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十六年前的回憶》這兩篇課文是八零九零最熟悉的，這兩篇文章在還原革命先烈李大釗遇害的具體細節的同時，也將一個慈愛與嚴厲並存的父親形象刻畫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

這兩篇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人：李大釗長女李星華。

李星華之所以能比其他兄弟姐妹更清楚父親遇害的具體細節，是因為當時年已16的她曾與父親一起被捕。

李星華自小是個懂事的孩子，她自幼學習刻苦且經常幫助母親料理家事，所以，父親被捕時，她雖年歲不大，卻明顯有些懂事了。

被抓進女子監獄十多天後，李星華和母親還有弟妹一起在法庭上再次見到了父親。當時的李星華全身充滿了戒備，當法官問向父親“她（李星華）是不是你最大的孩子”時，不等父親說話，她便機警地搶答道：“我是他最大的孩子！”

李星華這樣做，是因為她怕父親供出正在外地的哥哥李葆華。李大釗聽到這話時也迅速反應過來了，他很淡定地順著女兒的話說：“是，她是我最大的孩子。”

之後，李大釗很淡定地對法官說：“我的妻子只是個鄉下女子，我的孩子還小，他們什麼也不懂，我的事情和他們無關。”

說完這話後，李大釗用眼睛望了望妻子和孩子們。這一眼，竟成了他們夫妻、父女互望的最後一望。

李星華與父親李大釗

第二天，李星華和母親還有弟妹便被釋放了，回家後，他們才從上街回來的舅姥爺那裡聽到父親遇害的噩耗。

聽到噩耗後，悲痛欲絕的李星華母親趙紉蘭當即昏倒在了床上。李星華也怎麼都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父親一直是他們的天，如今，天塌了，這可如何是好。

眼見母親因悲傷過度幾次昏倒，李星華心急如焚，她知道，此時根本不是她沉浸在痛苦裡的時刻：弟妹還小，母親身體也不好，哥哥不在身邊，作為家裡長女的她必須擔起這個家的責任來。

“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甦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

李大釗去世後其家人的慘狀遠不止如此，實際上，因為李大釗把自己的錢財全用在支援革命和資助學生上了，所以他去世時，家裡竟只剩下一元錢。

因為李家早已家徒四壁，所以最後，連李大釗的棺材都是蔣夢麟等湊錢買下。李大釗遺體被裝殮後，其靈柩便一直被停放在下斜街長椿寺移增妙光閣浙寺。

這一停放，竟就是六年。

因警察勒令李大釗家屬限期離境，李星華不得不跟著母親帶著弟妹啟程回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

李星華是多麼不想離開北平啊， 這裡有他的父親，有她的學業……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已由不得他們了。

離開時，李星華努力沒讓自己哭出來。可是，在五歲的弟弟李光華天真地問“姐姐，我們什麼時候能回來”，她還是忍不住落淚了。什麼時候能回來？誰知道呢？

孤兒寡母拎著行李出城時，趙紉蘭一直在不斷念叨：葆華現在在哪裡?

聽到母親這唸叨，李星華心裡更加刀絞一般疼痛了，對啊，父親遇難，哥哥李葆華是最危險的，當局遲早會知道他是李大釗最大的兒子，到那時……

想到這兒，李星華不禁後背一陣發涼。但嘴上，她卻不斷地安慰母親說：“他看到報上的訊息（李大釗遇害）定會藏好的，你就放心吧！”

李星華安慰母親的話最後竟然成了真：她的哥哥李葆華竟在看到報紙上的相關後，迅速找到了地方藏匿，他先是藏在周作人位於西城區八道灣11號的家裡，後來，又輾轉化名“楊震”前往日本留學了。

1928年1月，李葆華考取了東京高等師範理化系。之後，他還在革命黨的幫助下改辦了官費，這樣一來，他每月可領到六七十元銀洋。

這也就意味著，李葆華不僅安全了，而且各方面都有了保障了。

可與李葆華此時的境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回到老家河北大黑坨村的李星華母女的處境卻相當淒涼。

原本，李星華以為，回到老家後，母親就不會那樣想念父親了，可事實讓她失望了：回來後，她依舊經常因為思念父親整夜哭泣。這樣一來，她的身子自然越來越差了。

母親身體變差後，照顧一大家子的重任自然也落到她身上了。每每夜深人靜，想到此時自己的同學正在明亮的教室裡學習，她的心裡就一陣酸楚。

知女莫若母，李星華心裡怎麼想的，趙紉蘭怎會不知呢？只是，眼下的境況，她也沒有任何法子。

1928年的一日，趙紉蘭在女兒外出收拾房間時，在一個小抽屜裡發現了女兒的一本小本子，那本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全是女兒手寫的文字， 趙紉蘭看著女兒娟秀的字型陷入了沉思。她知道，這是女兒趁著晚上休息時偷偷自學的內容。

