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蜀漢景耀六年，曹魏景元四年）11月，蜀漢後主劉禪向曹魏大將鄧艾投降，這個享國43年的三國割據政權滅亡。

劉禪投降了，且在蜀漢大將軍姜維最後的掙扎失敗之後，所謂的蜀漢復國連奢望都不能去想。

所以，在司馬昭的提防下，前往洛陽的劉禪認慫得無比誠懇，以一句“此間樂，不思蜀”讓蜀漢真正成為了歷史的符號。

不過，政權沒了，當地就真能安定和諧了嗎？

蜀漢所佔據的益州和南中地區，因為地理位置的原因，至少在三國時期及以前，和中原地區一直都保持著若有若無的疏離。

更不要說其所轄地區中，少數民族眾多，一向是不太好治理的地區，直到一千多年後的明、清時期，當地很多郡縣都還是羈縻區。

民眾的習慣心理是強大的，突然換了一個政權，相當一部分已經運行了很久的制度要改變，民眾能否甘心接受？

曹魏或晉朝的貴族也需要從這一片新佔領的土地上吸收到足夠的財富，新的壓榨必不可免，民眾是否會順從？

特別是本就在益州根深蒂固的世家大族們，會否挑動民眾叛亂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因此，劉禪的認慫不等於原蜀漢統治地區就一定沒有事了。

為此，司馬昭和司馬炎父子兩人，也為保證原蜀漢統治地區的持續穩定絞盡腦汁。

從歷史記載來看，司馬氏父子在滅蜀漢後的數年間，陸續採用了一些手段，以防止蜀漢地區出現叛亂，其中最有效的，大概有三招。

一：遷移頑固分子出益州，重用妥協分子為官

司馬昭在劉禪投降後的次年，即迅速地安排了新的益州行政長官來管理這一地區，並減少田賦安撫民眾。

除此之外，還將包括劉禪在內的，對蜀漢最忠心的那一部分潛在的不安定分子及其家族，全部遷移到關中、河東地區居住，《華陽國志》中記載：

魏鹹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以東郡袁邵為益州刺史，隴西太守安平牽弘為蜀郡，金城太守天水楊欣為犍為太守。後主既東遷，內移蜀大臣宗預、廖化及諸葛顯等並三萬家於河東及關中，復二十年田租。

上面所點名的隨劉禪遷移的大臣，在司馬昭看來，都是無比忠於蜀漢，會對司馬氏在益州的統治帶來麻煩的頑固分子。

其中，宗預是劉備在荊州時就收攬的屬下，其入益州為官的時間都要上溯到張飛帶兵入川時，後和蔣琬等同一批進入諸葛亮幕府，蜀亡時官拜鎮軍大將軍、兗州刺史，絕對忠於劉禪。

廖化更不用說，他曾在關羽大意失荊州時，被迫到東吳為官，後來不顧艱辛，帶著老母跋山涉水地跑回到劉備身邊，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劉禪主動投降，組織民眾反抗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諸葛顯（諸葛亮曾經的繼子諸葛喬的孫子）以及諸葛京（諸葛瞻之子）等諸葛家族中人，也是必須要遷移的，諸葛亮在益州、南中等地區的威望太高，他的後代留在當地，就是當然的反抗旗幟。

還有如張飛後人家族，劉封后人家族、孟達後人家族等，全部被強行遷移出益州。

以這些家族為首，司馬昭遷移了三萬戶出益州，按照劉禪投降時，獻上的戶籍數量為二十八萬戶計，司馬昭強行遷移了超過百分之十的人口出去。

為了儘快安定當地，劉禪又是主動投降，沒有了舉起屠刀的理由，也只能把這些人都遷移走了。

這種事也有先例，秦始皇滅六國後，就幹過這樣的事，已經算是比較仁慈了。

當然，遷移的過程很辛苦，如宗預和廖化這樣年過七十的老臣，最後都死在遷移的路上。

而對於非頑固派，司馬氏還是非常願意拉攏的，勸說劉禪投降的益州本土大儒樵周，就受封“陽城亭侯，遷騎都尉”。

其餘如羅憲、董厥、樊建等原蜀漢政權中的荊州系降官，願意為司馬氏效勞的，陸續也都得到重任。

董厥、樊建當時直接被司馬昭任命為相國府參軍。蜀漢滅亡時，保住永安不被東吳偷襲得手的羅憲“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

