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泰莉莎的兒子約瑟夫二世皇帝體現“開明專制君主”的形象達到滑稽可笑的地步。為了加強專制主義，他對於所有能夠同最高權力相抗衡的力量都要加以控制；而在這些力量當中，教會居於首位。為了同樣的理由，同時也由於厭惡僵化無能的制度，約瑟夫二世極想改造行政和司法機構，使之精簡、集中及合理化。
在經濟領域中，他要實現的是各個方面的自由，即企業自由、海關自由以及開放索爾德河和消“屏障”。最後，根據新哲學的原理。這個皇帝想在許多部門創造比較合於人道的條件。如主張宗教容忍，實行世俗婚姻詞，廢除肉刑，他還想取消他認為與“開明”原則不相補的某些團體，例如沉社。這些主意，有的固然很好，但總的說來，實行起來政治上有嚴重的弱點，在尼德蘭，不少人熱心擁護這類改革；相反，倒有勢力強大的勁敵。應該補充說明，約瑟夫二世改造制度的嘗試，是在嚴重的社會緊張局勢中進行的。
自1784年起，物價飛騰；1787年和1789年的農業稅收又引起谷價猛漲，結果是工業停滯，造成失業。然而，人們記得，在此時期以前，國內就已經有大量依靠慈善團體度日的窮人。由此可見，在這種社會形下不管皇帝所採取的措施如何，總是帶有爆炸的。約瑟夫二世所採取的措施，不會引起人民大良好反應，因為這些措施不包含任何能夠直輕貧困的因素。人們也許會認為，這些措施可以獲得資產階級“開明”分子的同意。但是，人民代表制，即省議會。
結果不是給予資產階級以更大的權力，相反地倒是完全妨礙資產階級權力的擴張。簡言之，約瑟夫二世本著專制主義的原則進行的改革，對這個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來說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全體居民中其他有勢力的階層又是怎樣一種情況呢？由於建立了國家神學院以代替主教管轄的神學院，教會完全處於被支配的地位。此外，由於實行了宗教容忍和戶籍制度，教會的宗教壟斷權也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皇帝還過問宗教組織的細節，例如宗教巡行、葬禮；不僅如此，在教區改組之前，還要清查僧侶的財產。
最後，三級會議被取消了，僧侶們直接參與政治活動遂告結束，因為他們是以僧侶的身分參加三級會議的。這個事例同樣適用於貴族，一般說來，貴族也是以貴族的身分參加三級會議的。第三等級中獲得特殊利益者，亦即包括師傅與幫工在內的壟斷行會的受益人，也由於經濟自由化的措施而直接受到影響，所以幫工們格外是後來起義的積極分子。
可以看出，有不少社會階層是贊成騷動的，而且有充分的事例可以向飢餓的人民證明，他們遭受飢餓，皇帝是要負責的，約瑟夫二世不是建立了自由輸出穀物的制度嗎？當然，也可以提出另一種論據，約瑟夫二世在進行改革時，對於“特權”、對於自古至今都認為命中註定而視為絕對權利的那些特權，不是都予以廢除了嗎？就在1787年元旦，運動的規模擴大了。的確，這天皇帝頒佈了兩項敕令：一項是關於徹底改造行政組織的敕令；另一項是關於徹底改造司法組織的敕令。反對的勢力來自三級會議，它們拒絕投票透過撥款；在布拉邦特，人們援用《愉快的開端》憲章,輿論界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騷動。皇帝隨即廢除布拉邦特自古以來的憲法，並解散佈與約瑟夫為敵的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勢力：一是馮克領導的“愛國者”，即民主改革派；另一是由三級會議代表並由範·德·諾特領導的特權者。
這批特權者要求恢復特權和“舊制度”。可是帶頭的是“愛國者”，而特權者最後才加入他們的行列，但在內心裡仍有許多保留。從荷蘭來的起義者入侵後，掀起了起義運動，奧地利人即被趕走。於是各省分別宣佈獨立，但是根據布拉邦特議會的倡議，建立起一個“聯邦”，即由議會領導的“比利時聯邦”。“愛國者”同範·德·諾特的擁護者比較起來，立即顯得是個微不足道的少數派，因而受到驅逐和迫害。列日公國本來明顯地朝著相反的方向演變。在這個公國，親王兼主教具有極其廣泛的職權，自十七世紀末葉起寡頭政治就已確立，而積極的、為數眾多的資產階級充滿著哲學家的思想，法國革命給它強烈的影響。
