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1901年1月15日，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為代表的清政府批准了帝國主義遞交的《議和大綱》。這份大綱讓慈禧太后開脫了“魁首”的責任，於是她滿心歡喜，指使李鴻章、奕劻等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儘量滿足洋人們的要求。在這份大綱的基礎上，9月7日，李鴻章和奕劻全權代表清政府與各國代表簽訂了最後議定書，是為《辛丑條約》。
《辛丑條約》除了要求懲處部分人員之外，最主要的內容，就是賠款，量中華之四萬萬五千萬臣民，人均一兩，共計白銀4.5億兩，分39年還清，年息4釐，本息共計約9.82億兩。這筆賠款，源起於1900年（農曆庚子年）清政府鼓動“義和團”運動而引起的“庚子國變”，因此也叫“庚子賠款”。
根據八國聯軍出兵多少，以及各國在華利益損失，最後分配如下：俄國28.97%，德國20.02%，法國15.75%，英國11.25%，日本7.73%，美國7.32%，義大利5.91%，比利時1.89%，其餘包括奧匈帝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總計不足1%。
二、美國的庚子賠款在條約簽訂之時，年輕的美國就極力認為，索賠應限定在中國財源所能承擔的範圍內，估約2億兩白銀左右，但當時的美國尚不能像今天這樣左右時局。1904年，因銀價下跌，各國強行要求清政府追加賠償以補償差價時，美國時任國務卿約翰·海伊卻再次表示“庚子賠案實屬過多”，有關部門虛報了庚子之亂中的損失。中國駐美公使樑誠聽聞後，立即採取行動，在美國國會遊說，應當將虛報的款項予以退還。隨後，教育家埃德蒙·詹姆斯向總統提議，用庚子賠款資助中國學生留學美國。
於是，1908年7月，美國正式宣告，將所得“庚子賠款”的一半退還中國，作為學生留學美國之用。自第二年起，清政府設立遊美學務處，正式派遣學生赴美留學。1909年第一批，共50人，其中包括梅貽琦、胡剛復、秉志、金邦正等人；1910年第二批，共70人，其中包括胡適、胡明覆、竺可楨、趙元任；1911年第三批，共63人，其中包括姜立夫、胡博淵、孫學悟。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的計劃繼續推行。
為了促進學子們的留學預備，設立遊美學務處的同時，清政府開始籌備肄業館，並由宣統皇帝欽定，將清華園撥讓給肄業館使用。1911年初，在外務主事唐國安的推動下，肄業館更名為“清華學堂”，並由軍機大臣那桐題名。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清華園”、“清華學堂”的書法題名，均是那桐所撰。1912年10月，又更名為“清華學校”。
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決議，將其餘的“庚子賠款”再次歸還中國，共計1254.5萬美元；至此，美國所得“庚子賠款”基本全部退還。由於北洋政權更迭頻繁，因此設立“中國文教促進基金會”，政府特別任命顏惠慶、張伯苓、郭秉文、蔣夢麟、範源濂、黃炎培、顧維鈞、周怡春、施肇基、丁文江等10名政治或教育界著名人士，外加5名美國人共同組成的託管董事會。這筆款項仍然大部分用於清華大學；當政權更迭過程中，其他大學苦於向政府索求辦學資金時，清華大學卻資金充裕，穩如泰山，從而使得清華大學獲得了迅速的發展，很快超越了北京大學。
在此之後的數十年裡，全國各地的優秀學子們考取“庚子賠款赴美留學”的資格，從這所學校預備，隨後開赴到美國各大學。除了上文提到的前三期優秀留學生，後來各批次的學生超過1000名，包括葉企孫、潘光旦、侯德榜、金嶽霖、吳宓、湯用彤、周培源、王賡、趙九章、茅以升、錢學森、楊振寧、鄧稼先、吳大猷在內，這一大批留美學生回國後，迅速成為科學文化領域燦爛的群星，造就了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最為輝煌的科學文化大發展。
與此同時，美國教會、美籍華人以及中國民間力量，紛紛將目光投向這片未曾被現代教育耕耘的沃土；在他們的努力下，中國誕生了燕京大學、嶺南大學、東吳大學、金陵大學、之江大學、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等，這些大學構成了中國近現代教育的主體框架，為中國後來的科學學術及教育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三、俄國1914年爆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為了爭取中國的參戰，表示願意效仿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然而，由於國內政權不穩，尤其是袁世凱稱帝事件影響巨大，直到段祺瑞三造共和之後，於1917年8月才宣佈參戰，並派遣14萬勞工奔赴歐洲戰場。與此同時，以德國、奧匈帝國為主的同盟國已然成為敵對國家，自動停付剩餘的“庚子賠款”，以英國、法國為主體的協約國的“庚子賠款”延期五年支付，俄國 “庚子賠款”其中的三分之一延期五年支付。
然而，僅僅幾個月後，俄國蘇維埃武裝起義勝利，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黨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為了換取北洋政府的承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宣佈，放棄“俄羅斯帝國”時期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包括“庚子賠款”。1924年5月31日，兩國簽訂的《中俄協定》第十一條正式規定，蘇聯政府允予拋棄俄國部分之庚子賠款，隨後宣告，“庚子賠款”除償付以俄款為抵押的各項債務之外，其餘款項全部用於教育。至此，俄國賠款終止。
