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島和海南島，作為中國雄雞的兩個腳掌，進入中華文明圈的時間卻不盡相同，海南島早在漢武帝時期便已設郡，而臺灣島卻一直到明清之際才開始有了府縣概念，二者相差了一千七百多年。究其原因，其一為臺灣近鄰福建開發時間晚輻射力有限，其二為臺灣土著開化程度低難以主動吸收中原文化，儘管如此，臺灣的可追溯歷史依然長達一萬年，本文擬以簡述的形式概括臺灣一萬年簡史，以通識的內容呈現一二。

一、遠古人類的大陸成分

臺灣雖遠在海外，處於中國外圍第一島鏈上，但在地質和物種型別上，臺灣和大陸卻有著緊密的聯絡。

從地質上看，臺灣東部的大南澳片岩和華中、華南古生代晚期的海相地層一樣基本為石灰岩，且臺灣西部發現有大量古代大陸常見的生物化石，如中國特產四不像。

從植物型別看，臺灣島固有樹種與大陸、海南島相通者有六十七屬、八十一種，而與日本、琉球相通者僅十六屬、十八種。

青銅時代福建遺址，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事實上，在一萬多年以前，臺灣和大陸之間仍是陸地相連，閩臺古人類可自由出入其中，以至於在臺灣發現的長濱文化遺存與湖北大冶石龍頭、廣西百色上宋村的頗為相似。甚至在海平面上漲之後，閩臺之間通過海上的交流也未曾停止過，約公元前四千年的臺灣大岔坑文化在繩紋陶方面與廣東潮安陳橋村貝丘遺址、廣西東興貝丘遺址大量雷同。公元前兩千五百年的臺灣圓山文化的石錛與福建武平、長汀、龍巖、南安、閩侯，廣東海豐、潮汕，香港等地發現的也十分相像。顯然，從歷史淵源看，臺灣在遠古時期一直與中國南方處於同一文化區，也即我們傳統上劃分的百越文化範疇。

二、臺灣原住民來源

在遠古時期臺灣已經存在多個不同型別的原始部落，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各部落此消彼長，真正留存到今日者或許已然不多見。臺灣的原住民雖然被一刀切統分為高山族，但其內部的分歧及源流卻比想象的要複雜，甚至在族屬和源頭方面差異極大。

臺灣原住民，可簡單分成北部山居人和南部沿海人，二者即明鄭時期典籍所稱的生番和熟番，前者處於較為原始的社會形態，沒有階級觀念；後者開化程度高已經有了初步的等級之分，相對較容易融入早期的漢人生活圈。他們在人種上接近馬來人，母語屬於馬來波利西安語族的印度奈西安語系，幾乎沒有中原、印度文化系統的影響，可見其歷史上的封閉性和發展的原始性。

從入臺時間看，北部山居人較早，如泰雅人、布農人等，令人詫異的是，儘管臺灣四面環海，但這些山居人卻與海相當陌生，甚至在他們的語言和觀念中都沒有船的印跡，或許他們的祖先正是臺灣海峽淹沒之前從大陸進入臺灣並深耕于山區的原始人。而南部的原住民卻是另一種狀態，他們大多生活在沿海地區，除非打不過其他部落才不得不退居山區，在他們的口傳歷史中，大多有祖先從南部飄洋而來的內容，如阿美人自稱是從紅頭嶼經火燒嶼而遷至花蓮，西拉雅人則是從小琉球嶼渡海而來。

這種截然不同的南北、山海習性也造就了山居人和沿海人不同的性格和生存方式，也就有了生番、熟番之別。漢人入臺也正是在這種地理、人文背景下先從臺灣南部開始，逐漸擴大到全島的。

三、中原王朝經略臺灣的嘗試

就在海南島開發之時，漢武帝其實也同步經略東南，只是在漢武帝眼中，閩越人多變不可信，於是他採取了遷其民、虛其地的做法，這也直接導致了福建發展滯後於其他沿海地區的結果。

