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在清末是紈絝的代名詞，卻在每一次內憂外患中壯烈奮戰。

文／班布林汗

滿清八旗軍，恐怕是歷史上給人留下最為“冰火兩重天”印象的軍隊了。明末清初之際，八旗軍可謂東亞第一強軍，有著“滿萬不可敵”的名聲，無論草原上的蒙古騎兵，還是明朝的關寧軍、白桿兵、天雄軍、浙兵等等勁旅，都是其手下敗將。即使進入康熙朝，起兵雲南的吳三桂之所以已經飲馬長江而不北上，便是懼怕八旗軍“騎射最不可當”“滿兵如前驍勇”。橫掃中亞的準噶爾軍東進，在八旗軍奮戰下鎩羽而歸。在西伯利亞一路凱歌的俄國哥薩克，面對八旗軍，也只能止步於雅克薩。

而到清末，八旗子弟是紈絝的代名詞。在人們印象中，他們日常生活只有提籠架鳥、泡澡票戲。莫說打仗，他們一旦離了朝廷的“鐵桿莊稼”，連生計都無法維持。

不過，若細查清末歷史，在一次次內憂外患之中，八旗兵總是展現出悍勇死戰的風骨。他們確實沒有了祖先每戰克捷的能力，但離紈絝懦弱相差甚遠，壯烈程度與人們熟悉的一個個“民族英雄”相比並不遜色。在一次次明知必敗的戰鬥中，他們絕望的奮戰總讓讀史之人驚訝慨嘆。

鴉片戰爭中的亮色

雖說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屈辱史的開端，但若縱向比較，已經過了盛世、百病纏身的清朝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武力入侵時，其官員的表現足以傲視前代任何朝代。英軍的武力比清朝先進了近二百年，已經類似於“降維打擊”，清軍幾乎沒有還手之力。但在戰爭過程中，清朝各級官員戰死、自盡的多達百人，上至總督、提督，下至總兵、副將，湧現出一大批忠烈。

官員的忠勇與士兵的怯懦正好成對比。鴉片戰爭中，英軍的戰爭傷亡極為微小，而與大量官員殉國相比，清軍士兵的傷亡相當有限。

例如在很多影視劇中被濃墨重彩表現的虎門之戰，1841年2月23日，廣州水師提督關天培在虎門設定三道防線，部署兵勇8500人、火炮377門，正面迎戰英軍。戰鬥的結果是關天培戰死，虎門失守，英軍只有5人輕傷。清軍近萬大軍，戰死者不到300人。而且大多是在英軍登島作戰從而無處可逃之下被殺，凡是能逃者均是被英軍一觸即潰。六旬老將關天培戰死在自己的指揮部，身邊與他一起戰死計程車兵不過20餘人，其餘的都被英軍“驅散”了。

還有在鴉片戰爭中清方戰死級別最高官員的鎮海之戰，1841年10月9日，兩江總督裕謙督率4000清軍和157門火炮與英軍交戰。當戰爭結束時，裕謙投水自盡，英軍有3人戰死、16人受傷，而清軍完全潰散，戰死者不過百人。

這樣的戰例在鴉片戰爭中比比皆是，往往都是主將死戰殉國，麾下士兵則極容易鳥獸散，幾千大軍戰死者很少超過三位數。在這樣的大勢之下，八旗軍的表現就相當亮眼了。

1842年5月18日，英軍兵臨浙江乍浦。這裡集結著八旗駐防兵、各地援軍、綠營及招募的民團7000餘人。清軍認為英軍不會攻打乍浦，因此兵雖多，防衛卻很鬆懈，火炮更少。即使嚴陣以待，兵多炮廣尚且不敵英軍，乍浦之戰的結局自然不會有意外。但在戰鬥中，當其他軍隊四散奔逃之際，乍浦的駐防八旗表現出了大出英軍意料的頑強，死傷枕藉而奮戰不休。

