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紛爭不休的南北朝時代，北方曾由一度強大的北魏短暫統一。它的前身代國，在一度被滅後，趁淝水之戰後前秦的迅速瓦解而復國。幾位君主勵精圖治，重新將北方歸於一統，結束了中原混戰的局面。歷代君主一直致力維持多民族下安寧、穩定的局面，但叛亂和起義時有發生。
我們在一些電視劇如《楚喬傳》中，可能聽過“宗主”這樣的詞，而大大小小宗主治下維持的統一局面曾伴隨了北魏很長時間。對於北魏來說，這項制度並沒有明確的確立時間，它擺脫不掉前朝的影響，沒有凝聚力，恰恰多了些離心力，即使在孝文帝廢除這項制度，直至王朝覆亡後幾十年，影響依然沒有徹底消除。那麼，在塢壁的發展基礎上盛行的宗主督護制，為什麼會被保留這麼長時間？影響為什麼會這樣深遠？本文嘗試做一探討。
一、起源：沿襲漢代、西晉，塢壁林立宗主督護制，並非北魏一朝專有，它實質是以宗主身份實行宗族管理，在自己的私屬領地，不僅可以有私人武裝，還有一定財權，早期以同氏族居多。他們因為血脈聯絡而聚在一起，築起小型城堡一樣的堡壘，塢壁，共同守衛自己的家園。這種風氣的產生，由來已久，最早要追溯到漢朝以及三國時代。
由於戰爭連續不斷，三國時期的著籍人口下降到不足800萬，但有部分人口成為了豪強的蔭附者，並且產生大量流民逃亡脫籍。在史料中，我們能看到有一些能夠庇護子民，保護他們不受戰爭侵襲的組織在不斷髮展，如塢、壁、壘、營在當時成為風氣。這些組織可以保衛財產，如《三國志·魏書·董卓傳》記載，董卓就曾築郿塢，其城高與長安城相等，藏有三十年的糧食，兩、三萬金黃金，八、九萬斤白銀，錦繡珠寶，不可計數。
也可以對抗農民起義，安穩地方，躲避戰火，比如譙郡許褚、北平田疇、天水楊阜，都有糾集宗族築壘自保的做法。後來，這些塢壁組織的塢主和居民之間慢慢建立了一種牢固的蔭附關係，大量遷移的流民，被迫接受塢主的庇護，而這個組織集中的領導者就是族中最有威望的人，成為宗主，原有的基層鄉里組織已經逐漸瓦解消亡了。
西晉建立以後，晉武帝司馬炎的做法也鮮明地表現了士族門閥的利益，他立即頒佈了一道詔令，承認以往蔭附關係的合法性，支援公卿百官獲得蔭附人口的特權。《晉書·食貨志》記載：
“及平吳之後又制戶調之式。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
西晉以來對世家豪強的優待，在客觀上維護了統治的穩定，形成了一種新的基層組織形式。到了五胡十六國時期，一些胡人的首領也因為急需控制居民，徵收賦稅，征伐徭役，所以，也就延續了以前宗主、塢主代行鄉里職能的辦法，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宗主。宗主們修建的塢壁一時間遍及中原，據《晉書》記載，後趙石勒時期，新興、雁門、西河等地有”壘壁三百餘處“；前燕時，”冀州郡縣堡壁百餘，眾至十餘萬“；前秦時，三輔地區有”堡壁三千餘所“。
可見這種現象的普遍，到了北魏初建時，面臨著茫茫多的塢壁，國家也只有實行緩和妥協的政策，在法令上予以承認，在政治上尋求和豪強的合作。
二、發展：收容蔭附人口，幫助北魏穩定局勢《魏書·食貨志》曾記載：“魏初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可見，宗主督護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是，北魏統治者依然在形式上承認它，並保留了七十餘年，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宗主督護可以緩和朝廷和地方豪強的矛盾。北魏興建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對中原實行了一種武力征服和掠奪的政策，並建設軍鎮武力震懾漢族士人。而後來，由於中原地區反抗激烈，統治者發現還是需要獲得當地強宗大族勢力的支援，消除他們的抵抗情緒，和他們合作鎮壓中原人民起義。《魏書·薛辯傳附薛初古拔傳》就記載了薛初古拔率領宗族配合太武皇帝鎮壓蓋吳起義的事件：