受此影響，臺灣就更加沒人關注了。直到三國時期，東吳偏居東南，為了拓展地盤和人口，孫吳開始有計劃地開發福建，並嘗試著向福建以東謀求擴大發展。

黃龍二年(230年)孫權派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州及亶州。夷州據考證即臺灣，當時衛溫等人進入臺灣後，士卒因病死傷十有八九，最後只能就地抓了數千臺灣土著返回。但很可惜，這些土著較之東吳將士差距太遠，非常不划算，因此孫權以違詔無功將衛溫二人緝拿下獄並處以死刑。

東吳的臺灣試水讓大陸百姓得悉臺灣對當時政權在人口、賦稅方面的“無用”，以至於後來的幾百年亂世中，再無人問津。

待至大一統的隋帝國，好大喜功的隋煬帝再次萌生尋求海上異俗的想法。隋軍從義安郡(今潮汕)出發，經澎湖在臺灣西部登陸，當時臺灣被稱為流求，隋軍到來後與流求土著發生激戰，最終隋軍“虜男女數千人而歸”。這種結局，大概是東吳的翻版，如此來回，誰還會再做嘗試，更何況，在隋朝，連閩粵交界都還沒完全拿下，中原王朝真的是心有餘力不足。

四、澎湖的開發與毗舍耶人的侵擾

誠如第三節所說，當福建尚處於待開發狀態時，中原王朝對於臺灣的任何嘗試都是徒勞無功的。從宋代開始，福建因龐大的人口基數、繁榮的海上貿易和發達的科教事業一躍成為當時的人口、文化輸出大省，而臺灣與大陸的往來也開始出現不一樣的跡象。

宋時，臺灣地區出現一種“肌體通黑”的毗舍耶人，他們與以往各朝各代見過的臺灣人長的完全不一樣，這些人經常駕舟侵入泉州水澳、圍頭等地，既搶奪鐵器、陶器，又殺人奪命。甚至有的族群也開始帶著貨物到臨近的菲律賓小島進行貿易，可見那時的部分臺灣人已經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術，也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或許這些人便是臺灣土著被擄走後乘虛從菲律賓渡海而來的新移民。

到了元代，擁有全球眼光的元朝執政者已經把目光投向當時被稱為“流求”或“瑠球”的臺灣地區，他們的行動不像過去的王朝那般魯莽，先以澎湖為跳板，建立澎湖巡檢司，再伺機對瑠球下手。

元貞五年(1297年)，元朝廷改福建行省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並由福州遷治泉州，開始派出大軍向瑠球開進，最終“擒生口一百三十餘人”而還。第二年，元軍將俘虜放回瑠球，希望由他們帶話讓瑠球俯首稱臣，只可惜，這些人返臺後如同石入大海杳無訊息，而臺灣的後續也隨著元朝的風雨飄搖不了了之了。

五、海商離岸基地的開發

明代的臺灣被稱為小琉球、東番，其名號來源稍顯趣味，明朝政府誤把琉球群島當做是前代描述的流求而予以命名，當真正的流求出現時，只好將錯就錯簡單以“小”稱之。

明代算是臺灣大發展的歷史轉折點，今日臺灣群體的主流來自閩南，究其淵源除了地緣優勢外，主要的影響可能與明代閩南海商有關。

明代在對海策略上以海禁為主旋律，習慣了宋元時代以海為田的日子，閩南人已經一刻不能離開海洋了。閩南人與海的關係如此密切，並不是他們天生喜歡闖蕩海洋，而是貧瘠且窄小的土地根本無法滿足他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海洋除了能夠解決他們最基本的溫飽問題外，甚至還有暴富的可能，這也是為何從明代開始，閩南人便想方設法走向海洋，從事海洋活動的根本原因。

既然選擇了出海通番貿易，那麼大陸便無法容忍這些“奸民”迴歸，於是他們必須在海上尋找合適的棲息之地，以便進行修整、暫居，然後伺機獲得更多。而當時已經接受並參與對外交易活動的臺灣沿海人，自然而然會成為部分閩南人的目標，臺灣也因此進入這些漂泊在海上的閩南人的視野中。