乍浦駐防八旗在雍正年間滿員不過2000人，此時“協領、佐領、驍騎校、筆帖式等共四十二員，兵丁一千七百九十八名，家口男婦老幼三千八百六十五名”，卻戰死近300人，更有家屬55人一同殉難。主要將官，如副都統長喜、協領英登佈、隆福等均戰死。他們讓英軍付出9人陣亡、55人受傷的損失雖然微不足道，但可排在鴉片戰爭歷次戰鬥的第三位。而英軍陣亡人中還有中校軍官湯林森，則更是極為罕見了。

身歷其境的英國軍官柏納德，在寫戰況實錄《復仇神號輪艦航行作戰記》時，也對乍浦八旗給予了很高評價：“凡是親眼看到中國計程車兵,以那種頑強的鬥志和決心來保衛他們陣地的人，沒有一個能對中國的英勇，拒絕給予充分尊重的……迄乍浦戰役為止,中國派來抵抗我們的軍隊，以這次為最精銳。”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戰，英軍攻打燈光山北麓的天尊廟。

到1842年7月21日，英軍以四個旅計6905人的兵力攻打江蘇鎮江。鎮江城外的2700名清軍遭英軍炮轟，僅死亡14人、受傷24人後便潰散了。而由副都統海齡率領的1600名駐防八旗兵死守城池，城牆被轟塌後又進行巷戰。英軍付出了39人陣亡、155人受傷、3人失蹤的空前代價才攻陷鎮江。海齡在城陷後闔家自焚，八旗兵傷亡近500人，傷亡率超過了30%。

鎮江之戰是鴉片戰爭的最後一戰，八旗兵用鮮血給清軍挽回了一些臉面，為這場恥辱的戰爭畫上了悲壯的休止符。英軍記載道：“在這裡，滿兵做了一次最頑強的抵抗，他們寸土必爭，因此每一個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接戰而攻陷的。”在北京城中的道光皇帝聽聞，也不禁感嘆：“不愧朕之滿洲官兵，深堪憫惻！”

太平軍戰亂中的死難

八旗軍再次展現悍不畏死的風骨，是在太平天國時期。太平軍舉事初期，各地八旗駐防兵雖被廣為徵調，但要麼所防守之地未遭太平軍攻打，要麼人數太少而不能發揮作用，八旗軍未能與太平軍真正交手。當太平軍攻陷武昌後大舉沿江東下，勢如破竹一路打到江寧城下，八旗軍才有了展現自己的機會。

江寧是清朝駐防八旗軍較早、規模較大的一處，額設官員123員、兵4700名。經清初至近代二百年的發展，全軍連同家屬也不過三萬餘人，面對城外號稱五十萬、實際也有十萬之眾且氣勢正盛的太平軍，可說毫無勝算。

八旗兵再次展現了鴉片戰爭時的驍勇。駐防將軍祥厚代領欽差大臣關防，死守危城，率不足五千的八旗兵硬是頂住天平軍數天強攻，甚至一度出城反擊。最終，太平軍用地雷轟塌北城，蜂擁而入。祥厚率部退入滿城繼續死守，戰鬥激烈異常，“槍炮之聲與兵賊喊殺之聲，震徹數里”。八旗軍全民皆兵，甚至婦女都“亦嫻槍箭，俱登城佐守”。

太平軍不惜代價的猛攻，使得“城下屍積漸高，賊四面藉屍而上”，滿城終於被攻破。將軍祥厚“身受數十傷殞命”，副都統霍隆武“身受數傷，遇害亦慘”。其他“八旗協佐各官,或力竭捐軀，或臨難自盡，同時陣亡殉難者，文武各官計三百餘員，兵丁婦女不下三萬餘人”。突圍而出的不過六百人，江寧八旗基本上全軍覆沒，所謂“全行殉節,所存無幾”。

江寧陷落後，成為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定都之後，太平軍很快便進行了北伐。1853年9月，北伐軍攻打到河北滄州。滄州駐防八旗男女老幼不過2317人，在守尉德成的率領下，給了太平軍“自入直（直隸）境以來，此其受創之最重”的打擊。當滄州陷落後，滄州八旗及家屬全員死難。

