只有一個正式的檔案，而這個檔案在四十餘年後悄然到來。1689年，挾雅克薩之戰勝利餘威的大清帝國代表來到了布里亞特蒙古人舊地、先俄國城堡-尼布楚商談中俄東段劃界問題。雅克薩之勝雖然讓大清帝國代表底氣十足，但這份底氣卻不足以挽回貝加爾湖周邊布里亞特蒙古部落的歸屬。最終隨著《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大清帝國在確保東北地區掌控在手的前提下徹底放棄了貝加爾湖畔的領土所有。新生的布里亞特蒙古人最終在大清帝國的坐視下流落他鄉！

中俄尼布楚條約

終章：無可奈何的俄化！

中國歷史典籍有四海之說法，其中貝加爾湖即被古代中國人認為是北海。既然華夏自古便認為貝吉爾湖是東亞文明的一部分，那麼作為大清帝國統治者的康熙帝自然不能繞過中國對北海的情懷。然而情懷最終還是虛的，唯有鐵拳才有說服力，可惜彼時忙於對付崛起東進的準噶爾汗國，大清全無餘力收復“故土”。

大清帝國的不為對沙皇俄國而言是最好的訊息，它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鞏固對貝加爾湖畔的布里亞特蒙古人的控制。當然出於維護其統治並與大清、準噶爾爭奪部落民的需要，它對布里亞特蒙古人保持了一定寬容的政策，比如獎勵叛清叛準的蒙古人、允許布里亞特蒙古人繼續信奉藏傳佛教等。寬容之下，貝加爾湖畔的布里亞特蒙古人雖流落他鄉但文化上依然與蒙古本土保持一致。這一狀況隨著鴉片戰爭大清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開始發生改變。俄國人趁著大清虛弱而南下後進一步加強了對布里亞特蒙古人文化上的控制。隨著禁止隨意出入俄國邊境政策的實行，藏傳佛教在貝加爾湖畔日益衰微。蘇聯建立後，俄國人的同化更是進一步加強。隨著1938年，布里亞特蒙古人改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新蒙文，其血脈中最後一絲傳統被替代。如今在貝吉爾湖畔，傳統的布里亞特人亦寥寥無幾，藏傳佛教、傳統薩滿教等等已如過眼雲煙。信奉東正教的布里亞特蒙古人唯一能讓人們想起他們民族屬性的時候可能唯有節日裡那一身布里亞特袍（即蒙古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