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約翰·達爾文

譯者=黃中憲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 舊世界”三大部分間大致平等的關係， 終將被 15 世紀末、16 世紀初的諸多事件打破；但當時的人們大體上還未能意識到那些事件的深遠影響。15 世紀 80 年代後，從葡萄牙、西班牙出航的歐洲人以驚人速度改變了東方與“ 舊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緣政治關係。歐洲不再是歐亞世介面朝“ 幽暗海洋”的遠西，到 16 世紀中葉時，它已成為新興的全球海洋貿易集散地，是從中國延伸到秘魯的大範圍航海活動的總部，也是前往大西洋彼岸探索歐洲專屬新地盤的出發點。

但我們也應客觀而合理地審視這一重大轉變。歐洲崛起為全球霸主並不是“ 地理大發現”的必然結果。我們不該誇大歐洲人為遠航與征服活動而動員的資源，也不應誤解讓他們得以在亞洲、美洲建立據點的手段。最重要的是，我們不應把航海家、征服者的冒險活動，解讀為有心建立世界帝國的行動—儘管埃爾南多·科爾特斯的確曾宣稱西班牙在美洲的領地與哈布斯堡家族在歐洲的轄地不相上下，想借此討得查理五世的歡心。漫長的 16 世紀前後西方的“ 爆發”（1480— 1620 年）雖然充滿戲劇性，但長期以來一直影響不大。這種爆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東方當地的局勢，以及接觸與征服這樣的特殊文化模式的發展演化。這既不是如某些史家所主張的不可避免的經濟命運，也不是科技優勢必然帶來的結果。

還有一個易犯的迷思，我們也應避免。今人審視歐洲的“ 殖民” 史，常常會脫離更大的世界史背景，予以孤立看待。彷彿公元 1500 年後，只有歐洲積極進取、不斷擴張，而世界其他地方全都停滯不前。我們應該謹記，達·伽馬與阿爾布克爾克（Albuquerque）在印度洋上取得勝利以及科爾特斯和皮薩羅在美洲取得勝利的同時，明朝鞏固了政權，奧斯曼帝國裡出現了新的世界強權，伊朗在薩法維王朝統治下復歸一統，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快速擴張，1519 年後一個龐大的新伊斯蘭帝國在印度北部出現。要真正瞭解大發現的意義，就得將它放在歐亞擴張主義這個更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審視：要把“ 舊世界”也考慮進來，以平衡“ 新世界”。

葡萄牙人是歐洲擴張的海上先驅。葡萄牙王國本是大西洋沿岸的弱勢小國，但到了 1400 年前後，葡萄牙的統治者和商人已懂得善用其寶貴資產—里斯本港。歐洲的大西洋沿岸已是地中海與西北歐之間重要的貿易路線。里斯本正位於歐洲兩大海洋經濟區（地中海與大西洋）的交會處與重疊之處。里斯本是貿易與商業情報的集散地，也是人們交流海運與航行技術經驗的場所。它是殖民大西洋島嶼的跳板（馬德拉群島於 1426 年被葡萄牙佔領，亞速爾群島也在 15 世紀 30 年代成為葡萄牙殖民地），而 1415 年葡萄牙佔領摩洛哥休達（Ceuta）的十字軍戰艦，也是從里斯本出發的。因此，葡萄牙人早在 1434 年冒險跨越博哈多爾角（Cape Bojador）許久之前，就已在建造帝國之路上嘗試過多種手段。對亞洲重要貿易路線（以地中海為西端的貿易路線）的認知，以及十字軍意識形態的影響共同塑造了他們的地理觀念。諷刺的是，十字軍運動的前提預設正是葡萄牙位於已知世界的最西端，而十字軍的目標乃是向東進發，抵達位於世界中心的聖地。或許正是這種觀念，以及葡萄牙人在 1415 年後對北非的頭幾次襲掠活動（此時他們聽聞摩洛哥的黃金來自西非），使他們的探索活動先後轉向南部和東部，而非向西橫越大西洋。與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的基督教帝國（據說位於埃及南方某處）結盟的憧憬，使航海家、商人、投資者和統治者滿懷希望，以為只要從海上繞過北非伊斯蘭諸國的側翼，找到基督教帝國，並與之聯合起來包圍伊斯蘭文明，基督教勢力就能大振。