重要的是，在羅憲的舉薦下，蜀漢很多已去世的元老重臣，如費禕、陳祗等人的後代都跑出來做了晉朝的官。

這幫原蜀漢頂級官員家族出身的官二代們的妥協，對司馬氏父子穩固益州、漢中、南中等地區統治的幫助相當大。

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人士也是羅憲舉薦的，就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襄陽記》中記載：

四年三月，（羅憲）從帝宴於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邪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鹹顯於世。

如此，頑固分子遷移出益州，妥協分子收納為官，至少在原蜀漢政權中，來自上層的麻煩，被司馬氏父子消弭的乾乾淨淨。

二：禁止修繕成都破舊的城牆‍

益州的精華在成都平原，成都當然就是原蜀漢政權當然的中心。

古代的城防主要依靠高大堅固的城牆，根據歷史記載，在蜀漢滅亡之前，成都的城牆比較大的一次修繕是在公元前316年至317年時的東周時期。

當時，巴、蜀地區被秦國派大將司馬錯兼併，然後，司馬錯和張儀分別修繕過一次成都城牆。

此後的五百多年間，因蜀中並不是天下爭奪的中心地區，戰亂較少，成都的城牆就一直沒怎麼大規模修繕過。

所以，成都雖然是益州的絕對核心城市，但城市防禦是比較虛弱的。

這也是劉璋、劉禪分別在敵人大軍到來後，沒有選擇死守的主因之一。

蜀漢滅亡後，司馬氏沒有留太多軍隊在益州，為了出現反叛時，能讓有限的守在益州的軍隊能儘快平叛，司馬氏禁止地方官員修繕成都的城牆。

西晉泰始元年春，司馬昭委任的益州刺史袁邵，就因自行修繕成都的城牆被司馬炎免職，並召回洛陽治罪。

當時，蜀漢舊臣常忌還幫袁邵說情，《華陽國志》記載：

大同後，刺史邵坐治城被徵。忌詣洛陳訴：“遠國初附，君民始結，不宜改易。”又表：“脩治城池，居安思危，邊將常職。”

司馬炎認為常忌說得有道理：“事皆中情”，給他升了官，但城牆還是不準修，袁邵照樣治罪。

後來成漢政權的李雄，能快速地打下成都建立政權，也和司馬氏不允許修繕城牆有關，不過這是後話了，至少在司馬昭和司馬炎執政時期，成都城牆是不準修的。

三：分治原蜀漢地區，司馬炎將其一分為三‍‍‍

益州的行政範圍經過多次變遷，至蜀漢滅亡前後，歸屬益州刺史管轄的範圍很廣，包括南中和漢中等，都在益州刺史的管轄範圍內。

這顯然不利於中央朝廷治理，要是益州刺史有什麼反叛的心思，憑藉其直轄的廣大地域，有地有兵有糧，守住漢中和永安，馬上就能再出一個蜀漢政權。

特別是出了袁邵擅自修繕成都城牆這事後，司馬炎就更擔心了，於是，在他登基稱帝后，馬上就分割益州，根據《晉書·地理志》中的記載：

及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原南中地區）。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

這個措施就是為了防範派去鎮守原蜀漢地區的地方官員自立，害怕給他們管理的領地太大了，時間長了尾大不掉，乾脆分割掉。

綜上所述，為保證原蜀漢政權所轄領地的安穩，司馬昭和司馬炎父子想了不少辦法，甚至都不允許修繕成都的城牆。

這些辦法應該來說還是比較有效果的，如果，晉朝的統治能穩定下去，益州也不會出什麼大亂子。

但讓司馬昭和司馬炎想不到的是，危機來得太快，晉朝在司馬炎死後，馬上搞出個“八王之亂”。

由此帶來了天下大亂，而益州地區，這個最容易搞割據的地區，終於還是出了亂子。

西晉太安元年（公元302年）十二月，李特、李雄父子叛亂，至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月，益州全境就被李雄佔據，並建立了新的割據政權成漢。

參考文獻：《三國志》《晉書》《華陽國志》《襄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