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的工業化是在1848年至1884年期間出現決定性飛躍的。動力從1845年的四萬八千馬力，上升到1885年的七十八萬一千馬力。這種發展全靠比利時的地質構造、社會組織和金融結構，同時也靠與經濟政策有直接利害關係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地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眾所周知，比利時煤的蘊藏量很豐富，然而比利時生產的鐵砂一直到1865年左右才夠自給。另一方面，比利時的人口是歐洲最稠密的，而直到1870年前夕，國內還沒有一個能發揮作用的工人組織。這就是說，勞動力既多而又低廉。
從金融方面來說，“通用公司”成為一家強大的實業銀行，它遠在佩雷爾兄弟“動產信用公司”之先就盡力向工業提供資金了。工業直線上升的結果，必然是資產階級人數增加和資產階級福利提高，以及在納稅選舉制的情況下工商界選民數量的增加。由於這類選民必然投票擁護自由黨，可想而知，自由黨似乎經常領導國政。
從1857年至1870年期間，自由黨的統治甚至沒有間斷過。正是在最後這個時期，自由黨採用了自由貿易制。對於像比利時這樣的國家來說，因為工資低微，國內只有一個狹小的市場，可是工業產量卻居於世界前列，而生產的多是半製成品，需要輸出，所以自由貿易制是必不可少的。再說，天主教輿論經歷著深刻的變化。
1830年，天主教輿論本來勉強同意了以政、教分離為原則的中立和世俗的政體這個方案。但從1860年左右開始，天主教輿論又改變了；新的一代天主教徒顯然成為山外派，在自由黨成立之後約二十五年，天主教黨終於誕生了。剛才提到的選舉權民主化的趨勢，並不是某種天主教輿論所特有。這種趨勢主要反映了年輕一代的思想狀況，自由黨人中間也同樣存在著這種思想狀況。
的確，自由黨人中間，尤其在最年輕的自由黨人中間，反對黨內溫和派或“空論家”的“進步分子”愈來愈多了。這些進步分子正同天主教徒中的山外派一樣，特別要求普選，因此這些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同第三種趨勢，即社會主義或擁護社會主義的趨勢，距離並不很遠了。
這第三種趨勢，經由少數幾個深受1848年社會主義影響的年輕人發起後，先是在自由思想運動的形式下成立組織，隨後其中一翼逐漸分離出來，要同時為爭取自由思想和社會改革而奮鬥。
在最初那些年代裡，1848年2月，法國工人階級參加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鬥爭，同年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英勇起義。1848年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對歐洲影響很大。但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還沒有建立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而受布朗基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影響極深。從1860年起，社會主義派有了組織，不過一直到1867年前後，它才開始真正接觸群眾。那正是第一國際時代，比利時有許多人擁護第一國際，可是他們中間缺少堅強的幹部。
第一國際所屬各個組織在全國範圍內擴大其影響，這在比利時工人運動史上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從前，布魯塞爾，尤其根特，是工人運動僅有的中心，但從1867年起，瓦隆區－主要是埃諾和維爾維埃區－也捲進工人運動中去了。此外，塞扎爾·德·巴普，比利時社會主義運動少數獨具卓見的思想家之一在第一國際代表大會上提出了他的集體主義觀念，被大會採納。
巴黎公社的失敗給比利時社會主義運動帶來了心理上的不利影響。接著是海牙代表大會的召開，第一國際事實上解散了。這種解散在比利時格外明顯，因為比利時人依然恪守無政府主義觀念。