祭司王約翰只是個傳說，他的帝國亦然。但到了 15 世紀 60 年代，葡萄牙人已繼續往南推進，以尋找一條通往印度的路線。1498 年， 達·伽馬成功達成此目標。但葡萄牙能將其海上勢力伸入印度洋，靠的不只是航海本事。因為非洲兩項關鍵因素的配合，葡萄牙人才能憑海上冒險進入亞洲。第一個乃是西非黃金貿易的存在。西非黃金從森林帶往北流向地中海和近東。15 世紀 70 年代時，葡萄牙人新闢的大西洋海上路線，已截走一部分西非黃金貿易。1482 年至 1484 年，他們運石材到聖喬治·達·米納（San Jorge Da Mina，今迦納的埃爾米納） 建立大型要塞，作為黃金貿易的“ 貿易站”（factory，以圍牆圍住的場所，通常築有防禦工事，供外國商人在其中居住、貿易）。這是至為關鍵的一步。此地獲利巨大。1480 年至 1500 年，該地的利潤幾乎使葡萄牙王國總稅收增加了一倍。15 世紀 70、80 年代，葡萄牙人為繞過非洲最南端，往更南方展開數次航海探險，最後在 1488 年由巴爾託洛梅烏·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繞過風暴角（後改名好望角）。而這些所費不貲又危險重重的航海行動，就靠這些“ 貿易站”提供資金。第二個關鍵因素，乃是葡萄牙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茫茫海上，未遇到當地人抵抗。在摩洛哥以南，沒有哪個大國有意願或工具來反對葡萄牙人使用非洲沿海水域。大部分非洲國家眼光朝向內陸，把海洋視為渺無人煙的水上荒漠，而（在西非）把幹不見水的撒哈拉沙漠視為通往遙遠市場的真正要道。

在這些有利條件下，葡萄牙人穿過空蕩蕩的海洋，繞過好望角後轉而向北，在贊比西河河口附近發現印非貿易路線的南端。從那裡開始，他們有當地知識可資依循，依靠當地領航員的指引前往印度。越過贊比西河河口往北，達·伽馬再度進入人類已知的世界，彷彿在毫無路徑的荒野繞了長長一圈後重新回到文明世界。抵達印度馬拉巴爾（Malabar）沿岸的卡利卡特時，他憑藉旅客與商人使用的中東路線， 與歐洲恢復聯絡。這一趟他展現了高超的航海本領，但在其他方面就不都那麼幸運了。當地婆羅門帶達·伽馬到某座廟宇時，他以為那些婆羅門是失聯已久的基督徒。他在一尊女神像面前跪下，以為那是聖母馬利亞，其實是印度教的雪山神女。在這期間，該港的穆斯林商人明顯不友善。經歷過一場打鬥之後，達·伽馬決定早早打道回府，於是起航返回歐洲。

葡萄牙人既已找到不欲為他人所知的、經由大西洋前往印度的路線，接下來他們要怎麼做？即使海路運輸成本較低，光靠幾艘葡萄牙船在印度洋，也不大可能使印度洋貿易大半改走繞過非洲南端那些冷清而漫長的海上航線。事實上，葡萄牙人很快就展現了實力，而馬拉巴爾沿岸是理想的下手目標。那地區沿岸分佈著一些不成氣候的羅闍，當地的生計倚賴貿易（東南亞與中東之間的主要路線行經該地區沿岸）。達·伽馬航行到卡利卡特後不到四年，葡萄牙人就駕著一隊全副武裝的多桅帆船（caravel），浩浩蕩蕩地回到該地。在阿爾布克爾克的率領下，他們開始建立築有防禦工事的基地，藉以控制印度洋的海上貿易。第一個建立的基地在科欽（Cochin，1503 年），再來在卡納諾爾（Cannanore，1505 年），然後是果阿（Goa，1510 年）。在好言商量被嚴厲拒絕後，他們在1511 年拿下馬六甲，東南亞首要的貿易國。