明代福建移民臺灣路線圖，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最早迎來海商入駐的地方可能是土著較少的臺灣北港，這裡土地肥沃、地勢平坦，非常適合農業耕作，除了海商的短暫停歇，部分澎湖或閩南貧戶也陸續到來。到了十六、十七世紀，這裡已經有一兩萬漢人居住，他們除了耕作之外，也開始深入熟番部落中以鐵器、瓷器、針線、粗布等簡單的手工藝品交易鹿角、鹿皮、砂金，並載回閩南銷售。在《東西洋考》中關於水餉的描述中，已經出現了雞籠和淡水兩處臺灣地名，可見，至少在萬曆年間，閩南人已經開闢了至少兩處較大規模的臺灣市鎮，只是這些開發者的名諱未曾流傳下來而已，我們只能追溯到明末期的顏思齊，將他奉為開臺王，就像開閩王王審知一樣，以英雄人物當第一人罷了。

那些陸陸續續在臺灣停留過的海商，如嘉靖三十五年被俞大猷打敗的林道乾遁入臺灣北港，修整數月後，經臺灣南部轉移至馬來半島的北大年；萬曆元年，為胡守仁所敗的林鳳退守澎湖和北港，在第二年集合所部向馬尼拉發起兩次進攻；天啟初年，林辛老聚集萬人，佔據臺灣，明軍不敢與之為敵；天啟四年，顏思齊、楊天生、陳衷紀、鄭芝龍等人在日本密謀起義失敗，率軍進入臺灣北港，招攬閩南百姓就地開墾定居；崇禎七年，劉香率領艦隊五十艘襲擊荷蘭人在臺灣的熱蘭遮城，失敗後退至臺灣打鼓、堯港，轉而攻取澎湖，轉向葡萄牙的船隊。

六、倭寇的窺視與陰謀

明代中期是整個東南沿海最混亂的時期，那時除了江浙閩諸多海商參與其中外，倭寇、佛郎機、紅毛夷等也隨之而至。

十六世紀中葉，倭寇席捲整個東南沿海，同時也有一股勢力竄入澎湖和臺灣，他們選擇在島上某處暫居，尋機截劫往來船隻。那時的日本人將臺灣稱為“高山國”或“高砂國”，有了這兩處跳板，倭寇侵擾大陸沿海便可做到來無影去無蹤，這才使得明朝抗倭疲於奔命，效果不佳。隨著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破倭的順利進行，以及倭寇在臺灣遭遇沿海平埔人的抵抗，倭寇在臺灣、澎湖的勢力漸漸衰落，直到萬曆三十年，沈有容率領戰船突入澎湖和臺灣西海岸後，才最終將倭寇一掃而盡，恢復了臺海太平。

之後，欽門墩、馬晴信、村山等安等倭將又陸續受命南來侵犯澎湖和臺灣，都被明軍、臺灣土著一一破解。這段時期，正值日本野心最大的豐田秀吉和德川家康當政，他們一直想方設法擴張領土，因不敢直面大明，只能偷偷向周圍島嶼、半島開進，即使這樣，日本在當時的實力與野心仍不匹配，還無法達到既定目的，便一命嗚呼了，但他們的狼子野心卻從未消失過。

七、紅毛夷的入侵與據點

為什麼是荷蘭人最先在臺灣建立據點式勢力，這有點歷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共同作用。荷蘭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西來的身份，完全可以把他們當做東南海商的一支獨立勢力看待，我們姑且把當時東南沿海的勢力一分為三，其一為閩南海商，其二為佛郎機海商(包含葡萄牙和西班牙)，其三為紅毛夷海商(即荷蘭)。