塞扎爾·德·巴普是比利時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印刷工人，後為醫生。他是第一國際比利時支部的建立人之一，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以後曾一度支援巴庫寧派；他又是比利時工人黨的建立人之一。由於比利時境內沒有堅定的骨幹，第一國際的大部分支部當然都消失了。
根特布魯塞爾和維爾維埃這三個據點的工人運動都在困難中殘存著。維爾維埃原來就是並且依然長期是無政府主義的基地。根特則不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思想透過荷蘭滲透到根特這個地方。而在布魯塞爾，那些革命觀念的擁護者，即從1850年左右起發號施令的人們，正遭到比較溫和的年輕一代的反對。
所有這一切表現在好幾個“工人黨”的相繼出現，但終於在1885年建立了“比利時工人黨”。這個黨難以樹立威信，這一點我們在下面就會清楚。大約就在這個時期，佛蘭芒運動也開始向縱深發展，並取得了初步的成績。一系列轟動一時的事件使得這個運動越出了它最初參加者的狹隘小圈子，贏得了小資產階級和佛蘭芒知識分子的同情。
因為對於渴望當文官的佛蘭芒族小資產階級來說，語種的選用具有重大的意義。只要法語作為行政、司法、軍隊和教育的唯一通用語言，那麼，出身佛蘭芒族因而講佛蘭芒語的文職申請人，跟瓦隆籍的人員相比，就永遠處幹不利的地位問135佛蘭芒運動在農村也有許多參加者。
在農村，貴族和教士還居於壓倒一切的統治地位，其所造成的潛在反對力量不能由傳統的政治運動形式表現出來，因為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主要是在城市裡，且在思想內容上也過於理念化，以致不能引導農村的反抗者向農村中壓倒一切的權勢進行鬥爭。佛蘭芒運動則不然，它呈現出一種民族主義的浪漫色彩，能給這些反抗者以鼓舞。然而，支配當時政治生活的既不是佛蘭芒問題，也不是工人問題，而是學校問題，更確切地說，是被稱為“學校戰”的事情。憲法本來早已宣佈教育自由，但意義含混不清，兩黨所作的解釋大不相同。
第一項重要的學校法案開創了公辦教育的先河，其中特別規定，接受宗教教育是每個人的義務。可是1850年關於中等教育的第二項學校法案，情況就不一樣了。於是，兩黨從此爭吵不休，這種爭吵越來越成為兩黨不和的癥結。本來這兩個黨的成員都只是由少數納稅選舉人所組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兩黨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都是攜手前進的。但是，隨著自由黨堅定不移地採取有利於工業而不利於農業的自由貿易制度，兩黨在經濟方面的共同觀念行將告終。自由貿易制給農業帶來的後果，實在是禍害無窮。
1880年前後，美國的小麥充斥比利時市場，招致農業的破產。大概為此緣故，天主教黨獲得了農村所有階級的堅強而持久的支援；在天主教黨重新上臺時，它就要連忙保護農業了。然而與此同時，天主教黨和自由黨之間的鬥爭達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1879年，自由黨內閣設法通過了一項新的初等教育法案。這項法案旨在使公辦初等教育成為真正的世俗教育。結果導致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暴力抗爭，鬧得家庭和宗教團體都四分五裂，有的斷然擁護教會，有的則奮起反對。
1884年選舉的結果，天主教黨重新一黨執政，並且蟬聯至1914年。第九章五十年不穩定的均勢。比利時現階段歷史的特徵，是很難用三言兩語加以概括的。最主要的特徵無疑是空前的經濟繁榮。當然，這種繁榮並不是一帆風順的，而且一度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中斷。可是，它每當遭受挫折之後，又上升到比以前更高的水平。
