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親是中國古代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含義十分廣泛。

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

不過，本文中的和親，特指兩國締結姻親，即“政治婚姻”。

坦誠說，政治意味深厚的和親，對我國多民族大一統國家的形成，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不過在明朝，官方一直奉行“不和親”政策。但是，在明朝史籍中，“和親”一詞卻頻頻出現，尤其是土木之變前後，狀況更加明顯。

為什麼明朝一再重申“不和親”？我們就以曾嚮明朝主動提出“和親”的也先為例，跟大家簡單聊聊。

一、也先的兩次“和親”要求概述

史書記載，也先一共提出過兩次和親要求。

也先（？—1455），第二十八代蒙古大汗

第一次是在通事達官千戶馬清、馬雲奉命出使瓦剌時。“也先求其子結淵於帝室，通使皆私許，也先進馬為聘儀，朝廷不知也，答詔無需婚意，也先愧怒。”這與《明英宗實錄》中馬清、馬雲曾“許也先細樂妓女，又許與中國結親”的記載基本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派往蒙古的使臣們，為了個人身家性命，通常都會極力討好以也先為首的蒙古貴族，可謂“索無不許”；但返回明朝後，又不敢向皇帝上奏。由此可見，明朝使者私自許諾與也先和親，更像是為了保證自己“能活著回來”而說的“權宜之語”。

蒙古國歷史劇《群王時代》裡的明朝使臣

于謙綜合各方情報，得知“使臣馬清、馬雲曾許賊首也先討笙簫細樂會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也先與中國和親”後，頗為震怒。

他嚴厲痛斥二人“止知貪利以肥家，不思屈節而辱國，於虜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儀之大節全不暖顧，及回還覆命，又復駕捏虛詞，誇大張皇，肆為欺罔，甚至透漏訊息，而陰結虜人，妄報根腳而希求升賞，以致賊房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日之禍”，並要求對他們嚴加勘問，予以重懲。

于謙（1398—1457），字廷益，號節庵

也先的第二次和親要求，提出於“土木之變”後。儘管也先取得了巨大勝利，但他一直對被俘的明英宗尊敬有加，並表達了將妹妹嫁給明英宗的意願。

在明英宗傳給明廷的口信中，他自己也承認“也先欲將其妹與我結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明史·胡仲倫傳》也說“會上皇（明英宗）北狩，也先欲妻以妹”。

關於也先將妹妹嫁給明英宗一事，能否看做是嚴格意義上的和親，還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英宗被俘，“只能做”明廷“名義上的太上皇”，但並不影響其地位。因此也先認為，無論是厚待這位“太上皇”，還是將妹妹嫁給他，都是在未來（即英宗回朝“重做天子”後）得到貢市、賞賜等一系列實際好處。

《大明風華》中的明英宗形象

實際上，明朝君臣們，也承認也先這一提議屬於和親。御史朱鑑上書景泰帝時就提到，“也先奸詭百端，殺掠無已。復假和親，以送駕為名，覬得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其謀既深，我慮宜遠。”景泰帝“嘉納之”。朱鑑將也先嫁妹的提議視為“和親”，景泰帝也沒有提出異議

二、為什麼也先主動提出“和親”

作為瓦刺部乃至整個蒙古諸部的傑出首領的也先，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在土木之變前後與明交涉中，始終佔有絕對主動權。

土木之變

但之所以提出與明朝“和親”，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

1）獲取更多的實際利益

對於少數民族政權而言，不管是以西漢前期為代表的“被迫和親”還是唐朝前期的“主動聯姻”，絕不僅僅是“少數民族首領娶一位中原妻子”那麼簡單。

透過和親，少數民族政權不僅可以獲得諸如金銀細軟、綾羅綢緞、五穀食物等當地嚴重缺乏的物產，還可以得到源自中原王朝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方式。

譬如在昭君出塞時的和親團隊中，就有不少技藝高超的手工業者。他們不僅為北方遊牧民族帶去了諸如鐵器、金銀器皿的鑄造以及紡織品製造等生產技藝，極大推動了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昭君出塞

在也先統治時期，蒙古諸部尚未熟練掌握金銀器以及鐵器的鑄造技藝。實際上，直到近一百年之後的俺答汗時期，他們才基本掌握了金銀器和鐵器的鑄造技藝。對於和親所能帶來的巨大物質財富，也先可謂心知肚明。

2）為奪取大汗之位服務

對於非“黃金家族後裔”的也先而言，當蒙古大汗，可謂“名不正言不順”。儘管他在土木之變後，掌握著瓦刺乃至整個蒙古的最高實際權力，可鑑於黃金家族在蒙古各部的巨大威望，也先不得不在名義上仍臣服於“正統大汗”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 （1416—1452），蒙古帝國第26位大汗，愛猷識理達臘曾孫

實際上，也先根本就沒有奪取大都（北京）乃至入主中原的打算，俘虜明英宗完全是他“意外的收穫”。他南下入侵明朝的根本目的，就是“搶劫”。在俘虜明英宗後，也先的當務之急是儲存實力，以便有足夠的本錢，和脫脫不花爭奪大汗之位。

關於這一點，明朝史學家們可謂“心有靈犀”。 “英宗之得歸，燕都之不陷，不但於少保（于謙）之功，亦因也先謀圖普花（脫脫不花），思結好於中國。精神之注射，在彼不在此也。”