閩南海商四海為家，本是東南沿海各島嶼的絕對霸主，因隆慶開海的執行，使得閩南海商得以迴歸海澄和安平，不再四處漂泊，漸漸地海外基地也廢棄了。

葡萄牙人來的時間早，他們嘗試過各種建立基地的可能，先是浙江的雙嶼、福建的浯嶼，後來都被明軍一一剿滅，但幸福來的太快，他們最終在澳門立足了，而隨後的西班牙人則落腳於馬尼拉，同樣可以實現對明貿易的目的。

但荷蘭人，運氣可沒這麼好，儘管他們佔據了雅加達和馬六甲，但二者距離中國實在太遠，完全滿足不了他們大量易貨的需求，於是野蠻的荷蘭人開始嘗試以武力開啟中國沿海大門，結果自然是敗的一塌塗地，他們都不是明軍的對手。終於，荷蘭人在某些明朝向導的建議下，拿下了空虛的澎湖，這絕對是一個上好的中轉基地。但明政府對於固有領土可是尺寸必爭，很快地由福建巡撫南居益帶隊，剛剛在澎湖立足的荷蘭人又失敗了，他們只好再次退至臺灣，在大員外側的某個沙丘上建設了熱蘭遮城。

熱蘭遮城，摘自網路

荷蘭人在臺灣站穩腳跟後，也開始了對臺灣的區域性經營，但那個時期，整個臺灣大部分仍處於未知狀態下，儘管如此，荷蘭人還是採取了其慣用的招數，以分而治之的方式任命土著和漢人以“土官”，並適時地挑撥其間，以維持荷蘭人的穩定統治。

荷蘭人入駐臺灣後，因其地近閩南，已嚴重影響了呂宋的貿易份額，於是西班牙也派出艦隊到達臺灣北部的雞籠，接著又攻取淡水以及東北部地區。但不幸的是，西班牙人在北部遇到頑強抵抗的山居人，他們不像南部沿海人那般接受貿易和等級制度，又加上日本執行了閉關鎖國政策，這直接導致了西班牙人在北部的經營入不敷出，於是陸續撤退，最後的少數勢力則在荷蘭人的攻擊下舉旗投降。

從此，荷蘭人據有整個臺灣島。

八、鄭成功徵臺與臺灣的由來

早在鄭成功徵臺之前，在荷蘭人所在的大員便已經出現大大小小數次反抗鬥爭，既有平埔人的焚燒荷蘭堡寨，又有漢人的暴動襲擊，其中以鄭芝龍留在臺灣的舊部郭懷一起義聲勢最為浩大，但最終荷蘭人都成功鎮壓，並因此加強了防守。

鄭成功抗清與復臺形式圖，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事有湊巧，鄭成功經歷南京一役失敗後，重新退守金廈兩島，此時清軍以為鄭軍已是強弩之末，遂率領海陸大軍圍剿廈門，只是清軍低估了鄭軍的海上實力，這一仗，清軍被打的落花流水，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海上戰鬥力，剛好就在清軍失敗的當下，順治皇帝身故(有說是在圭海海戰中被鄭成功大炮打死)。

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被鄭成功把握住了，他充分利用何斌獻圖並作為內應和順治帝“國喪”的有利時機，率領二萬五千大軍，分乘戰艦二百餘艘，從金門出發，殺向大員。這一仗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歷時近一年終於迫使荷蘭人舉旗投降，荷蘭人交出了大炮一百五十架，小銃四千支，足夠五個月食用的糧食，價值471,500荷蘭盾的金銀珠寶。此戰中荷蘭人共死一千六百餘人，剩餘五百人分乘戰艦八艘駛出臺灣。

明代以前，人們所熟悉的臺灣，一般以夷州、流求存在，其中流求的存在時間最長，也最有延續性，但因明初的烏龍事件使得“琉球”名號易主，臺灣不得不重新進入命名的新週期。

明代時期，閩人與臺灣土著的交易主要集中於西部平原地區，其物件也基本限定於較為開化的平埔人。在逐漸熟悉臺灣西部沿海地貌後，閩人經常往來臺灣南部一個相對開闊的海域，與平埔族一支被閩人以閩南語稱之為“臺窩灣(音譯)”的部落長期交易，久而久之，這片海域和土地便被冠以“大員”的稱謂，這算是漁民、商人從閩南語發音引申而來的一種簡單稱呼。