長嘆了一口氣後，她小心翼翼地重新將那個小本子放回了抽屜。

之後不久的一天，知道兒子李葆華得到周作人照顧的趙紉蘭懷著極複雜的心情把女兒叫到了床邊道：“星兒，你停學這麼久了，也不是事，你爸生前就囑咐要讓你們多讀書。要不，我們去求求人？”

李星華聽了這話後當即愣住了，半晌後，她有些遲疑地道：“我們欠了好多人恩情了……”趙紉蘭聽了女兒這話自然又是一陣嘆息。

這次談話後，李星華想了很久，她最終同意了母親的意見：她太想上學了。

不久，在北京的周作人收到了一封以趙紉蘭名義寄來的書信，上面寫著：

“作人先生：去年事後，先生諸多分心。小兒葆華又蒙府上款待，如是之恩，何日能報!……小兒等不得不廢學，一時想起，甚為觸心。鄉間生活雖屬有限，但大有不能維持之勢，左右思之。無何教濟。先生為昔者先生之至友，故教懇先生謀一法，以教兒女之教育,家人之生活……”

趙紉蘭的信被送達時，正是北京白色恐怖最嚴重之時，張作霖當時正在北京瘋狂屠殺革命黨。所以，面對昔日革命黨家屬這樣一封求助信，他當時也有些後怕。

但周作人歷來是個講情義的人，何況他一直與李大釗交好。所以，他在收到信後第一時間把李大釗家人的悲苦境況告知了北大的友人。

1931年夏天，在周作人等的幫助下，李星華、李炎華回到北京，她們分別進入孔德學校的初中部、小學部讀書。

李星華與弟弟妹妹

而李星華則在第二年順利升入了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這期間的她開始在父親朋友幫助下勤工儉學，她當時最常做的就是給學校刻印法文講義蠟板，她靠這些補貼一些生活費用。

父親被害的第五年，李星華參加了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她開始和父親一樣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做了地下黨。

1933年，日軍侵犯河北山海關，得知訊息後的李星華再也睡不著了，她生怕身為李大釗妻子的母親和弟弟會有生命危險。

最終，趙紉蘭在女兒李星華的勸說下回到了北京。當年4月23日，已停靈六年的李大釗遺體被葬入了香山萬安公墓。可讓她怎麼也沒想到的是，本就身體虛弱的母親竟在父親下葬一個月後就匆匆拋下他們走了。

這一年，李星華22歲，因為哥哥李葆華不在身邊，她成了家裡所有弟妹的唯一依靠。“長姐如母”，從那時起，她真的就充當了弟弟妹妹們的“母親”了。

父母下葬那年的暑假，李星華升入孔德學院社會科學系。因為曾中途休學的緣故，她成了班裡年紀最大的學生。

1935年12月，李星華參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行到此，她的革命之路已經完全和父親重合了。第二年，即李星華25歲那年，她與文學奇才賈芝結婚了。

1940年，李星華在幾經周折後到達了丈夫工作的革命根據地：陝北延安。完成延安魯藝文學系的學習後，她便留在了延安中學教書。

延安的生活很苦，延安的教學更苦。當時的延安中學沒有自己語文課本，於是李星華就自己動手編寫課本。為了儘快讓孩子們有課本，她夜以繼日地在煤油燈下編寫。

課本好容易編出來後，李星華又犯難了：教室、課桌怎麼辦呢？最後，他們只得以土窯洞為教室，同學們自己的小凳子、小馬紮為椅子板凳。

誰能想到，當時中國培養下一代的條件會如此艱難呢，可學習條件的簡陋絲毫沒有降低老師和學生的學習熱情。

根據李星華後來的學生賈珂敏的回憶，在李星華老師的帶領下，學生的學習熱情空前高漲，幾乎每個學生都勁頭十足。

為了讓這些孩子多學些知識，李星華經常給學生加班補課，賈珂敏說：

“班上的同學也有從地方上來的工農幹部……由於他們的程度不齊，她就經常花很多時間幫助學習吃力的同學補課，有時常常加班到深夜。”

冬天的延安很冷，這裡的冬天除了有刺骨寒風外還經常下大雪，這樣天氣裡要在沒有火的窯洞上課，實不是一件易事，可李星華卻在期間創下過從不缺課的記錄。

李星華給學生批閱作業總是極其嚴謹認真，有時候，有的學生的作業本上竟會出現“批註紅字比作業還多”的情況。

因為批改作業太過認真細緻，所以她的學生們夜間經過她窗臺時，總能看到她在小小油燈下伏案批改學生作業。

回到北京後，李星華便一直留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教書。

李星華的學生髮現，每次上課講到魯迅時，這個叫“李星華”的老師眼裡總是閃著光，她總能很深入地解讀魯迅的作品。

她的學生肖鳳曾在回憶李星華老師講魯迅時津津有味地說：

“當李星華老師給我們講述魯迅先生和他的作品時，總是很投入，很激動。她有時候會從椅子上站起來講，或者乾脆走下講臺，在學生們的位子中間走著講。”