“真君中（440-451年），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斷二冠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北魏的各族起義形式。迫使官府不得不依靠宗族勢力
後來，明元帝永興五年（413年），皇帝接受了漢族士人的建議，大赦天下，承認各地宗主的政治經濟特權。於是，中原許多地區的漢族士人，也紛紛對北魏朝廷轉變抵抗的態度，幫助北魏實行“文治”，加速了漢化的程序。宗主督護在客觀上有助於北魏實現統一。
第二、北魏統治者承認現狀，在草原遊牧地區和中原漢族聚集區實行兩套管理辦法。和之前許多入主中原的民族一樣，北魏帶有鮮卑人部落性的傳統。他們在一開始，也是在“自然進化”，將草原原有的遊牧部落，限定在一個範圍內繼續從事遊牧，並不強制農耕，實行的是一種領民酋長制度，而對中原的漢族聚集區，實行羈縻政策以圖控制，並未在全國範圍實施，維持了統一安定的局面。
這一點在《魏書·官氏志》中有所體現。太和十九年，孝文帝曾深有感慨地說：“代人諸胄，先無姓族，雖無功賢之胤，混然未分。故官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可見由於封建化程序並不徹底，遊牧部落，代人先祖未能向中原一樣建立強大的宗法制度，反而日漸衰落，以至於“八國姓族難分”，北魏朝廷想要“辨其宗黨，品舉才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由於鮮卑民族和羈縻地區制度上的差異，北魏在一開始並不完全依賴中原地區賦稅，統治重心又偏北方，封建程序並未徹底，部落納貢和軍事掠奪也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對中原地區的現狀尚能接受。隨著北魏開疆拓土，疆域擴大，原先試行宗主督護的今山西、河北地區範圍逐漸擴大到山東、河南等地，宗主督護成為了北魏統治者順應現狀的自然選擇，我們從之前《魏書》中“唯立宗主督護”一句中，可以看到執政者的務實態度。
三、孝文的嘗試：鏟塢壁，廢督護，增加帝國凝聚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北魏統治者發現宗主督護帶來維持的安定局面很短暫，朝廷和宗主豪強之間爭奪賦稅和人口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了。隨著地盤的逐漸擴大，北魏鮮卑貴族必須深入漢族士人聚集區實行統治，原有方式已經不再適合。其矛盾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宗主不由國家行政機構任命，並不嚴格受地方管轄。這些大小宗主根據封建宗法嫡長制原則一代代傳承下去，有些宗主還可以兼任郡守、縣令。這些宗主的私屬領地形同割據勢力。每個塢壁儼然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有首領、有秩序、有土地、有耕種，也有私兵，他們也非常團結，為宗族的榮譽和利益而戰。道武帝時期，曾經發生過許多次官兵與塢壁之間的爭端，宗族與朝廷為敵的局面已經形成，而且很難對付。地方豪強的勢力惡性膨脹勢必會危及統治者的利益。
第二、原有的賦稅制度“九品差調法”已經行不通，財政收入越來越少。九品差調法，就是把當時塢壁，和那些零零散散的自然戶都算入賦調範圍，分成九品，確定不同的定額，來徵收賦調。這九品依據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等的品級按次序排列。朝廷規定了一個平均賦調定額，每一品在平均定額的基礎上進行運算，確定本品的定額。其平均定額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朝廷賦調，規定為：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第二部分為州府外加，規定為帛一匹二丈。