後來，大員在輾轉之下，逐漸衍生出“臺員”、“大灣”、“臺灣”的叫法，逐漸成為臺灣沿海一個較為知名的貿易口岸。荷蘭人入侵後，選擇在大員修建城堡，並將之建設成統治臺灣島的中心，後來，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佔有臺灣後，也在此地建城開府，從此，大員以及其引申而來的類似名稱漸漸成了臺灣的代稱或政治中心。最終以該地在1683年清政府設定臺灣府後而使臺灣正式定名，併成為整個臺灣島的代稱。

九、清朝經營臺灣的策略

鄭成功攻下臺灣後，以赤嵌為東都明京，另設承天府和天興、萬年兩縣，開始了對臺灣的正式開發，他大量招攬閩南沿海百姓到臺灣開墾、充實人口，經過鄭氏三代的發展，到了清朝統一臺灣時，臺灣的漢人人口已達到近二十萬人。

鄭成功壯年身故對於鄭軍來說是致命的傷害，此後鄭氏後代爭權奪利，加上清朝各種威逼利誘，使得鄭軍在大陸沿海的將士多有率部投清，這也給了施琅諸多可乘機會。

隨著三藩之亂的平定，清朝開始重新審視對臺策略，最終主戰派贏得了勝利，一支由施琅領導，以鄭氏降眾為主力的清朝海軍浩浩蕩蕩出海了。他們先是在澎湖以眾擊寡打敗鄭軍主力劉國軒，再以誘降政策迫使臺灣上表求降。

清代福建省(含臺灣)，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臺灣拿下後，清朝一度想要放棄臺灣退守福建，但最終考慮到荷蘭人可能捲土重來，臺灣可能再次落入有心者手中，最終才決定“為防颱而治臺”。在鄭氏府縣基礎上，清朝在臺灣設定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另與廈門合置道官一員，撥兵一萬防守。

或許是認定臺灣乃一時防守之用，無需進行長久治理的打算，清朝政府竟在臺灣執行嚴格的、有區別的、限制性的政策，如驅逐無妻室和無產業的居民，嚴禁偷渡，嚴禁攜眷入臺，嚴禁漢人進入番地、不準臺人入伍，不準臺灣各地建築堡壘，只許臺灣至廈門一口對渡，限制鐵器入臺等。這些要求顯然是為防範臺灣漢人起義反抗而出臺的，這種有針對性的限制和歧視，反而激起臺灣漢人的強烈不滿，限制越多，抵抗越深，最終引發了臺灣人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悲慘鬥爭。

十、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

在明代中後期大量從海外流入中國的高產農作物的保障下以及清朝初期休養生息政策的支援下，東南沿海的人口出現爆發式增長，這種劇變遠超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直接的結果是土地矛盾愈演愈烈，於是，飢餓、貧窮的百姓越來越多，被迫選擇遠走他鄉成了他們唯一的出路。

清代福建移民臺灣圖，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而地廣人稀、地勢平坦的臺灣便自然而然成了這些人趨之若鶩的好去處，再此移民狂潮下，清政府的嚴禁偷渡政策徹底成了擺設，再也限制不住潮水般的人群，最終，清朝開始分階段地地開放移民，如增加大陸對渡臺灣的渡口，由廈門一口增加至廈門、蚶江、福州等三處，臺灣人口也由統一時的二十萬人增長至嘉慶十六年的二百萬人，一百餘年時間裡，人口數增加了十倍。

臺灣移民在短時間內迅速聚集並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這些聚集點一般帶有極強的宗族和籍貫印跡。受清朝早期攜眷入臺限制要求的影響，臺灣各地也帶有濃厚的幫派色彩，這些單身漢或以宗族、籍貫、社團為紐帶四處籠絡團體，小的結黨一處，大的統領一方，如有一處受難或產生矛盾，便會引起一方的聲討，乃至械鬥和起義。

