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內容均為本人讀書筆記，摘錄自《征服與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特此說明。）
在第一次阿以戰爭失敗後，埃及王室和政府的一系列行為令舉國上下大失所望，而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和滿腔的熱情讓自由軍官們團結在一起，這些人的領袖是一位名叫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的年輕上校。。納賽爾和他的同僚們對自己在巴勒斯坦戰爭中的經歷感到震驚，當時他們在缺乏充足武器的情況下就被派往戰場，在數月之內遭到以色列人圍困而最終戰敗。起初，自由軍官團結在一起是為了反對英國在埃及的帝國主義行徑。但很快，他們就將埃及政治體制視為完全脫離英國實現獨立的主要障礙。
巴勒斯坦戰爭後，納賽爾招募部分最親信的同僚加入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秘密基層政治組織。基於為其行動爭取最廣闊的支援基確的考慮，納賽爾招募的成員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Abd al-Hakim Amer)、薩拉赫·薩利姆等巴勒斯坦戰爭的親歷者，也包括像安瓦爾·薩達特這樣與穆兄會有聯絡的軍官。1949年秋，這些人在納賽爾家的客廳內舉行了首次會議。隨著自由軍官組1950年秋，自由軍官組織釋出了其首份傳單，以便在軍官群體中爭取對其反帝事業的支援。
1951年12月，在看似無傷大雅的埃及軍官俱樂部管理委員會的選舉中，國王和自由軍官之間的對抗到達了一觸即發的關頭。對法魯克國王而言，軍官俱樂部是反映軍官對國王忠誠的晴雨表；自由軍官則決定將這次選舉作為對抗國王及其支持者的工具。納賽爾及其同僚成功地說服了廣受支援的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領銜一支參選董事會的反對派名單，競選軍官俱樂部主席一職。納吉布和反對派名單在選舉中大獲全勝，之後法魯克國王就千方百計地試圖推翻選舉結果。最終，法魯克國王於1952年7月親自介入，撤銷納吉布的職務，並解散了軍官俱樂部董事會。自由軍官們深知，如果不能立即對國王的挑釁做出迴應，他們將失去所有的信譽。正如納賽爾最親密的戰友之一阿卜杜·哈基姆·阿米爾警告其他自由軍官時所說的，“國王已經給了我們一記重拳；如果我們不還以顏色的話，我們的組織就會失去在軍官中的信譽，沒有人會再願意加入我們”。
自由軍官們達成共識：如果無法採取快速並具有決定性的行動，他們所有人都要銀擋入獄。納賽爾與自由軍官中的高層政治家納吉布將軍進行了會面，策劃立即發動反王室運動。
自由軍官們已經到達了無路可退的境地：密謀推翻政權的風險極大，他們深知一旦失敗，自己將面臨叛國罪的指控。因此，他們極為仔細地檢查自己的計劃：同時佔領廣播電臺和軍事指揮部；動員忠於策劃者的部隊；採取措施確保公共安全，防止外國介入。在1952年7月23計劃日到來之前，還有很多細節需要確保萬無一失。
策劃者受到政府的嚴密監控，這也使得計劃預定前的最後幾天壓力陡增。
儘管疑慮重重，自由軍官們還是成功地發動了一場幾乎不流血的運動。叛變的軍事部隊包圍了埃及政府軍總部，在擊退輕微的抵抗後，於7月23日凌晨2點佔領了該機構。軍隊總部被佔領後，支援運動的軍隊馬上獲許佔領開羅的各戰略性機構，而當時整座城市還在沉睡中。軍隊佔領這些機構後，安瓦爾·薩達特來到國家廣播電臺，以武裝部隊總司令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的名義宣佈成功，從而為一場經典的運動畫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