比利時已成為世界上經濟大國之一，儘管不肯明言，比利時甚至逐漸走上殖民化的道路。但是，除了這種經濟高漲之外，這個時代的另一個標誌，是社會上激烈的緊張局勢。這種說法過於籠統，似有明確闡述的必要。本章所述的這些年代的初期，社會緊張局勢確實極其嚴重，並且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最初年代。隨後，大概和當時經濟飛躍已達頂峰有關，這種緊張局勢就變得不那麼明顯了。最後，可以猜想到，在我們即將研究的這些年代裡，國際形勢所引起的動盪不安對比利時的國計民生是有影響的。
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和二十世紀最初的年代，正是比利時工業全面突飛猛進的年代，並且在強大的金融公司的推動下，比利時工業廣泛地湧進世界市場。不論是在俄國或是在中國，也不論是在阿根廷或是在埃及，到處都可以看到比利時的企業。比利時製造的蒸汽機以及柴油機比比皆是，並由比利時技師進行安裝。同時，特別是從1879年起採用了托馬斯鍊鋼法，鋼的產量陡然上升，1880年達到十萬噸左右，1912年則達到二百五十萬噸。
就在這一個時期，剛果獨立國成立了，隨後才成為比屬剛果的。在這方面，國王利奧波德二世所起的作用極其重要，而比利時人當時對於此事則異常懷疑。由於斯坦利成功地沿剛果河順流而下到達河口，利奧波德國王遂於1876年召開一次國際地理會議，建立了“非洲考察和開化國際協會”。這個協會由一系列國家的全國委員會聯合組成，後來演變為“國際剛果協會”。“國際剛果協會”合併了斯坦利原有的工作機構，在同剛果土著首領所簽訂的條約的基礎上，切實地佔有剛果的領土。
1884年，在柏林舉行了一次國際會議，決定建立剛果獨立國，比利時國王成為這個獨立國的君主。隨著多次的征戰，這個新國家的疆界迅速得到擴大，同時在一場討伐阿拉伯奴隸販子的武裝鬥爭中，終於將這些奴隸販子驅逐出剛果。這個新國家財政出現了赤字，比利時議會比屬剛果即剛果。
剛果於1960度猶豫不決，終於勉強同意給剛果兩筆貸款。1898年是個決定性的年頭。這一年，從馬塔迪到利奧波德維爾的鐵路竣工了，剛果河盆地的內部終於容易進去了。從那時起，對剛果積極投資的不僅是比利時國王一人而已，若干強大的金融集團都決意參與其事。可是在這期間，剛果獨立國的收入來源全靠土著義務繳納的象牙和橡膠，而在“徵收”這些稅款時，往往敲詐勒索，百般苛刻，結果招致國際新聞界極其猛烈的攻擊。這種攻擊固然不是完全公正無私的，但也不是毫無根據的。於是，比利時的輿論對於比利時的處境大為震動。公眾的這種反應當然不會使得大金融公司感到不高興，原因是國王打算在這個新國家設定特殊的機構，把龐大的“王室產業”作為這個機構的主要機件，因而那些金融公司設在中非的企業在發展上便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從1889年起，利奧波德國王想引起比利時政府對他的非洲政策發生興趣，就考慮遲早要把剛果併入比利時。可是，鑑於有關剛果獨立國官員橫徵暴斂的宣傳激起了越來越大的反響，剛果應直接由比利時接管的問題也就越來越成為當務之急了。
最後於1908年，在列強的壓力下辦理了這種移交，剛果獨立國隨即變成比屬剛果殖民地。回頭看一看比利時國內的情況，那真是一場社會悲劇。從1847年起，一般都是自由黨執政。起初，當權的是多少帶點社會主義色彩的自由黨人如羅吉埃等，他們並不是沒有受到聖西門主義、若至停五葉主義的影響的，到了100年左方的的完美化身。這些人都是大資產階級“空論家”，也就是說，在社會問題方面非常保守，並根據“放任自流”的原則堅決排除任何形式的給予弱者的保護，諸如在勞動方面對兒童或婦女的保護。1884年取得政權的天主教黨是完全同自由黨一樣的保守。勞動者被捆著手腳任憑僱主們的擺佈，因此對社會主義的宣傳很願意聽，甚至格外注意無政府主義的宣傳。
在十九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華人黨還很弱小，而無政府主羅吉埃在1847年以自由黨首腦的身分譯者義者的影響倒似乎強大得多。總之，確實是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推動下，1886年首先在列日，接著在博里納日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罷工，發展到強烈暴動的規模，發生縱火、搶劫、槍殺等事件。從此開始了一個延續好幾年的動盪時期。比利時工人黨雖然處於無能和分裂的狀態，但終究把這場動亂引向了一個明確的目標，爭取普選。