《帖木兒之後》

到了 16 世紀 50 年代，葡萄牙人已設立約 50 座要塞，最西是位於莫三比克的索法拉（Sofala），最東則是華南的澳門，“ 黃金果阿”則已成為葡屬印度（Estado da India）的首府。

葡屬印度既非領土帝國，也非貿易帝國。從某方面來說，葡屬印度的成立，乃是欲壟斷胡椒（外銷歐洲獲利最高的香料）貿易。但葡萄牙人沒有實力壟斷這貿易，胡椒貿易仍有很大部分不受他們掌控。7 結果，葡屬印度反倒成為向東南亞、西印度、波斯灣、紅海之間的海上貿易強索保護費的體系。亞洲商人得在葡萄牙“ 貿易站”（果阿、第烏或霍爾木茲）買安全通行證（cartaz），否則就可能被葡屬印度船隻打劫。在第烏海戰中殲滅埃及海軍之後，葡屬印度在印度洋上已無敵手， 但其實力未強大到足以封鎖曼德海峽，控制紅海。印度洋周邊的國家， 海軍科技水平無一及得上葡萄牙，葡萄牙的多桅小帆船因此成為所向披靡的海上武器。除了馬六甲，大概沒有哪個印度洋國家認為海洋貿易重要到必須建造龐大艦隊的地步。南亞諸大國大部分把眼光朝向內陸。從事海上貿易者，只剩那些缺乏社會威望和政治影響力的沿海商人社群。 因此葡萄牙海軍得以輕易稱霸印度洋。馬來半島以東，則非如此。在南海或日本附近，葡萄牙人行事謹慎得多。他們在這裡以長途貿易商的身份，找到了生存空間。當時的明朝帝國不讓其子民出海， 且不願與日本直接通商往來，葡萄牙人正好扮演中間人，從事中、日兩地間的轉口貿易。

因此，葡屬印度的角色，漸漸由十字軍兼劫掠者，轉變為結構鬆散的葡萄牙人社群網路。那些葡萄牙人社群的成員，大部分由移居者和他們娶的當地女人所組成。這些葡萄牙人不是欲瓜分龐大內陸帝國的征服者，他們沒有這樣的實力，或許也沒有動機這麼做。在 16 世紀40 年代，索法拉和澳門之間的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總共只有六七千葡萄牙人，50 年後或許增加了一倍。他們在經商上也非積極進取，不僅未能讓死氣沉沉的亞洲貿易轉趨活絡，反倒壓制了亞洲貿易的發展。葡萄牙人靠著在北大西洋練得的駕船本事，打進亞洲貿易世界。但他們的利潤大體上來自對亞洲既有海上貿易的“ 榨取”，直到 1550 年後巴西發展起來，才有所改觀。 一如我們待會兒就會看到的，西方人能在亞洲貿易經濟中牢牢立足，乃是拜他們對美洲幾乎同時進行的冒險活動所賜。在這期間，對印度洋、東南亞的本地商人和海運業者而言，葡萄牙人的存在令人焦慮不安。對馬六甲而言，那已是場浩劫。但對於與葡萄牙人有所往來的諸多更大國家而言，他們再糟糕也只是惹人厭，而最好的情況下，還會有所幫助。

