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這一段歷史之前，我想起了一句古話：小孩看好壞，大人看利弊。意思是說，同樣的一個歷史事件，小孩只能簡單地將故事內容看成好人或者壞人，好事或者壞事。但是大人卻能從故事裡的人物行為分析出，它在客觀上是否對社會有益，能否使百姓得利，是否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

所以，在講述《康熙平三藩始末》時，我希望做一個“大人”，將現有文獻資料整理彙編，將之組成一個有機、完整的故事情節，力爭客觀再現當時的歷史環境，不摻雜個人主觀上的好惡情緒，儘量把這段歷史裡的主要人物描述得形象立體，而不是將之單純歸納為“好人”或者“壞人”。

康熙初年，除了東南一隅的小島臺灣尚未收復，清政權已基本接管了舊明政權的所有國土，國家開始由亂到治，百廢待興。清政權的科舉考試在清軍入關後的第三年就已施行。由於經歷了長期戰亂，導致全國各地的基層官吏十分緊缺，清政權除了錄用本朝科考中榜者為官，還大量錄用明朝末年的舉人、貢生充實到全國各地的基層為官。

雖然清王朝在形勢上統一了全國，但以吳三桂為首的三個地方藩王，在雲貴、廣東、福建三地各據一方，在政治、經濟、軍事上處於半獨立狀態，對清政權面向全國行使有效統治造成極大阻礙，與清廷的矛盾日益尖銳。

清廷對三藩尤其吳三桂擁兵自重深感不安，開始想辦法限制和削弱其權利。直到清聖祖玄燁親政後，決意待機撤藩。

至於三個藩王的由來，還要從清政權尚未入關時簡單說起。

清皇太極時期，明朝將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先後降清，後來隨清軍入關後，分別被封為定南王、靖南王、平南王。順治元年，1644年四月，明寧遠總兵吳三桂引清軍入三海關，被封為平西王。

清政權為完成統一大業，推行

“以漢治漢，討平南方”的方略，命吳三桂率軍進攻四川、雲南，孔有德率軍進攻湖南、廣西，尚可喜、耿仲明率軍進攻江西、廣東等地。後來耿仲明病死於進軍途中，其子耿繼茂承襲靖南王。順治九年，孔有德與南明政權在桂林之戰中兵敗自殺，無子除爵，所部由其女婿孫延齡率領，孫被清廷晉升為廣西將軍。

南方略定後，清政權出於動亂時期軍事管制的需要，命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分別鎮守雲南、廣東、福建，並稱三藩。隨著清初統一戰爭形勢的發展，三藩權勢日益膨脹，尤以吳三桂最嚴重，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按照清政權的兵員定額，吳三桂領旗兵五十三佐領一萬餘人，綠營兵十營四鎮兩萬餘人；尚可喜領旗兵十五佐領三千人，綠營兵七千人；耿繼茂與尚可喜相同。三藩兵員定額不超過五萬五千人，但實有數大大超過限額，名義上屬於清軍八旗，實為藩王私人武裝。

康熙七年，清聖祖還未親政時，甘肅慶陽知府傅弘烈就曾彈劾吳三桂，直言吳三桂以鎮壓地方叛亂為藉口，一面在地方盤剝百姓，大肆斂財，一面又不斷伸手向中央索要糧餉和經費。吳還在雲貴拋贈巨金，廣羅四方人才，意圖強藩雄鎮。傅弘烈在奏疏中直言：吳三桂“必有異志，宜早為防備。”

當時，在吳三桂反叛跡象還未顯露，缺乏足夠證據的情況下，清廷以鰲拜為首的輔政大臣還不敢輕易觸動吳三桂，只能制裁傅弘烈。經部議，認定他“越職言事，劾奏親王”，犯有誣告罪，將他逮捕，判處斬監侯。康熙九年，聖祖親政後，予以減刑，發充廣西梧州軍中效力。