這些械鬥和起義，有的是發生在不同姓氏之間，有的是原鄉籍貫之別，後來又擴大到漳泉兩府之別，甚至閩客方言之別，最大者是規模性的以“反清復明”為口號的天地會起義，總之，在清朝的統治時期內，臺灣地區大大小小的起義風起雲湧，一刻都不曾消停，較大規模者如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貴起義、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起義等。

清初福建、臺灣方言分佈圖，摘自《福建省歷史地圖冊》

臺灣人民從明鄭時期開始，便一直處在戰爭和動亂的氛圍中，在他們的觀念裡，生存條件的改善需要自己去爭取，噹噹局不作為或者動了他們的乳酪時，他們便會發起抗爭，久而久之，這種抗爭便無處不在，難以消停。

臺灣人的這種性格主要體現在閩南籍中，他們一直處於抗爭的最前線，而作為弱勢群體的客家人則是依靠清朝的力量在縫隙中生存和發展，因此，要理解和解決臺灣人的問題，或許只有在某些地方讓他們得到相對的滿足，比如經濟方面，才能讓臺灣恢復平靜。

十一、紛亂中的近世臺灣

在明鄭、清朝兩百年的統治下，臺灣從蠻荒之地變成東南富庶要地，可謂時來運轉。但很快地，東南海氛不靖帶來的紛亂又再次在臺灣上演。

從1849年開始，完成北美大陸兼併任務的美國開始對臺灣展開主動攻勢，先是窺視雞籠，再以美國商人在臺灣海域遇險失蹤為藉口進入臺灣，若不是英國對美國佔有臺灣存有疑慮，或許美國早已利用各種手段拿下臺灣了，可見，美國對臺灣的垂涎是有其歷史傳統的。

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成功將琉球納入日本版圖後，也開始向臺灣深出魔爪。日本當局網羅一干日本留學生派往臺灣，他們深入臺灣番地進行祕密測繪和調查，其中一位叫做水野遵的日本人在琅嶠被英國人夏格爾發現後，立即轉告於臺灣道，但臺灣道竟回覆說“牡丹社系屬番界，他們自往尋釁，在我勢難禁止”，這句回覆竟給了日本人可乘之機。1874年，日本正式成立“臺灣都督府”，開始謀劃對臺攻略，後來也是在列強的干涉下，日本才無法如願。

牡丹社事件後，清朝政府才突然意識到臺灣在防務上的重要性，面對列強分隔臺灣乃至中國的狼子野心，暫時的分食不均並不能解決臺灣面臨的問題，於是清政府開始採取若干改革措施加強臺灣的駐軍和防務，正是這亡羊補牢的舉措竟然造就了劉銘傳在臺灣對抗法軍的各種大捷。

中法戰爭結束後，臺灣的軍事地位大增，清政府於1885年，正式將臺灣從福建脫離獨立建省，以劉銘傳為首任巡撫，此時的臺灣已然是三府一州十二縣五廳的建制，基本上奠定了今日臺灣的行政格局，從此，中國的臺灣正式成型。

之後不久，馬關條約簽訂，臺灣被日本強制割據，一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才重新迴歸祖國。

回顧臺灣的一萬年曆史程序，從臺灣海峽淹沒在大海之下起，臺灣與大陸的聯絡便此中斷，臺灣原住民只能在封閉的環境中自然發展，隨著南方海上民族的移入，臺灣南部開始區域性參與了中國東南的海上活動，在此期間，中原歷代王朝均以軍事行動的形式嘗試接觸臺灣，但都以失敗告終。直到明代，閩南全民性的海上貿易活動崛起，鋌而走險的閩南人率先進入臺灣，並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使得臺灣南部沿海平埔人漸漸融入中華文化中。以鄭成功和施琅入臺為標誌，臺灣正式開啟了全面發展的序幕，之後經歷兩百年的不斷深入發展，臺灣終於完成質變，成為了今日臺灣的模樣。

參考資料：

陳碧笙,《臺灣地方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