令人費解的是，離母國如此遙遠的一連串要塞和“ 貿易站”，怎能抵住它們周遭社會的同化力而屹立不倒。到了 16 世紀末期，亞洲諸港間的“ 國家貿易”，比繞過好望角的零星貿易有利可圖得多，這時，葡萄牙人仍能維持那些要塞和“ 貿易站”，更令人驚訝。使葡萄牙“ 帝國”不致瓦解的因素，並不是它國力更強或是技術更先進，而在於商人離散族群所具有的某些看似平平無奇的優勢。葡萄牙人在亞洲由各據點連成了網路，並靠宗教和語言維繫這一網路，比起亞洲本地的同業，他們更善於取得長途貿易的市場情報。 葡萄牙語成為亞洲海域的共通語。葡萄牙人作為海上活動的外來次文化族群，在當地社會屬於邊緣角色，而這樣的角色有助於他們為不信任自己商業社群的當地政府所接納。事實上，許多葡萄牙人以自由工作者的身份維生。在胡格利（Hugli，位於今加爾各答北方），有位敢衝敢闖的商人，得到莫臥兒皇帝阿克巴的同意，建造了一處貿易站，好將中國奢侈品走河路往上游運到他的皇宮。在不遠處，另一群商人在若開王國（Arakan kingdom，今緬甸北部的沿海地區）保護下，靠奴隸買賣和海上劫掠維生。當時，該王國正努力阻止莫臥兒勢力擴張到東孟加拉地區。一名出身高貴的穆斯林婦女（此婦女後來“ 改信基督教”，嫁給葡萄牙船長），被從事奴隸買賣的葡萄牙人帶走時，遭池魚之殃的乃是胡格利那些商人。若說這些棲身在亞洲世界邊緣海域的“ 海上人”，會是日後西方宰制亞洲的開路先鋒，當時亞洲的大部分統治者肯定會笑其為無稽之談。

歐洲人在 1490 年後幾乎同時進入亞洲沿海地區與美洲沿海地區，乍看之下，這巧合得令人吃驚，但原因其實不難說明。伊比利亞半島的西南角，雖然位處歐洲的臨海邊陲，卻是善於放貸、經商、航海的熱那亞人與當地海員（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攜手合作之處。本身是熱那亞人的哥倫布，在里斯本習得貿易本事。他和葡萄牙航海家及他們背後的金主一樣，認為國際上的爾虞我詐和地理上的探索，乃是讓世界中心擺脫異教者統治的聖戰。為了跨過大西洋，他尋求葡萄牙、英國、法國的支援，皆未能如願。此事或許表明哥倫布有關地理的看法遭到情有可原的懷疑（哥倫布認為中國位於歐洲西方約 4 000 公里處），也可能表明當時人們認為繞行非洲更為保險。他的冒險事業最後能得到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支援（當時新誕生的西班牙王國由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兩個王國聯合而成，而阿拉貢對哥倫布的計劃興趣不大）， 除了得歸功於哥倫布訴諸十字軍聖戰的慷慨陳詞，打動了剛完成收復失土運動（Reconquista，將穆斯林逐出伊比利亞半島的運動）的西班牙王廷，或許也得歸因於卡斯蒂利亞嫉妒葡萄牙在大西洋上的野心和隨之可能得到的財富。1492 年初攻下穆斯林的格拉納達（“ 摩爾人” 在西班牙的最後一個據點），使西班牙人的聖戰狂熱和宗教使命感大為高漲，也幫助哥倫布得到了支援進而踏上西航之路。

哥倫布發現美洲

一如葡萄牙探險家，哥倫布得益於殖民大西洋島嶼期間葡萄牙人所積累的風向知識和海流知識。1492 年 9 月，他從歐洲世界的西端加那利群島戈梅拉島（Gomera）的聖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起航， 10 月 12 日登陸巴哈馬群島。勘察過古巴和伊斯帕尼奧拉（Hispaniola） 後，哥倫布途經亞速爾群島返回歐洲。憑著驚人的航海本事，他確立了此後三個世紀西班牙與加勒比海之間一直沿用的航行路線，且在此後 150 多年間，幾乎無人能以比他更少的時間航行於這兩地。但他此次遠航的目的，乃是找出前往中國的海路，就此而言，他的這趟遠航一無所成。他的第二次西航則帶有殖民目的，帶了約 1 500 名歐洲人前去，像先前殖民亞速爾群島、加那利群島那般，殖民伊斯帕尼奧拉島。 在 1498 年至 1499 年和 1502 年至 1504 年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西航中，哥倫布探察了鐵拉菲爾梅（Tierra Firme，今哥倫比亞、委內瑞拉） 與中美洲的海岸。到這時為止，西班牙在美洲的冒險可視作伊比利亞半島人移居大西洋島嶼行動的大膽延伸，只是歐洲世界微不足道的擴張。但在哥倫布首次踏上美洲的不到 30 年後，西班牙人科爾特斯和其冒險團隊就征服阿茲特克帝國，這標誌著歐洲人對美洲的入侵進入了另一番局面，其歷史意義和歐洲人對其周邊海島的零星殖民或葡萄牙人對亞洲貿易的劫掠，不可相提並論。今人很容易就認定，征服中美洲大陸乃是哥倫布的“ 任務”順理成章的延續，認定阿茲特克皇帝蒙特祖馬（Montezuma）的敗亡是歐洲先進科技必然促成的結果。但我們若是深入檢視那些征服動機，以及將淺嘗輒止的海上勘察轉變為對遼闊內陸高地的徹底掌控所採用的手段，就會發現若沒有地理上、文化上、人口上獨特的機緣巧合，歐亞世界強權在“ 外圍世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南太平洋）的頭一次大規模征服行動就不可能實現。