列日的資產階級便利用一件原本無足輕重的小事，於1789年8月鼓動人民起義，並奪取了政權。從理論上說，列日公國隸屬於日耳曼帝國，更確切地說，是隸屬於威斯特伐利亞集團,普魯士國王是這個集團的領袖之一，他把列日的革命看成擴張自己權勢的一個門徑，於是派遣軍隊去列日，藉口說是為了恢復秩序，而實際上是故意坐鎮奧屬尼德蘭的心臟區，跟奧地利作難。但這一切沒有成功，因為奧地利人受到“布拉邦特”革命的驚擾以後又鎮靜下來。他們不費多大力氣就迫使普魯士人撤退軍隊，並順利制服分裂的比利時人及列日公國。但是，更具有決定性的事件行將發生，法奧之間不久爆發戰爭，結果奧屬尼德蘭和列日公國並歸法國。
這種合併起初是單方面進行的，後來1797年簽訂了康波－福米奧條約時，奧地利才予以承認。很多比利時人把自己國土首次被法國征服看成是從奧地利桎梏中獲得瞭解放。然而，強制性的賦稅、貶值貨幣的強迫流通、宗教迫害以及徵兵等等，這一切激起了日益擴大的反抗運動，終於在1798年發生了稱為“農民戰爭”的起義。這次起義沒有擴及城市，並且在瓦隆地區無甚進展，所以很快就被法國鎮壓下去了。可是從此輿論轉到另一個方向。
大家知道，法國執政府恢復了秩序，並帶來日益增長的經濟繁榮。因此比利時人越來越團結在新制度的周圍。到了法蘭西帝國末年，正當拿破崙的大陸封鎖政策顯現出消極的效果，而拿破崙與教皇之間又重新發生衝突的時候，反抗運動又在比利時興起。不過，當法蘭西帝國面臨總崩潰時，比利時恰好和荷蘭相反，並沒有發生過反對法國的起義。比利時併入法國的時期，確實是比利時發展史上的決定性時期。從制度方面來看，這一時期經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因為約瑟夫二世曾經設法取消所有過時的舊制度而沒有成功，如今這種舊制度事實上都消失了，而讓位於劃一連貫的新制度。
那時候，所有舊諸侯國連同其特有的制度、特權及法權都同歸於盡。不論行政方面或司法方面，凡儲存至今的制度都是在那時建立起來的。從法律上說，貴族不再是特權階級。不過，在革命時期幾乎沒有貴族外逃，貴族們仍舊是大地主。因此他們的經濟勢力仍然很大，而且由於他們的威望未受絲毫的損害，他們在鄉間具有巨大的影響。教會的情況就不同了。教會的土地被充公，成為國家財產。教會喪失了土地，也就喪失了其經濟勢力的根本。由於教會過分明顯地把它的命運寄託在舊制度的延續上面，又得不到新當局的好感，教會正經歷著一個衰微的階段。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逐漸成長、富裕起來。國家財產的出賣，大大有利於這個社會階級，因為農民中絕大多數都拒絕購買原屬教會的財產。
發展工業的運動從十八世紀中葉起就已經出現，到了1800年左右以後，向工業進軍的運動具有新的規模。那時的工業隸屬於一個大市場，還得到當局的支援，又從國家財產的投機買賣中、從軍需供應中、乃至從一部分貴族的投資中獲得了大量資金，這一切就是當時工業迅速發展的原因。由於工業的發展，人們的心理狀態產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對工業發展前途滿懷信心的資本家人數激增。由此而得到好處的工業主要有根特的棉織工業、列日和埃諾的冶金業以及採煤業。
在政治方面，資產階級對1789年革命的失敗記憶猶新。因此他們暫時滿足於這樣一種政治制度，這種制度雖然沒有給他們以實際參加政府的權利，但它卻有利於他們的經濟利益，並且也不願再讓教會勢力增長。最後，“工廠”裡作為社會階層的工人的數量是在法國統治時期才開始增長的。這個階層主要來自舊制度時期的貧苦大眾。在這些工廠工人中，當然還談不上有階級意識或社會組織。此外，他們當時還遠遠沒有在勞動人民中佔多數。除工廠工人之外，實際上工人社會還包括城市中大量的家庭手工業者和工人，也包括農村中兼務農業和家庭工業的那部分居民。