7月23日，法魯克國王和他的政府徹底倒臺，但自由軍官對於運動成功後該如何進行下一步還毫無頭緒。薩達特在其回憶錄中寫道：“很顯然，我們在發動革命時，對於接管政府職位還沒有做好準備，我們沒有成為政府部長的雄心壯志，也從沒有想過這些，甚到尚未制訂一個明確的政府計劃。”他們決定邀請資深政客阿里·馬希爾組建新政府。同樣，自由軍官們也不知道該如何處理法魯克本人：是逮捕他，還是將他處決？納賽爾做了明智的決定確保法魯克退位並允許他流亡海外，從而避免讓新政府捲入一場可能導致分裂的司法程式，或是因草率的處決而把一位不受歡迎的國王升格為殉難者。法魯克遜位給他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艾哈邁德·福阿德二世,後者將受到一位攝政王的輔佐。7月26日，在21聲禮炮的歡送下，他本人被納吉布將軍送上了停泊在亞歷山大港的“麥哈魯賽號”皇家遊艇。
事實上，納吉布將軍並未獲得多少機會來統治埃及。事實很快將表明，埃及的實際統治者是納賽爾。
自由軍官革命代表著新興的年輕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該運動成員的平均年齡僅34歲，51歲的納吉布在其中已經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農村背景的埃及人，透過軍隊晉升至要職——
自由軍官們對埃及王室身邊那些土耳其一切爾克斯精英的特權和做作而感到憤憤不平。奪取權力後，他們最早出臺的法令之一就是廢除貝伊、帕夏等一切土耳其頭銜。在他們看來，這些頭銜是由“一位不正常的國王……（賞賜給）一些根本不配擁有它們的人”。
被剝奪了頭銜之後，埃及貴族接著又被剝奪了土地。自由軍官們開啟了一項重大的土地改革，出臺法律將個人持有地產的上限限定在200英畝。政府沒收了王室的巨大種植園，徵收了約1700個大土地所有者的地產並以30年期債券償還。合計起來，新政府從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沒收了約36.5萬英畝土地，隨後這些土地被分配給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產面積不超過5英畝。儘管遭到了總理阿里·馬希爾的激烈反對——馬希爾代表著財富源自地產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還是得到了透過。顯然，與有產貴族的意願相比，自由軍官們更看重民眾的支援。1952年9月，他們成功迫使馬希爾辭職。
土地改革措施為自由軍官們贏得了切實可見的政治回報。儘管埃及農業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約14.6萬個家庭，而當時埃及人口達到約2150萬——真正受益於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士改措施卻在埃及民眾中贏得了廣泛的好感。“在埃及民眾的支援下，軍人更有膽量執掌政權，在政治中扮演更直接的角色。
一旦登上政治舞臺，自由軍官們將證明自己是堅決果斷的。
1952年9月，納吉布將軍同意組建以文官為主的新政府。納賽爾建立了一個由軍人組成的委員會——革命指導委員會來監督革命的工作，表面上與政府合作，實際上與納吉布的競爭關係不斷加劇。1953年1月，作為對華夫脫黨和穆兄會壓力的迴應，革命指導委員會宣佈取締所有的政黨，並將各黨資產全部收歸國有。作為幕後的操盤手，納賽爾引入了一個國家扶持的全新政黨，即解放聯盟，宣稱兩次大戰之間埃及國內政治的分裂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黨派主義。他顯然希望解放聯盟能有助於動員民眾支援新政權。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導委員會宣佈廢除君主制，納賽爾也完成了與舊秩序的徹底決裂；埃及被宣佈為共和國，穆罕默德·納吉布則被任命為首任總統。法老時期以來，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統治。用納瓦勒·薩阿達維的話來說，納吉布是“古埃及國王美尼斯以來第一位統治埃及的埃及人”。
埃及共和國現在成為一個人民政府，享受著埃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全力支援。