當時的那些學生並不知道，李星華之所以能如此，除了因為她和父親都曾是革命者之外，還因為：魯迅曾經給過自己父親幫助。

原來，李大釗停靈六年再下葬時，曾經公開進行了社會募捐，此間，身體已不特別好且一直和李大釗政見不合的魯迅竟給李家捐贈了50元。

李星華是個感恩的人，有了這次的淵源後，她自然對魯迅充滿了感恩。所以，每次在課堂上解讀魯迅作品時，她總是分外仔細用心。有一次，學生們在上課時，她還突然告訴學生，你們知道魯迅那句“俯首甘為孺子牛”裡的“孺子”是什麼嗎？學生答不知道後，她緩緩道：孺子就是像你們一樣的孩子啊！完了之後，她還補充說：“魯迅先生對中國的一切都懷有極大的愛和關懷！”

成為一名老師後，李星華完全把教書育人、為國家培養優秀下一代作為了終生目標。和父親一樣，每次學生有難題，她總會想辦法幫助。若有學生遇到人生抉擇前來請教，她也總能給出最好的建議。

一次，臨近畢業時，學生肖鳳為自己是否選擇留學學化學還是留在國內學文學苦惱。聽了肖鳳的敘述後，李星華輕輕問道：“那你心裡最喜歡的是什麼？”聽到她的回答是“文學”後，她想了想後對學生說：

“那你就堅定地選擇文學專業。學好了文學專業，一樣為祖國服務，與地質專業、航空專業、建築專業、物理專業（當時熱門）等等沒有差別。你看，像魯迅先生這樣的作家，為民族、為革命所做的貢獻，與傑出的科學家相比，並不遜色。你不要顧慮同學們的議論，要堅持你自己的愛好和特長。我支援你。”

最終，肖鳳在老師的建議下選擇了文學，後來，她也如願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文學家。

和李大釗當年一樣，不管在哪兒，李星華都一直過著艱苦樸素的日子。去過她在北師大女附中宿舍樓的人曾這樣描述她當時的住所：

“她拉著我的手，讓我坐在她的床上，她也在床上坐下。這間房子的面積很小，除去放了一張床外，還有一把椅子，一個兩屜小書桌。”

從當時她學生的描述來看，她住所之簡陋是令人吃驚的，只“一床一桌一椅”而已。

根據後來的研究資料，李星華曾幫助、資助過的學生有無數，後來，這些學生中不僅有工程師、科學家、教授，甚至還有部長、中央首長……

可這樣一位品性各方面都稱得上極致的女子，卻在那場特殊的運動中受到了波及，因為一家受到殘酷迫害，她在憂憤中雙目失明瞭。可即便如此，她也堅持整理口述完了《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一書。

李大釗

這本書未及出版，李星華便在協和醫院病逝了，這年是1979年11月27日，她享年68歲。

好在，她去世後不久，那本《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就被出版了，如此，她人生的最後一個心願也算了了。

相比李星華，李大釗其他子女的結局明顯要更好一些。

李大釗長子李葆華，即李星華昔日在法庭上不惜冒險保護的那個哥哥，他在日本留學期間便迅速投入了革命中。

回國後，他緊跟父親的革命步伐，先後參加了上海留日學生會、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上海反帝大同盟等進步組織開展的反日愛國鬥爭。

因為在革命中始終衝在最前頭，他很快成了革命的中堅力量並擔任了要職。

1962年2月至1967年1月期間，他還擔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行到此，李大釗的長子也算是做了大官了。

同李星華一樣，那場特殊的運動中，李葆華全家也受到了迫害，所不同的是，他最終憑藉堅強的意志熬過了那個階段。

1978年，國家恢復正常後。年已69歲的李葆華再次被委以重任，他被調到中國人民銀行主持工作。在這個全新的領域裡，他用四年時間卓有成效地完成了金融業的撥亂反正，解決了長期積存的問題，後世認為，中國能成功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背後有他的大功勞。

中為李葆華

2005年2月19日，李葆華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李炎華是李葆華的第二個妹妹，兩人剛好相差10歲。李大釗去世這年，這個很得他寵愛的二女兒才剛剛8歲。

