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馬遷坎坷而又厚重的生命歷程中，曾經有過這樣一幕：司馬遷與父親交談，父親對他說，我聽說周公去世五百年出現了孔子，現在孔子也去世五百年了，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人，像周公和孔子那樣，記錄我們的文明，傳承我們的文化呢？在父親期許的眼神裡，司馬遷毫不猶豫地說，小子何敢讓焉！

一、生於史官世家，學遊天下，志承先祖事業

有一種不敢推辭叫：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從“小子何敢讓焉”這句話看得出司馬遷是十分的自信，但司馬遷的自信是有資本的，他還真就如周公孔子那樣，在源遠流長的歷史畫卷中留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司馬遷出生於史官世家，先祖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也有先祖當過周朝的太史，主管“天文工作”。父親司馬談希望司馬遷能繼承先祖的事業，於是從小培養，長時間的耳濡目染，使司馬遷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在十歲時便可以通讀古文。漢武帝建元年間，父親司馬談到京城長安任太史令，司馬遷為了豐富學識，拓寬眼界，他20歲便開始周遊天下，從長安向東南出發，遍訪嶺南山水古蹟，曾到汨羅屈原沉石處憑弔，探訪堯舜禹的遺蹟，考察先師孔子遺風，北渡汶水、泗水，沿著秦漢之際風起雲湧的名人故里，楚漢相爭的戰場都有過他的足跡。正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司馬遷在學遊生活領略了古人的風姿，蘊含的歷史厚重感更令他心馳神往，博學多識的他已然能做到心中有山河，筆下有故事。

當司馬遷自覺融入了周公孔子這五百年一遇的文明傳承者這一偉大的體系時，他接過家族使命，以“小子何敢讓焉”的自信和狂傲迴應父親的期許，未來會有一部史書將在他的筆下橫空出世。

二、時代在召喚，論一個史官的自我修養

曾國藩曾言：“成大事者，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要義”，歷史選擇了司馬氏家族，司馬談喚醒了家族沉睡的使命，將文明傳承的火炬遞在了司馬遷手上。延續明世的史官責任，在這天下一統、英雄輩出的時代，用文采表於後世的熾熱理想，當燈光聚集於一人，行走於塵土飛揚的世界，他身上籠罩著理想主義的光芒！他的客觀公允源於他對生命的博愛，他視野開闊，筆觸敏銳，為遊俠作傳，替刺客立言，他不虛美，不隱惡，一個選擇了忍辱而生的人，卻寫出了捨身赴死者的高貴；一個遭遇不公的人，卻能寫出特權者的智慧與英武；一個仰慕英雄的人，卻也寫出了英雄的狹隘和缺陷。

司馬遷還以孔子為榜樣，推崇春秋筆法，希望透過褒貶歷史來崇禮儀，明是非。他為了避世俗的詰難，曰：述而不作。所以他的褒貶不是迎合自我的臆斷，而是儘可能尊重歷史的評判。可如何讓史事儘可能的還原史實？出於對歷史的敬畏，司馬遷深感責無旁貸，如果讓那些超群出眾的帝王英雄賢士淹沒於歷史長河而不能流傳千古，他會愧疚，會不安，甚至會畏懼，所以在經歷苦難後，他依然迸發出強大的力量，激發出創造的熱情，繪聲繪色的還原歷史的真相時，司馬遷所具有的已經不單單是史官責任感了。

三、為李陵求情卻遭受極刑，苦難也造就了他

漢武帝天漢二年（前99），漢武帝讓李陵為正在酒泉與匈奴右賢王交戰的李廣利護送糧草。李陵卻想請兵五千直搗單于王庭，漢武帝應允並讚賞了李陵的勇氣。但當李陵在行軍到浚稽山時卻遭遇匈奴單于的軍隊伏擊，李陵率領部下英勇奮戰，一時還佔據了上風，幾日久戰不下，匈奴的軍隊卻越聚越多，可自己的援兵遲遲等不到，最後只有全軍覆沒的下場，愛兵如子的李陵不想自己計程車兵白白受死，只好投降。漢武帝聽聞十分惱怒，當朝中大臣也大罵李陵時，只有司馬遷為李陵求情：李將軍向來驍勇善戰，忠心愛國，立下汗馬功勞，此戰以少敵眾也無所畏懼，若不是支援遲遲未到，將軍也不會投降。可漢武帝聽後卻更加惱怒，一個小小太史官竟然敢為一個投降的將軍求情，便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誣罔罪名將司馬遷處以宮刑。

一年後，將軍公孫敖奉命去匈打探李陵訊息，公孫敖沒有完成命令，回去還謊稱李陵為匈奴練兵，已然成了叛徒，漢武帝便將李陵的家人都殺了。知道家人被殺後李陵十分痛苦，他屈辱投降的目的是想找機會劫持單于再為國家效勞，將功贖罪。卻不料漢武帝不解他的心志，聽信謠言，絕他歸路，從此李陵便再也沒有回到漢朝。沒有人能為這個誤會負責，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司馬遷能感受得到李陵的痛苦。

當理想的光芒照亮了現實的晦暗，那個寫下“勇者不必死節”的司馬遷成了真正的勇者，司馬遷面對極刑而無怯色，他揹負著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在堅忍與屈辱中，他不後悔為李陵求情，繼續完成那個屬於太史公的使命。

有人說，苦難成就了司馬遷的偉大，確實如此，司馬遷所經歷的屈辱和痛苦，讓他對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讓他與自己筆下的人物有了更接近靈魂的對話，也讓他的《史記》有了更觸動心靈的力量。　

太史公以最虔誠的態度寫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在與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文人騷客、尋常百姓的對話中，司馬遷自己生命的華彩已隨流雲飛轉，化為綿綿細雨，涓涓細流，完全融入他筆下人物的命運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