康熙十一年底，直隸束鹿知縣劉昆被提升為雲南府同知。到任第三天，按例拜見吳三桂。在此之前，吳三桂已聽人介紹這位新任同知頗有才能，品行兼優。所以，在接見時，一邊詢問他的情況，一邊十分留心觀察。問過話後，目不轉睛地反覆打量他，還對陪同他接見的大女婿胡國柱說：“科目中有此一人，大奇！”表示很滿意，命設宴款待。

次日，胡國柱受吳三桂委託，派人對劉昆說：“你應該賣身投靠藩下。”說完，來人從袖中出示“馮某投身契一紙”，上寫：立賣身文書楚雄知府馮某，本籍浙江臨海縣人，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邊署名：媒人胡國柱。

劉昆看過契約，明白是怎麼回事，便說：“我投身已很久了，你還不知道嗎？”來人很驚愕，忙問何時投身的？

劉昆回答：“乙亥年，廷試之日，太和殿中投身矣。”意思是說，他在順治十六年被推選進皇宮參加廷試時，就已賣身歸屬了大清皇帝。

胡國柱派來的這位說客，自覺無趣，只好悻悻地走了。

吳三桂把物色到的雲貴官員和有才之士，都以契約形式規定了他們隸屬王府，實際上，吳三桂把他們都變成了自己的僕從，即主人與奴僕的關係。而且賣身者，皆以師事胡國柱。劉昆後來據此而總結說：“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為人主，士大夫好為人奴，胡國柱好為人師。”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是清聖祖玄燁剷除鰲拜勢力，親政後的第五年，也是清軍入關問鼎中原的第三十個年頭，這一年，聖祖還不滿二十歲。

聖祖自幼年起，就在宮中接受了以儒家為主、各種系統化的漢學教育。親政後，又恢復了順治時期的經延傳統。所謂經延，是指自漢、唐以來，專為皇帝講論經史和治國之道而特設的御前講席。透過御經延，聖祖很快掌握了《史記》《資治通鑑》等歷史典籍的精要。瞭解了歷朝歷代賢明君主治國理政的經驗。故而他年紀雖輕，卻有著超越祖業的雄心，有成為中原王朝盛世明君之志向。

清聖祖此時最憂慮的，就是三藩都握有地方兵權，如果任其勢力滋生蔓延下去，恐日後難以制服。

吳三桂的部屬依仗平西王府的權勢，目空一切，到處橫衝直撞。有一次，吳三桂派官押送貢品進京，中途宿店，正巧遇上一位來自京城的朝廷命官，攜帶皇帝詔書已先住店。論他的身份和使命，誰敢冒犯？可這個解役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裡，揮起手中鞭子，驅趕這位欽命官，大叫：“天下更有何人大於我家者哉！”

如此橫暴，沒人敢回一句話。

實際上，吏部和兵部早就向聖祖抱怨：平西王吳三桂時常將自己看中的人從外省調來充實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親信派往其他各省任職。他甚至直接給吏兵兩部批文，令某人為某地官。如果吏兵兩部選用雲南、貴州的文武官員，與吳三桂的意見不合，就必須撤回，只能任命他選用的人，包括選送到外省去，名曰“西選”，即平西王選用的官員。

吏兵兩部推選出新任命的雲貴文武官員，經常還未到任，吳三桂就已另推出人選。以至於朝廷推選的新官員只好中途返回，造成往返苦累。而且，吳三桂還透過壟斷雲南地方科舉權，把他自己的藩屬子弟都選入為官。若長此下去，西選之官幾乎就要滿天下了！

戶部的官員也抱怨：三藩用於養兵、行政和生活開支，朝廷儘量滿足他們的要求，但還是經常不夠用，因欠餉而發生兵士逃亡、暴動的事時有發生，每有餉不足，他們就連章告急。有了剩餘，又隱匿不報告，支用情況也不叫戶部核查。三藩需求浩大，常使各省為難，也使負責錢糧的戶部疲於奔命，整個財政為此陷入困難境地。

聖祖明白，三藩的存在，不僅在軍事上、政治上成為朝廷的巨大隱患，在經濟上，也已成為國家的巨大負擔。因此，聖祖十分關注三藩尤其是雲貴的動向，開始有目的地進行人事變動，想盡辦法籠絡、分化吳三桂的部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