對極度渴望變化的民眾而言，如何滿足他們的高預期是新政府所面臨的重大挑戰。這並不簡單，埃及新政府繼承了一系列棘手的經濟問題：整個國家過度依賴農業，而農業產出又受到埃及沙漠環境的限制；在缺少開發荒漠所需水資源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擴大耕種面積。埃及工業整體上仍處於欠發展狀態，1953年農業對埃及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35%,而工業僅為13%(剩餘52%的份額全部來自服務業）。工業化步伐的緩慢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低水平的公共和私人投資。整體人口增長率遠遠超出了創造就業的增速，這也意味著能夠獲得穩定工作並顯著提升生活水平的埃及人越來越少。
對於他們面臨的所有問題，革命指導委員會的軍官們有一個激進的解決方案——在尼羅河上修建一座水電大壩。工程師們將上埃及地區阿斯旺鎮附近鎖定為修建水壩的理想地點。這座新的阿斯旺水壩將能夠儲蓄足夠多的水量，將全國耕作土地面積由600萬英畝增加到800萬-950萬英畝，此外還將產生足夠的電量來支援埃及的工業化，向全國提供可負擔得起的生活用電。但這樣一個工程將耗資數億美元，遠遠超出埃及自身資源的供給限度。
為了資助阿斯旺水壩、確保埃及的經濟獨立，執政的軍官們將不得不與國際社會打交道。然而，埃及極其珍惜自己的獨立地位，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在不損害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其目標。自由軍官們很快就會發現，想要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而不做出妥協是多麼困難。
在國際舞臺，埃及新政府的首要關切是確保英國完全撤軍。這也是半個世紀以來埃及民族主義運動未竟的事業。
為確保英國從埃及完全撤軍，1953年4月納賽爾及其屬下在美國的斡旋下與英國人展開談判。對雙方而言，這場談判的風險都非常之高。納賽爾深信談判失敗將意味著自由軍官的倒臺；在一個日益步入後殖民時代的世界中，英國則對其國際地位十分敏感。談判不斷地破裂隨後又重啟，整個程序拖延了16個月之久。最終，英國人與埃及人達成一項妥協方案：英國將在24個月之內從埃及撤走所有的軍事人員，只在運河區內留下約1200名民事專家，其停留期限為7年的一個過渡期。顯然，英國人並非無條件地完全撤離，政府對撤軍延期2年、英國民事存在長達7年的讓步，都成為部分埃及民族主義者指摘的物件。但這一妥協方案的獨立性已足以讓納賽爾在1954年7月獲得革命指導委員會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兩國政府簽署瞭解決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後一名英國士兵離開了埃及。
與英國的新協議在埃及國內也面臨著批評的聲音。總統穆罕默阿卜杜·納賽爾發起了猛烈的攻擊。納吉布顯然不再滿足於傀儡的角色，而是尋求其作為總統理應享有的一切權力。納賽爾則透過對革命指導委員會的控制不斷蠶食總統的權力。至1954年初，納賽爾和納吉布的關係已經惡化到某些同時代的人所描繪的“仇恨”的地步，結吉布公開批評英國撤軍協議之後，納賽爾開始動員其忠實的造隨者醜化納吉布，煽動民意反對一位至今仍受人尊敬的領導人。移兄會同樣抓住英國撤軍不徹底的時機批評自由軍官政權。這個伊斯蘭主義組織與其他政黨一道於1953年被取締，因而對新興的軍人政權已然心懷不滿。1954年初納賽爾對穆兄會的鎮壓，也使得他成為一個伊斯蘭主義分裂團體全力刺殺的目標。這些人甚至考慮過派遣一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在身藏炸藥的情況下靠近納賽爾以便將後者炸死——這也成為中東歷史上最早的自殺式炸彈計劃之一。但這個策略對於1954年的伊斯蘭主義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為並沒有志願者願意執行該任務。