總之，這個工人社會形成一個混雜的團體，只在失業人數激增或生活費用突然猛漲的直接壓力下，這個團體才採取行動。尼德蘭南方一度劃歸法國以後，於1815年又劃歸荷蘭，但是，比利時人根本沒有參與國土轉移的事一－事先也沒有人跟他們商量過。有一些過去的特權者發表過要使比利時重歸奧地利領土範圍的意見。決定比利時命運的列強，當時也考慮過某些關於瓜分比利時的建議，特別是以馬斯克為界把比利時瓜分給普魯士與荷蘭的建議。可是列強終於決定把比利時連同第二個巴黎條約以後歸屬比利時的馬里昂布林、菲利普維爾和布榮等地，全部不折不扣地並歸荷蘭。這樣，過去長期有過共同歷史、但自從兩個世紀以來卻朝著完全不同方向發展的尼德蘭南北兩個地區，又重新聯合起來了。
這兩個地區是否有可能消除分歧，重新攜手並進呢？南北對立的因素很多。公開信仰新教的北方同清一色信仰天主教的南方之間，宗教上的對立十分明顯。南北兩方的經濟對立也很明顯，北方基本上是經商的，因此主張自由貿易；至於南方，不論從事農業或工業的人 都盼望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另外一個問題，即語言問題，在這個新王國裡，使用荷蘭語的人遠比使用法語的為多。在使用法語的居民中，很自然滋長一種害怕荷蘭語被廣泛地用作官方語言的惶恐情緒。然而，自從奧地利統治時期以來，資產階級和貴族就逐漸法蘭西化了，當然在法國統治時期，他們就更加全面地法蘭西化了。他們不願意重履舊境。在等待了幾年以後，人們開始越來越深感到合併後的不便。
大家知道，天主教徒對合並後的制度本來就很有疑慮，但是國王又採取了看來適足加深這種疑慮的措施。措施之一，是恢復約瑟夫二世的辦法，在培養神甫方面建立必讀的“哲學院”，結果把神甫的培養置於國家的控制之下。還有一系列的措施是關於教育方面的。國王查明教育水平很低，決定對學校施行公共監督，而天主教徒則把公共監督看成是對他們學校難以容忍的干預。拿破崙第一失敗後，列強為了重新瓜分歐洲，於1814年11月至1815年6月在維也納開會，簽訂了維也納條約，其中規定比利時與荷蘭合併，成立新王國，即尼德蘭王國。
最後，從1820年起，國民經濟即處於長期蕭條的階段，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1830年左右。這種不景氣現象打擊了勞動階級，也打擊了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一般持自由派政見，因而較少受到國王反教士措施的影響，但它終於從工商業不景氣之中得出結論，認為君主的政策應負其咎。這就發生了一場即將導致革命的運動。但革命是年輕一代的事業。
在荷蘭統治時期，在舊制度廢除以後出生的青少年已達到成人年齡。他們的政治面貌與父輩迥然不同。對父輩來說，如果是保守派，他們就夢寐以求地恢復舊制度；如果是自由派，他們就深怕恢復舊制度，因而願意支援現存制度，雖然這個制度只分一小部分權力給作為政治力量的資產階級，但至少這個制度以同樣的決心反對舊的社會勢力取得優勢。可是在青年自由派看來，害怕恢復舊制度這種情緒顯然是荒誕無稽的；而在青年天主教徒看來，恢復舊制度的政策是違背時代潮流的。青年天主教徒看得很清楚，現存制度對他們不太有利，因此頗想加以改變。而青年自由派則把現存制度看成只不過是把他們排除在政府之外的一種制度。
因此，兩個反派就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當然，他們要積極實現的目的是不同的；資產階級自由派想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而青年天主教徒則要建立一個教會勢力強大的國家，但這兩種要求的前提是一致的，即推翻現政權。就這樣，兩個反對派自1828年起結成了聯盟，稱為“聯合派”。國王粗暴而笨拙地反對“聯合派”，對他們進行迫害，而對新聞記者尤甚。公眾輿論日益激昂，要求實行徹底的政治改革。
巴黎的七月革命突然加劇了緊張局勢。1830年8月25日在布魯塞爾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暴動，並且在失業工隊伍中得到劇烈的反應。發生了搶劫和火燒工廠等事件；而資產階級則武裝起來，保衛自己的財產。可是工人暴動被鎮壓下去以後，資產階級仍然擁有武裝，並且堅決要求政治改革。荷蘭軍隊被派往攻打布魯塞爾，這件事使得法國國王查理十世採取一系列壓制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政治措施，如取消新聞自由、解散議會、修改選舉法等等，引起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反抗，遂於7月27日至29日妥協解決成為不可能。