1860年，太平軍十萬大軍包圍杭州，此時杭州城中僅有守軍2800餘人，其中2000人是杭州駐防八旗。太平軍轟塌城牆攻入城中，“惟見滿營官兵接仗殺賊，其餘兵勇紛紛潰散”。八旗軍退入滿城，死守六日之久，“婦女亦撚矛刺賊，賊憤，屢攻，死傷枕籍，終不能克”。旗營官兵撐到清軍援軍到達，“會同旗綠官兵,將城隍山校場等處屯聚逆匪，斬馘殆盡，遂將杭州省城克復”。

次年，太平軍再次兵圍杭州，並且切斷城中對外聯絡，“堅築木城數十里，使內外不能通氣”，杭州成為孤城。在太平軍再次攻陷外城後，八旗兵故技重施，退守滿城，“復日夜疊出鏖戰”。太平軍忠王李秀成寫信勸降，保證可護送八旗官兵及家屬去鎮江，遭到拒絕。數日後，滿城被攻破，將軍瑞昌、副都統關福自殺，副都統傑純及大批旗兵戰死，剩餘旗兵及家屬“縱火自焚，煙焰蔽天，殉烈八千餘人”。戰後，杭州駐防八旗生還者不過46人，也是徹底覆滅。

時人評價江寧、杭州駐防八旗，認為：“兩省之陷，滿兵皆視死如飴，萬眾同命，雖婦人稚子，無一偷生草間者，忠義之氣，上耀三光，下垂無竟，亦足見聖祖神宗股肱臣僕之報矣。”

攻陷杭州之前，太平軍已經攻陷了浙江乍浦。乍浦駐防八旗此時兵丁家屬合計只有1580餘人，在副都統錫齡阿與其二子外郎榮輝、主事榮耀的率領下“晝夜巡警”，使得乍浦城防“守益固”。太平軍最終用地道埋設火藥、轟塌城牆，才得以攻入城內。錫齡阿與二子均在巷戰中戰死，乍浦八旗也隨之全營死難。這支在鴉片戰爭中與英軍死戰而遭過重創的八旗軍，至此靡有孑遺。

太平天國運動波及十八個省，經過之處凡有八旗者，均遭重創，尤其是長江中下游各城駐防八旗幾乎全部被摧毀。而被摧毀的原因，便是各駐防八旗每每合營死戰以至於所剩無幾。

新疆之亂中的苦撐

1864年，太平天國的天京在一片火海中陷落。幾乎與此同時，在遙遠的西北，另一場影響近代中國的動亂——新疆的回、維、漢大起義爆發。原本在太平軍之亂中沒有參與戰鬥的新疆八旗軍，不得不陷入血戰之中。

乾隆年間，清朝滅亡準噶爾汗國，收天山南北之地，以新闢疆土之意取名新疆。為了拱衛新疆，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年），清廷在新疆地區一共修建了六座駐防城，並遷八旗官兵駐防。伊犁建有惠遠城、惠寧城，駐兵 14608 名；巴里坤建會寧城，駐兵1084名；烏魯木齊建鞏寧城，駐兵3376名；古城(今奇臺縣)建孚遠城，駐兵1084名；吐魯番建廣安城，駐兵564名。這兩萬餘名八旗兵，便是清朝安定新疆的主要力量。

1864年春，新疆大亂首先爆發於烏魯木齊。起義軍包圍鞏寧城，鞏寧城都統平瑞率八旗兵死守城防80天，直到彈盡糧絕。援軍不至，平瑞絕望之下與眾官員在都統府點燃火藥自爆。鞏寧城陷落，旗兵與家眷“都統以下兩萬餘人，同時殉難”。同年九月，起義軍攻陷伊犁惠寧城，幷包圍惠遠城。伊犁將軍明緒率旗兵固守到1866年正月，起義軍用火藥炸燬城牆，才將惠遠城攻破。明緒自盡，闔城旗兵與家眷萬餘人死難。

