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統治時間比蒙古人長兩倍，或許也要比他們高明兩倍。

這種出乎意料的差別正得益於中國計程車紳階層與其他階層之間的疏離和隔閡，這是與後者之中正逐漸形成的更為致命的革命形式同時產生的。

滿人懷疑文人們都是難以掌控的潛在叛亂者，是真正煽動暴動的人，於是便透過從殘酷刑罰到細微辯據的各種手段迫使他們就範。在刑典中最令人生畏的刑罰便是要處死叛亂的首犯，並株連其九族。有時文人僅僅因為詩行措辭的原因就要被重判並施以這種刑罰。幾件這樣的判例就足以震懾大部分文人，至少能夠防止他們進一步公然鼓吹革命。在這種政策施行兩百年以後，公開聲稱反清的文人便寥寥無幾了。

滿人統治者還施行從長期來看又更加有效的策略，便是對儒家精神的接受和改造。 與之前的明王朝相同，滿人承續了被稱為“理學”的宋代社會和道德哲學學派，並把程頤，特別是朱熹尊為正統的儒學宗師。二者的教義包含對所謂“理”的內在原則以及名為“三綱”的倫理體系的解釋，以臣子對君王、孩子對父親、妻子對丈夫的絕對服從為基礎，從而實現基本的社會和諧。

以上這些和其他一些補足性的道德原則一起被奉為“禮教”或者“名教”,被視為“天經地義”的萬物之基礎。在滿人的統治下，禮教逐漸成為清朝統洽的理論基礎。

從孔子的《春秋》起就被廣泛接受的傳統精神也被削弱滿人堅持主張，試圖推翻那些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並鞏固正統道德體系的外族統治者，從道德層面而言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經過這種改造後的儒家精神，全無孔孟主張的“仁”與“義”的人文精神，是一種與傳統儒家的質的分離。而這種出於統治目的對儒家精神的選擇性借鑑,漢武帝時期便早有先例。

那些一方面受到這種偽儒學精神的蠱惑，另一方面又被滿人的恐怖手段所震怖,變得忠順服從的文人，也因為如此得來的在聲名和錢財上的融賞，而與清政府越走越近。以文人為代表計程車紳階層脫離普通民眾、高商在上，一旦出現反叛和動亂，便會成為當地官員忠誠而可信賴的盟友。

曾國藩也許是當時最為著名的忠於正統的儒家學者，他便是這一階層及其反對革命的道德規範的代表。儒家文人也曾非常相似地蟄伏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從那時起直至清代，只有那些不愚忠於儒家教條的人能夠起身反對外族統治者。歷史上便有佛教徒和回民起義、瑤族和少數民族起義，以及白蓮教和在理教起義。後來前赴後繼領導革命的洪秀全與孫中山都是基督徒，這一點似乎並不只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