她和母親姐姐一樣，曾一道被和父親一起抓進監獄。出獄後，她的人生一直不平順，她甚至還曾經歷過被驅逐，她人生最幸運在於：她在姐姐的幫助下得以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1931年，姐姐回到北京進入初中部那年，她順利進入了小學部，因為知道學習機會的來之不易，所以她在學習上比同齡孩子努力得多。後來，成績優異的她還考入有著革命鬥爭傳統的北京藝文中學。

因為自小在磨難中長大，所以李炎華打小就非常有反抗精神，她剛強堅毅、性格開朗，早在學校時，她就和父親以及哥哥姐姐一樣，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一二·九”運動中，她成了學生運動的先鋒鬥士。在北京市學聯與各校學生的交往過程中，她認識了中山中學的男學生侯輔廷，並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後來，隨著時間的慢慢推移，她和侯輔廷還結成了革命伉儷，1936年11月，兩人在太原結婚了。當時，李炎華年僅18歲。之後，他們夫妻便迅速投入了抗戰之中。

在家鄉河北組織抗日時，李炎華曾和參加暴動的農民一起喊出了“繼承大釗遺志，不當亡國奴”的戰鬥口號。

李大釗與趙紉蘭

1938年9月7 日，李炎華所在的抗日聯軍第十縱隊和兄弟部隊經過三晝夜的激戰，勝利攻佔樂亭縣城。

同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樣，李炎華也長期和父親的至交好友保持著密切往來。其中，她最常往來的便是此前幫助她和姐姐恢復學業的周作人了。

1938年12月23日的周作人日記中就有他們往來的相關，那天，周作人在收到李炎華的信後寫道：

“下午得炎華信，系守常（李大釗）次女也。感念存歿，終日不愉。”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後來雖接受了偽職，但他卻一直在幫助抗日的李炎華夫婦。根據史料記載，他曾數次在任偽職期間接濟李炎華夫婦，他甚至在明知道他們抗日的情況下，還給侯輔廷在北京大學安排了職員工作。

同姐姐李星華一樣，革命中，她一直堅持教育好下一代以真正救國救民。她曾在大黑坨小學工作多年，後來，全國解放前夕她又到了冀東建國學院工作，後調回北京工作。

李炎華和姐姐一樣，都在1979年因病離開了人世。當年，她年60歲。

李炎華

李炎華去世這年，她最小的弟弟李欣華，即李大釗的小兒子年剛52歲。李欣華和哥哥李光華同在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利院長大，他們之進入該院，是長姐李星華努力爭取的結果。在這裡，自幼無父無母的他們得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這為他們之後投入革命打下了基礎。

革命過程中，李欣華也和姐姐們一樣從事了教育行業，後來，他還擔任了北京市大峪中學校長，門頭溝師範學校黨委書記兼教師進修學校校長。1989年，年62歲時，他因操勞過度病逝於北京。

李大釗五個子女中，有兩位從政者，其中一位是前文提到的李大釗長子李葆華，另一位便是李大釗次子李光華。

李光華生於1922年，父親去世時，他年僅5歲，六年後的父親葬禮上，他是以至親身份摔盆的人。為父親摔盆那年，他年僅11歲。同在這一年，已失去父親的他失去了一直疼愛他的母親。

1940年，年18歲的李光華奔赴延安。自此，他和父親、哥哥李葆華一樣走上了革命之路。在革命中，他總是衝在最前頭，他經常說“自己是李大釗的兒子，是不怕死的”，憑著這股不要命的魄力，他為革命做出過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的1956年，一直被委以重任的李光華被調任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黨委書記。

李光華是李大釗眾多子女中最晚去世的一位，他於2012年2月18日零時55分在北京海淀醫院逝世，享年89歲。

辭世時，這位老革命先輩後人的唯一遺願是：喪事從簡，不發訃告，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

自此，李大釗五個子女便全部離開了人世，但在他們之後，李大釗第三代中繼承先輩精神者大有人在。

其中，李葆華之子李宏塔就一直在堅持為人民做實事。李宏塔曾任安徽省民政廳廳長、安徽省政協副主席。但無論身在何種職務上，他都非常簡譜，他曾公開說：

“我信奉的為官之道是：一要幹事，二要乾淨。”

李宏塔是這樣說的，幾十年來，他也一直是這樣做的，作為李大釗後人的他一直是個把理想、精神、信念看得很高，而把物質享受看得很低的人。

曾經有人在看了他的艱苦樸素後帶著疑惑問過他：“很多人對你的言行舉止有爭議，甚至覺得不可思議，你為什麼不追求‘車子、房子、位子’？”

面對這樣的問話，李宏塔很誠懇地答道：

“進入市場經濟以後，很多人的價值觀、人生觀變了，其實我做的只是為官的本分，公務員就應該這樣做。”

李大釗後人的種種，大抵很好地解釋了“精神不死”這句話的真正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