表面看，上上戶的定額要比下下戶的定額高出五倍，負擔重一些，下下戶則輕得多。但是實際情況呢？由於塢壁和朝廷的對抗，朝廷根本無法統計塢壁內究竟有多少隱藏人口，有可能一戶有幾千幾萬人，而下等小戶，往往都是三、五的自耕農，在制度特權下，宗主完全可以採取種種方法去逃脫賦調，並縱富督貧，避強侵弱，把一切負擔轉嫁到貧苦的自耕農身上。
北魏的歷代君王，從明元帝、文成帝到後來的孝文帝，一直試圖限制宗主庇護勢力的無限膨脹，但收效甚微。但孝文帝拓跋巨集在位時，情形完全不同了。他放眼望去，茫茫大魏疆土，被大大小小的塢壁堡壘分割，心如何不刺痛！於是從太和十年（公元486年）開始，他主持進行了一次比較深入的變革，用“三長制”代替宗主督護制。其具體措施為：
“五家立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長取鄉人強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複復征戍，餘若民。三載亡愆則陟用，陟之一等。
孝文帝的這一舉措，重建起了系統的基層鄉里組織，鮮卑族階級成分發生變化，佔領良田的貴族成為了中原的封建領主，影響深遠，實在是歷史的進步。此外，他仿照漢制建了比較完善的官員考核制度，實行了官員薪俸制度，以前的宗主在自己的領地管理家族事務，現在有了官員的身份，領了薪水，其性質發生了轉變，並且有考核獎勵機制，三年沒有大的過錯就可以升官，這些措施實是加強了朝廷對地方的控制，也為國家停滯不前的發展現狀注入了一池活水。
四、歷史，在進步倒退中徘徊：宗主督護的影響，完全消失了嗎？隨著北魏封建化程序的加快，宗主督護制已經作古，但其影響力卻並沒有完全消散。孝文帝的改革必然觸犯大多數宗族的利益，所以也必然有適度妥協，並依靠一些有遠見卓識的宗主才能切實地執行下去。所以在上述名臣李衝“長取鄉人強謹者”的話，強可以理解為勢力強，謹可以理解為聽話，願意合作。大多數宗主完全可以變成新制度下的三長，還可以按三年無大過可以升遷的標準一路升官，真正被瓦解的是一些比較弱小的宗族勢力。也正是這樣，在北魏擔任高官的大族們一開始紛紛反對改革，但不久後就樂於接受了新的身份，於是海晏河清，社會並未引起多大的動亂。
而那些曾擔任高官，依靠宗族雄霸一方的勢力，不僅在北魏末年仍然堅挺不衰，直到六七十年後，還依然存在。《北史·李靈附李元忠傳》就記載：
“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
此時距離孝文改革已經過去了四十年，但李元忠的宗族勢力依然強大，盜賊聽到李元忠大名，無人敢犯。而青徐地區，依然保留著濃厚的尚武習氣，以至於一個多世紀後的隋唐時期，農民起義的首領也有不少來自這裡。
結語：宗主督護制在北朝大約盛行了兩個世紀，這種能令帝國解體的隱患看似不合理，其實它的產生和形成有著客觀的社會和政治原因。了解了這些，我們便能理解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分裂割據的一些重要因素。歷史在這裡，走完了一個逐漸由貴族政治向中央集權過渡的過程，而往往沒落的一股力量，勢必要阻礙潮流，經歷激烈的反撲和衝突。
北魏君主在過渡時期面臨重重社會矛盾所採取的措施，主動踐行改革以求延續，雖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宗主制帶來的消極影響，但縱觀歷史，每逢變革必然導致社會各階層利益的大洗牌，打破“強侵弱忍”而造成的約定俗成的”慣性規則“，由此引發種種陣痛，哪位改革家又能真正實施的周密而無漏洞呢？所以，北魏的幾任賢明的君主，在不同時期社會矛盾的處理上，都有其值得稱道之處，為後世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鑑的良好模板。
參考資料：
《魏書·食貨志》、《魏書·李衝傳》、《魏書·高祖紀上》《北史·李靈傳附李元忠傳》《晉書·慕容儶載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