在惠遠城被圍攻之時，古城的孚遠城也被圍攻，攻守雙方反覆角力。城牆多次被火藥炸塌，“八旗老幼婦女多人，幫同運送甎土，乘間堵補完固”。待到城牆已無法修補，起義軍攻入城內，領隊大臣惠慶“合城官兵及婦女等舍死巷戰，相持多時”，最終力不能支，除戰死者，其餘兵丁家眷倶縱火自焚。

新疆內亂不久，浩罕汗國趁機入侵，消滅各地起義勢力，建立“洪福汗國”。俄羅斯也趁火打劫，出兵侵佔伊犁。戰火之下，各地駐防八旗兵先後與起義軍、浩罕汗國軍和俄軍交戰，各地駐防城相繼陷落，八旗兵幾乎被一掃而空。伊犁、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各城駐防八旗兵,“所餘僅一百五十人”。

一片城破軍滅的慘景中，巴里坤的會寧城頂住了數次圍攻，始終沒有陷落，獨樹一幟。但新疆各地已淪陷，會寧城孤立無援，糧餉斷絕，兵民病餓而死者甚多。

絕境之下，巴里坤會寧駐防城竟然堅持了十餘年之久。直到1876年左宗棠率軍收復新疆時，巴里坤仍打著清朝旗號苦苦支撐，成為阿古柏“洪福汗國”中的一塊飛地。

左宗棠用一年多時間擊敗阿古柏，收復新疆。巴里坤八旗才終於盼得生機，而此時加上老幼婦孺只剩數百人。新疆建省後，第一任巡撫劉錦棠收集殘餘旗丁，規復營制，巴里坤八旗與烏魯木齊、古城、吐魯番各地殘存旗丁，合計不足千名，僅有原兵數的六分之一。

唐朝安史之亂後，在與唐廷中斷聯絡的情形下，李元忠、郭昕率安西軍殘部“泣血相守”數十年，成為傳奇。巴里坤會寧城八旗雖不如唐安西軍苦守時間長，但人數更少，環境更為惡劣，且十餘年間毫無外援，也足以算得一個傳奇了。

八旗軍為何死戰

雖有眾多浴血奮戰的例子，但清末八旗軍的戰鬥孱弱是不爭的事實。清中期以後，八旗軍已經是“人人耽於安逸，武備漸覺廢弛”。清代八旗軍分為京師八旗勁旅和八旗駐防兩大部分。駐防八旗軍，又分為畿輔駐防兵、東三省駐防兵、各直省駐防兵和新疆駐防兵四類。京師八旗早已“日就華靡，飲食衣服無一不競美豔，毫無節制。以致數月之用，罄於一日，數人之養，竭於一人，甚或飲酒看戲，遊蕩賭博。”而各地駐防八旗，也就東三省八旗還保留一些騎射風骨，其餘雖不如京師八旗腐敗，也並無什麼可稱道的戰力了。

就以鎮壓太平天國而言，雖然各省駐防八旗被大舉呼叫，取得的戰果卻很不可觀。八旗也好，綠營也好，都無力完成消滅太平軍的重任，這才使得湘軍、淮軍等團練出身的新軍大放異彩。

湘軍之所以戰鬥力驚人，在於帥曾國藩懂得“天下事有所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的道理。湘軍將帥掌握地方民政財政，並用收取“厘金”、經營鹽茶甚至投資票號金融等手段廣泛斂財，給湘軍定出了極高的軍餉標準。

據史料記載，普通湘軍陸軍士兵月餉為四兩五錢，而在家鄉做傭工工資摺合銀不過四錢一分，收入高出十幾倍。至於湘軍將領則以帶兵多少發給開支費，陸營統領帶兵千人者每月可以支取銀兩5800兩，帶兵萬人可以支取58000兩。正是有這樣的收入，湘軍才能作戰奮勇，最終一步步將太平軍逼到絕境。