蒙古騎兵：我們只是來打劫！

因此，也先在北京城下遭到于謙指揮的守軍抵抗後，並沒有多做停留和消耗，很快便返回草原。與英宗和親，也是其“遠交近攻”的手段之一。他甚至威脅明廷，“今送上皇回京，若不得正位，雖五年十年，務要仇殺”。

3）順應民意

實際上，在俘虜明英宗後，很多蒙古首領就主張與明朝講和。譬如其麾下重臣阿剌知院，就曾對部下完者脫歡就說：“凡我下人，皆欲講和。如朝廷不信，留我一人為質。”

另外，常年的對外征戰，也讓蒙古普通百姓們產生了厭戰情緒。據明朝史料記載，當明朝使臣李實與瓦刺商談議和事宜時，許多蒙古百姓“聞為議和使臣，皆舉手加額，欣幸其來”。

蒙古商隊：別打仗了，還是一起做買賣吧

一言概之，倘若和親成功，蒙古諸部不僅能獲得巨大的物質利益，也先本人還能增加政治資本，草原遊牧地區的生產力也能得到充足發展，可謂“百利無一害。

三、明朝為什麼拒絕“和親”？

1） 根深蒂固的“華夷之辯”觀念

流傳千年的“華夷之辯”觀念，一直是中原王朝對外交往和處理民族問題的重要指導思想，甚至延伸到處理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上。而“華夷之辯”的核心要點，就是尊“華（華夏族）貶“夷（蠻、戎、狄等少數民族），如《論語》中就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隨著時間的推移，以“華夷之辨”、“夏夷之防”“、“用夏變夷”等為代表的“民族觀點”，被歷朝歷代所沿用並“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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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將“華夷之辯”發揚光大的第一人，是著名的江南大儒方孝孺

明朝在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統治後，儘管一度重用蒙古人入朝為官，但明朝漢族君臣士大夫們骨子裡的華夷觀念，依然根深蒂固；再加上進入明朝中期，蒙古諸部對明朝邊境頻繁的擄掠侵擾，讓官方頗為頭疼卻又束手無策。因此，“華夷之辯”有了更大的市場。

至於帶著強烈政治意味的“和親”，是明朝知識分子們萬萬不能接受的。譬如明朝大臣王廷相認為，“我朝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

2）景泰帝和于謙等人的強硬態度

英宗被俘，舉朝震驚，皇弟朱祁鈺臨危受命，是為景泰帝。以景泰帝為首的統治階層，任命強硬派的于謙，全面部署保衛北京的相關事宜。

深為景泰帝所倚重的于謙毫不含糊。當也先挾英宗令守城將領開城迎接時，于謙指示各守城將領“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直到迫於滿朝文武主張營救英宗的輿論壓力，才派出品級相當低的官員赴瓦刺議和。因此，“和親”一事根本無從談起。

《大明風華》中的景泰帝

景泰帝對瓦刺之所以如此強硬，首當其衝便是“吸取了教訓”。明英宗在位時，堅持“馭戎之道撫綏為先”的原則，使得邊防鬆懈、軍紀廢弛，終於釀成了土木之變的慘劇。

因此，景泰帝一即位，便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民族政策。除了為營救英宗外，他從未向瓦刺派遣過使臣；而明英宗被放回後，更堅定了其“欲絕瓦剌”之心，一再強調與“與虜往來，非朕本心不允所請”。

當然，除了“骨子裡”的強硬外，他也害怕英宗返回北京後“搶奪帝位”。譬如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周敘，曾向景泰帝提出與瓦剩“結好和親”的建議，但他根本不予理會。

不過，景泰帝還是“沒躲過”....

實際上，不僅是瓦剌，對於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主動“聯絡”，景泰帝也統統予以拒絕。如景泰三年（1452年），哈密王遣使到明朝請求授官，景泰帝以哈密王雖“世受國恩，乃敢交通瓦剌，今雖歸款，心猶譎詐，若加官秩，賞出無名”為由，予以駁回。

3）明英宗的忌憚

作為一國之君的明英宗比誰都清楚，“稀裡糊塗”地成了也先的俘虜，這對於國家乃至而言，都是奇恥大辱。譬如在他即將到達北京時，對大臣們說，“朕辱國喪師，有玷宗廟，有何面見爾群臣？”

《大明風華》裡的也先形象

另外，儘管也先及其他蒙古上層對他都較為客氣，生活品質也說得過去，但是他渴望回到故土的願望，一直十分強烈，這從其“頻繁遭使回京”的細節中，就能窺知一二。考慮到明朝政府對瓦剌強硬的態度，倘若英宗擅自同意和親，迴歸故土乃至重登皇位的願望，就無法實現了。

更何況，英宗不會不清楚，一旦同意了也先提出的“和親”要求，史家們必然將其塑造成如同劉禪一樣“樂不思蜀”的亡國之君，成為後世嘲諷的物件。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當也先向明英宗提出和親要求時，只能得到否定的反饋。

當然，儘管明朝與瓦剌的和親以失敗告終，但並沒有阻礙雙方經濟文化往來。儘管官方的聯絡不多，但大規模的互市貿易已初具規模。英宗復位後，第一時間便做出了“遣使如統中故事”的決定。

等到了隆慶和議後，明蒙關係和互市貿易的發展，達到了新高度。

商業，讓彼此更親近

儘管雙方的和親一直沒能實現，但交流和融合的大勢，已經無法阻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