1954年10月26日，一位名叫馬哈穆德·阿卜杜·拉提夫的穆兄會成員試圖用一種更加傳統的方式刺殺納賽爾。在慶祝英國撤離協議的一次演講中，阿卜杜·拉提夫向納賽爾開了8槍。但前者顯然是一位非常精糕的槍手，8發子彈竟無一中的。面對身旁嗖嗖而過的子彈，納賽爾的表現是英雄式的。他沒有在槍彈下退縮，只是在短時間內中斷了演講。當他重新開始演說時，他用滿腔熱情感染了正在收聽電臺廣播的埃及乃至阿拉伯世界各地的聽眾。納賽爾對著麥克風高喊道：“同胞們，我的血正在為你們、為埃及而流淌。我將為你們而活著，也會為你們的自由和榮耀而死去。”聽眾們也哮著表示支援。“讓他們來殺我吧。我完全不在乎，只要我已將自豪、榮耀和自由注入你們心中。如果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死了，你們每個人都將成為另一個賈馬勒·阿卜杜·納賽爾。”
這一時刻已不能更加戲劇化了，埃及民眾將納賽爾擁戴為他們的領袖。基於新獲得的聲望，納賽爾確立了自己對革命的領導地位，同時也可以放開手腳處理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以及穆兄會這兩個與他爭奪民眾忠誠的主要競爭對手。數千名穆兄會成員被捕；1954年12月，6名成員因參與暗殺行動被處以絞刑。納吉布因審判也受到牽連，儘管從未被指控有任何犯罪行為，11月15日納吉布被免去了總統職務，在此後的20年內都處於被軟禁的狀態。
埃及現在有了一位無可爭議的主人。從1954年底到1970年去世，納賽爾一直擔任埃及總統，也是阿拉伯世界的總司令。沒有一位阿拉伯領導人在之前或此後能像納賽爾一樣，對阿拉伯世界施加如此大的影響，而他對國際事務的影響也鮮有人可匹敵。埃及即將開始一次非同尋常的歷險，一段純粹的熱血沸騰的歲月，其間一切看起來皆有可能。
與英國人達成撤軍協議後，埃及政府的下一項議題就是與新建的以色列國之間未了結的恩怨。在脆弱的邊界線兩邊，埃及和這個猶太國家之間的關係開始日趨緊張。以色列總理本一古裡安做出一系列嘗試，以試探自由軍官的意圖，然而納賽爾及其屬下有意避免任何與以色列人的直接接觸（1953年以色列與埃及外交人員的確在巴黎進行了秘密接觸）。本-古裡安得出結論，即埃及在其新軍人領袖的領導下，可能成為阿拉伯世界的普魯士，從而對以色列構成明確而現實的威脅。納賽爾深知，他的國家還遠遠缺乏必要的軍事力量來遏制——更不用說對抗——這一滿懷敵意的新鄰居。為了對以色列構成切實的威脅，埃及需要從國外獲得物資。但納賽爾很快發現，作為提供武器裝備的交換，外國政府勢必會提出一定的條件，而這將削弱埃及新獲得的獨立地位。
納賽爾首先轉向美國人，在1952年11月向美國尋求幫助。作為迴應，自由軍官受邀派遣一個代表團赴美來陳述其需求——飛機、坦克、火炮和艦艇。美國人在原則上願意提供支援，但希望埃及在處理任何武器裝備訂單之前，保證加入一個地區性防禦條約。
1953年5月，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訪問埃及。杜勒斯此行具有雙重目的：其一是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達成和平協議，其二是在中東地區孤立美國的超級大國對手——蘇聯。與埃及政府的討論很快轉向了武器裝備的主題。杜勒斯明確表示，美國仍願意支援埃及，但條件是後者必須加入一個被稱為中東防禦組織的新的地區性防禦條約，這一條約將使埃及與美、英達成反對蘇聯的正式聯盟。
納賽爾斷然拒絕了杜勒斯的建議。中東防禦組織為英國延長在埃及的軍事存在提供了一個基礎，這一點是任何埃及領導人都無法接受的。納賽爾無法讓杜勒斯明白的是，埃及沒有理由害怕蘇聯的威脅，因為對埃及的真正威脅來自以色列。