在“九月的日子”裡，荷蘭軍隊被擊敗，只得撤退。可是對奧倫治王室來說，前途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即使在這時候，還有許多人願意接受國王威廉的兒子奧倫治親王作為比利時的君主，因為人們認為親王的觀點與其父不同。但是，由於荷蘭軍隊10月27日炮轟安特衛普，這種可能性隨即消失了。因此，必須組織一個新國家。為此，選出了一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於11月18日宣佈比利時獨立，然後從事制訂一部憲法和物色一位新國君。這部憲法規定一切“自由”。憲法給予議會以根本的權力，國君的作用實際上等於零。一種嚴格的納稅選舉制保證了富裕階級獨攬政權。在此期間，比利時全國都舉行起義，荷蘭軍隊也已撤離，但衝突的最後解決有賴於列強的態度，而列強幾乎全是敵視起義的。
到維也納會議的成果在一個重要環節上受到破壞，因此它對比利時是友好的，而且態度十分堅定地表示，應當在比利時獨立與歐洲戰爭之間作一抉擇。英國居間調停，在倫敦會議中達成向雙方建議的十八款條約，包括比利時獨立和永久中立等條款在內。剩下來的問題是找一位君主，而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共和派、奧倫治派以及合併派在國內非常活躍，可是他們在國民會議中人數不多。
法國對這次運動的勝利起過主導作用，這就促使國民會議要把王位獻給路易－菲力浦的兒子奈穆爾公爵人們很清楚，這樣的解決辦法是英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這種嘗試失敗了。結果在比利時發生了一場嚴在維也納會議上所簽訂的維也納條約結束了法國對尼德蘭的統治，規定成立尼德蘭王國，作為抵禦法國的屏障。
1830年比利時革命後宣佈脫離荷蘭而獨立，法國感到高興，因為比利時的獨立是對1815年維也納會議決議的一個沉重打擊。1830年7月，借自由派力量登上法國王位。威廉親王的擁護者重新抬頭，頗佔優勢。國民會議卻選擇德意志親王薩克森－科堡的利奧波德為國王。
利奧波德曾經在俄國軍隊中服役，並且娶大不列顛女王儲夏洛特為妻。夏洛特死後，利奧波德鰥居英國。人們安排他同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浦的女兒結婚，所以他成為大家都能接受的君主。可是荷蘭國王並沒有解除武裝，利奧波德剛剛即位，荷蘭軍隊就入侵比利時，在“十日”戰役中摧毀了比利時軍隊。但是法國軍隊開進比利時，荷蘭人就撤退了。比利時這次軍事上失敗的結果，是列強之間締結了一個對比利時很不利的新條約，即二十四款條約，把“荷蘭語林堡省”和盧森堡省的一大部分都歸併給荷蘭。
比利時同荷蘭的糾紛並不因此而解決。停戰雖然實現了，但國王威廉拒不承認二十四款條約。因此，在不遠的將來戰爭有可能重新爆發。於是公眾輿論的兩大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派”傾向和“保守派”傾向繼續在“聯合”政府裡合作。值此期間，國王利奧波德一舊制度時期有才智的人－十竭力改變憲法的精神而恪守其文字，目的在於使議會授權給君主，可以對那些未經國民會議立法的部門行使巨大的權力。特別是在省、區組織上，國王設法取得任命權或解散權，以便省、區議會聽其指揮，並得以隨意任免省、區行政人員。
國王雖然進行了一番激烈的鬥爭，但是他的嘗試幾乎毫無結果。在這同一時期，國家的經濟面貌有了改變。大工業從奧地利統治末期已經開始發展，而在法國和荷蘭統治時期更是日益壯大。1830年的革命使得大工業的飛躍一時中斷，1827年以來十分顯著的經濟高漲因而突然停止了。舊有的銷路堵塞了，必須另找其他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