1893年，普選終於實現了。當然，那是一種不嚴格的普選，因為每個成年的公民本來只有一張選票，可是某些公民比工人更富裕的那些人可以得到第二張或者第三張選票。到了1900年才採取比例代表制，使選舉改革臻於完善。不過，從1894年起，選舉制就已經產生了效果，天主教黨保持著優勢，自由黨被削弱，工人黨雖然大批地進入了議會，但還不足以同天主教黨爭奪鰲頭。鑑於天主教黨這種優勢在議會里看來不可能打倒，工人黨就試圖在社會上進行搗亂來動搖它。工人黨組織了好幾次總罷工，可是1902年的大罷工完全敗了。從那時起，天主教黨的優勢似乎不可能難以動搖的了。
1913年，人們又看到一次總罷工的驚人景象，這次總罷工經過長期準備，按預定日期發動，在靜悄悄的氣氛中進行，結果當然是一無所獲。最後，關於比利時的國際地位問題，簡略提一下就可以了。大家記得，根據列強的意願，比利時是保持“中立”的。這種中立地位終於使比利時人產生一種安全感和對國際緊張局勢漠不關心的態度，從而對一切軍事方面的努力都感到非常厭惡。當然比利時曾經多次建築過巨大的防線，1859年安特衛普就變成一個強固的要塞，1887年至1892年期間，列日和那慕爾的要塞相繼建成。然而，所有這些已經達到輿論可以接受的最大限度了。尤其是軍隊，數量上受到限制，原則上由應徵士兵組成，並且可以“替換”。
從1884年起執政的歷屆天主教黨政府，比自由黨還更加反對加強軍事建設，這是因為天主教黨格外害怕兵營會影響青年的信仰和風氣。然而，比利時最鄰近的大國之間的對立日益加劇，因而有發生一場衝突的可能，這件事到了後來再也不能視若無睹了。因此，主張實行全民義務兵役制來壯大比利時武裝力量的呼聲，贏得了越來越多的聽眾。
1909年，人們在這條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每戶一丁的義務兵役制被表決通過了。1913年，兵役制又有了新的擴充，不過，次年就爆發了戰爭，這項法令也就沒有來得及發揮其應有的效果。大家曉得，德軍執行施利芬計劃,打算從比利時透過，背擊法軍左翼。德軍強求比利時讓出一條通道，但遭到比利時的拒絕，德軍遂於1914年8月4日侵入比利時。比利時軍隊經過頭幾個回合的戰鬥以後，撤到安特衛普，隨後退守伊澤爾河西岸，整個戰爭期間，比軍就在這塊西陲國境固守陣地,終於在1918年轉入反攻。
在整個戰爭期間，政權的行使變得相當複雜。國王作為軍隊的最高首領，一直留在比利時國土。施利芬是德國元帥，曾任德軍總參謀長。德國1914年發動侵略戰爭的軍事計劃，就叫做“施利芬計劃”。伊澤爾河源出法國，流注入北海，全長八十六公里。1914年10月至11月，法、比、英等國軍隊曾在伊澤爾河岸與德軍血戰，並擋住了德軍向西挺進。從此在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伊澤爾河就成了比利時自由區與德佔區的分界線。通常住在德帕納。政府卻設在勒阿弗爾。
當國家遭受侵犯後，人們立即作出一種象徵性的姿態，任命了一位自由黨的不管部大臣和一位社會黨的不管部大臣。其實，在戰爭過程中，一些有任所大臣職位也給了自由黨人和社會黨人。就這樣，小心翼翼地實現了黨派“神聖聯合”。
國內，一種比較激進的演變正在非正式地發展著。整個國家幾乎都被佔領，除了德國的軍事政府以外，比利時不存在任何實際的中央政權。然而，事實上組成了某種機關，全國各地都有其代表。這就是“全國救濟給養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以處理全國貧寒者的救濟品分配問題為宗旨，其實這個委員會的組織遍佈全國，不僅執行救濟使命，而且組成一個蒐集公眾輿論的情報網，以及一個維持有影響的人士之間相互接觸的聯絡網。這個機關和設在勒阿弗爾的政府保持著聯絡，但其領導人也研究戰後重建國家機構時應採取的措施，而這點是在更加民主化的意義上來考慮的。他們這樣做，確實為停戰後將有效地推行的徹底改革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