事實上，雖然名義上全部用於教育，但由於款項完全由中國政府保管，真正撥付的教育經費，僅佔款項的4%。
四、德國、奧匈帝國戰爭結束後，各國在巴黎簽署了停戰和約，即《凡爾賽條約》，德意志帝國降格為共和國，奧匈帝國分裂為多個國家。儘管中國和美國並未在該條約簽字，但條約仍明確撤銷了兩個帝國的特權，其繼承人，即魏瑪共和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紛紛宣佈，放棄“庚子賠款”。
五、英國為了敦促各協約國履行戰前的承諾，1920年3月，教育部設立籌辦興學委員會，其他各部門同時跟進，開始對各國退還“庚子賠款”進行交涉。當年12月，英國通知將退還“庚子賠款”，作為兩國間共同利益之用。1922年12月，五年延期結束，英國正式釋出退款宣言，將尚未支付的“庚子賠款”全部退還中國。但直到1931年4月，在胡適的斡旋下，才終於確定英國退回“庚子賠款”的方案細則：第一，設立中英庚款董事會，共同託管退還款項；第二，全部所退“庚子賠款”設立為基金，用於修建鐵路及其他生產事業，使用其所得利息興辦教育文化事業；第三，在倫敦設立購料委員會，修建鐵路及其他生產事業所需的基礎裝置需由購料委員會從英國購買。
抗日戰爭期間，使用該項款項用於保護文物古蹟、赴英留學所需公費及其他事業，並從中提取部分款項補助所在倫敦、香港各大學的中國委員會。
從1933年起，中國政府開始派遣學生留學英國，直到1947年，除了二戰期間停派之外，共有9屆193名留英學生，包括錢鍾書、華羅庚、許寶祿、盧嘉錫，另有錢偉長、郭永懷、林家翹等人因戰爭而被迫輾轉於英國屬地加拿大留學。這一批留英學生回國後，為中國後來的科學、文化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六、法國在1920年教育部設立籌辦興學委員會設立之後，法國當局表示將退還“庚子賠款”，然而恰好中法實業銀行巴黎總行因投機失敗而宣佈停業。為了挽救已停業的中法實業銀行，1922年中法兩國互換文書，決定將“庚子賠款”部分用於改組中法實業銀行，部分用於發展中法間教育事業。
由於中法實業銀行繼續虧損，再加上戰後法郎貶值，法國強迫中國按“金法郎”償還。最後經過協商，按1905年匯率摺合成美元進行兌付。按照協定，“庚子賠款”具體逐年墊借給中法實業銀行，來代繳中國政府未清股本及貸款，並用來發展教育和慈善事業。
為促使法國退還“庚子賠款”，曾經由留法儉學會創辦的中法大學，1921年，在李石曾的倡議下，在法國里昂建立里昂中法大學，先期由兩國政府承擔經費，從1927年後由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撥付經費，直至1951年經費斷絕停辦。在這三十年間，先後有中國留學生人數為473名，包括朱洗、汪德耀、範秉哲、羅大剛、戴望舒、常書鴻、王臨乙等人。
七、日本由於美國“庚子賠款公費留學”的計劃使得留美學生迅速超越留日學生，引起日本的關注。1923年3月，日本決定退還“庚子賠款”，用於在中國發展教育學術研究機構、慈善事業及中日文化交流。教育方面包括開辦同文書院，支援留日學生等；醫療方面包括建設同仁醫院、漢口醫院及青島醫院；另有實業方面，所開發物產，大部分為日本稀缺物產。日本所退還“庚子賠款”完全在日本政府控制之下，因而在中國，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大部分人認為日本包藏禍心，拒絕接受。1931年，日本侵佔滿洲，直至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卻仍堅持支付“庚子賠款”。直到沿海大部分地區淪陷，海關被日本劫奪，支付尚才停止。
八、荷蘭荷蘭政府於1925年10月照會中國，表示願意退還“庚子賠款”，用於治理黃河，然而恰逢北京政變，北洋政權動盪。直到1933年4月，兩國互換文書，議定將自1926年起的“庚子賠款”全部退還中國，用於發展水利事業及兩國教育文化交流事業，包括派遣學生赴荷蘭留學、贈與萊頓大學發展漢學研究等，尤其有專門款項用於支援中央研究院各項事業。
九、義大利義大利作為協約國一方，同樣允諾“庚子賠款”延期五年支付。戰後，義大利參照法國“庚子賠款”的方案，於1925年10月和中國達成協定，自1926年1月起，使用“庚子賠款”償還華意銀行墊付資金，剩餘部分交給由李石曾任委員長的“中意庚款委員會”，以用於兩國的教育交流和慈善事業。義大利“庚子賠款”的支付與退還直至1933年，之後不再繼續支付。
十、比利時同樣作為協約國家，比利時允諾“庚子賠款”延期五年支付。直到1925年時，中方和比利時商定退還“庚子賠款”。在兩國的照會下，於1925年9月成立“中比庚款委員會”，監督退還“庚子賠款”的使用。比利時退還的“庚子賠款”除償還華比銀行向比利時政府支付的紙法郎款項之外，剩餘部分發行債券，其中的四分之一用於中比間教育事業和學術交流，包括庚款留學等，另有部分用於慈善事業。中國留學比利時的學生有童第周、錢令希、汪德昭等人。
十一、其他國家由於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挪威等國所得“庚子賠款”數額較少，並未退還。西班牙“庚子賠款”提前兩年停付。
最後，中國仍實際支付各國賠款達5.76億兩白銀，約佔本息和的58%。由於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俄國十月革命，賠款大幅減少，並有大量款項用於支付中國教育事業，讓大量的科學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活躍在中國現當代的舞臺，從而促使了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巨大發展，包括建國後眾所周知的“兩彈一星工程”；尤其是在這一批大師們的培養下，中國自主培養出優秀的科學家，使得中國人才得到延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