相比而言，八旗軍兵丁的軍餉是一個月支銀二兩、米二斗五升，這已經比湘軍少了不少。而清朝“祖宗家法”規定，八旗中人除了吃糧當兵，不得“從事工農商等其他技藝”。所以，他們除了軍餉，毫無其他收入。這軍餉是一個旗兵全家的生活之資，就更是捉襟見肘了。

到了清末，清廷的中央財政已經處於破產邊緣。各地駐防八旗軍將軍、副都統等將領，均不理民事,也不能如湘淮軍那樣掌握地方民政事務權力,甚至開創“厘金”一類財源。兩個原因加起來，導致駐防八旗軍餉需困難遠過於湘淮軍及綠營兵。旗下兵丁一般只能領到三成至六成兵餉，其中又經過搭放鐵製錢兩成，還有銀錢與銅、鐵錢及紙鈔兌換率的盤剝和發餉時“官錢輔”等的剋扣，生活困頓不堪。有很多駐防八旗“衣敝屣穿形同乞丐”，甚至“月餉不繼，餓殍相望”。

這也是八旗軍在被徵調作戰時，往往戰力孱弱的原因。飯都吃不飽，家人嗷嗷待哺，有何心思為國效力？那麼，為何在守衛駐防城時，八旗軍卻能夠勇悍無畏，死戰到底呢？這就要“歸功”於清朝的駐防制度了。

清朝建立後，除京師之外，將八旗軍分散在各地緊要之處駐防，成立永久“軍區”。而八旗軍的駐防，往往在駐紮地修建單獨的駐防城，將八旗官兵家屬統一安置，這種駐防城一般被稱為“滿城”。駐防八旗並非全是滿洲八旗，也有很多蒙古、漢軍八旗。但清朝“不分滿、漢，但問民、旗”，強調的是旗人和民人的區別，滿洲、蒙古和漢軍八旗都是旗人。

這些駐防城，相當於一個個管理嚴格的“軍區大院”，都設定了有形的邊界，或者是柵欄、界牆，或者乾脆就是城牆。這一特徵保證了軍事禁地的嚴肅性，也方便管理，能夠更有效規避軍民之間的矛盾。城內的旗人“平時不允許離城二十里外，有事出城要告假，遠出要註冊，回城要銷假。否則違限不歸以逃旗論，要受到嚴厲處置”。

駐防城一旦建成，八旗軍一旦遷入，便世代鎮守，形成一個個小社會。到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乃至新疆之亂時，各地駐防城的八旗軍多則已經在本地生活二百年，少則也有近百年。駐防之地已經是他們的家、他們世代生活的地方。當地民人也就是百姓，雖不能與他們融為一體，但也接受了他們，比如杭州“相對於在文化和習俗上極為陌生的太平軍，已經在杭州居住了近兩百年的旗人則被認為是與他們共命運的鄰居”。

當面對外敵入侵時，其他軍隊可以逃走潰散，駐防八旗無路可退。正如歷史學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評價乍浦、鎮江八旗軍死戰英軍的事蹟時所言，八旗兵“已於此駐紮了近200年，家產在此，眷屬在此，祖墳在此，他們保衛的已經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國，而是實實在在的家，故能頑強、奮勇和拼死”。

柏納德的《復仇神號輪艦航行作戰記》中便認為八旗兵之所以作戰勇敢，是因為：“他們難以容忍失敗，不能容許這班來歷不明而且可惡透頂的野蠻人，來褻瀆自己的家園。”他們不是身居高位、世受國恩的達官顯宦，要用生命去向皇帝效忠，他們甚至未必會有士大夫“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的覺悟。他們的奮戰是為了保衛家園，他們的死是與家園共存亡。

就如茅海建先生所言：“由此我們又可理所當然地得出另一個結論，只有士兵們、民眾們意識到家與國的利益的一致性時，才會在民族戰爭中視死如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