1954年《英埃撤軍協議》簽訂後，埃、以兩國關係迅速惡化。在本一古裡安看來，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存在，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間構成了一個緩衝帶，而即將到來的英國撤軍則意味著災難。1954年7月，以色列軍事情報機構開始在埃及開展秘密行動，在開羅和亞歷山大的英、美機構中安裝爆炸裝置。顯然，他們希望在埃及和英、美之間引發一場危機，從而促使英國重新考慮其從蘇伊士運河撤軍的決定。然而，令以色列人頗為狼狽的是，一個以色列間謀在安放爆炸裝置之前即被抓獲，從而導致整個鏈條都被曝光。在這個臭名昭著的拉馮事件（因當時以色列國防部部長平哈斯·拉馮而得名，後者因這一慘敗而遭到指責）中，兩人後來被處決，一人在獄中自殺，其他人則被判處多年徒刑。
拉馮事件曝光、以色列特工隨後被處決之後，埃、以兩國間的緊張關係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本-古裡安於1955年2月重新出任總理，之前他已在野一年多，其間以色列政府處於鴿派總理摩西·夏裡特的領導之下。1955年2月28日，本-古裡安在迴歸伊始，就對加沙地帶的埃及部隊發動了一場毀滅性的攻擊。
加沙地帶是1948年戰爭後僅存的處於埃及人控制之下的原巴勒斯坦託管國領土，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滯留在那裡。被剝奪了財產的巴勒斯坦人經常跨越加沙-以色列邊境，一些人是為了從已失去的位於今以色列境內的家園裡收回財產，其他人則是為了破壞那個使他們流離失所的猶太國家。1955年2月，兩起類似的滲透事件為以色列政府採取大規模報復行動提供了藉口。兩個以色列傘兵連隊跨境進入加沙，摧毀了埃及軍隊的地方指揮部，打死37名埃及士兵，打傷31人。以色列人已然展現了其軍事優勢；納賽爾深知，如果不能為其軍隊提供對抗以色列人的更先進的武器，他在埃及的日子將不會長久。
埃及在加沙的失利讓納賽爾陷入了可怕的窘境。納賽爾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外部軍事支援，但又不能為此做出妥協。英國人和美國人則繼續向納賽爾施壓，在考慮向埃及提供現代武器前，要求其加入一個地區性聯盟。這兩個講英語的大國正敦促納賽爾在一項北約支援的聯盟條約——《巴格達條約》上簽字。該條約是1955年2月土耳其和伊拉克就反蘇聯擴張達成的一項協議，同一年內，英國、巴基斯坦、伊朗也相繼加入。納賽爾極力反對《巴格達條約》，將之視為英國的陰謀，旨在延續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支援其在伊拉克的盟友雜湊姆人來打壓埃及自由軍官。納賽爾毫不含糊地遣責《巴格達條約》，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其他阿拉伯國家在英、美的峻使下加入該條約。
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開始將納賽爾視為英國中東政策每一次挫敗的背後推手，下定決心要反對這位埃及領導人。在納賽爾與艾登兩人間敵意不斷攀升的背景下，英國向埃及軍方提供先進武器已成為不可能。
隨後，納賽爾試探法國人能否為埃及提供武器。但由於納賽爾支援北非民族主義運動，法國人同樣對他深懷疑懼。突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正在動員民眾，以確保其國家脫離法國獲得完全獨立，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將埃及視為典範和盟友。納賽爾則同情北非的民族主義者，將後者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視為阿拉伯世界反抗外國統治的更廣闊鬥爭的一部分。儘管在資金和軍事資源方面能提供的支援很有限，但納賽爾非常願意為被流放的民族主義者提供庇護，使他們得以自由地在埃及境內為獨立鬥爭開展動員。
只要納賽爾為北非的民族主義者提供一個自由天堂，法國人就拒絕給他提供軍事支援。當面臨在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做出選擇時，納賽爾選擇了前者。法國正在與阿拉伯民族主義進行一場註定失敗的戰鬥，這一事實也使他們更加嫉恨納賽爾所選擇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