西班牙轉型為殖民強權的關鍵很大程度上在於加勒比海。大西洋風向與洋流的特性，使加勒比群島（美洲地理上往歐洲突出的部位） 成為西班牙或葡萄牙水手最初登陸的地方。與格陵蘭、紐芬蘭這兩個近海大島不同，加勒比群島適於居住、墾殖，且利於海上入侵者登岸。歐洲人可以用蠶食方式逐島征服，並很快從歐洲得到增援，鞏固據點。島上的原住民沒有足夠抵禦歐洲人的軍事組織，且抵擋不了跟著歐洲人而來的“ 舊世界”疾病，病死者眾。至為重要的是，這些島嶼與瑪雅、阿茲特克這兩個強大陸上帝國未有往來，且不受它們掌控，因而這兩個帝國未能預先得到外人入侵的示警。更糟糕的是，這些島嶼還為西班牙人提供了適應水土和偵察中美洲沿岸地形的重要跳板。在伊斯帕尼奧拉等島嶼上，他們可以透過對付阿拉瓦克人（Arawak）來摸索戰法和控制、剝削的方法，供之後運用於更大規模的征服行動中。頻繁佔領加勒比各島嶼（1510 年時古巴已成為西班牙人的主要活動地） 的軍事活動分散了兵力，也促進了並未經過中央統籌的、以破壞或掠奪為目的的對大陸的武裝“ 突襲”（entrada），而非可能招致全軍覆沒的一次性遠征。加勒比群島給了西班牙人摸索、修正的寶貴緩衝空間。最重要的是，加勒比群島產金。沙金的發現（首先發現於伊斯帕尼奧拉島）對西班牙人的擴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因此產生的淘金熱，使來到該島的西班牙人在 1502 年時達到約 1 500 人，並鼓舞他們往加勒比諸島和大陸進一步冒險。1508 年後殖民者所自行組織的“ 突襲”行動，其行動經費來自從印第安人那裡搶來的或役使奴工開採的黃金，而非來自西班牙本土的黃金。向美洲大陸挺進，不是歐洲母國的君主或資本家所下達的指示，而是在島上金礦很快就耗竭之後， 渴求黃金的拓荒者受利益驅使的自發作為。若非加勒比諸島和附近鐵拉菲爾梅的淘金熱潮旋即結束，往美洲大陸開疆拓土的動力不知要等 到何時才會出現，肯定至少要等到西班牙人已無法讓阿茲特克人對其感到意外和驚愕之後才會出現—西班牙人能戰勝阿茲特克人，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制勝關鍵之一。因此，加勒比的橋頭堡，提供了這 場征服行動所需的大部分動機和資金。

1519 年到 1521 年，大勢幾乎已定，西班牙第一位偉大征服者科爾特斯，花費如此短暫的時間，就掌握了這個擁有 1100 多萬人口、盛產貴金屬、以玉米種植為物質基礎的帝國政權。科爾特斯的大膽行動， 讓他突然擁有一塊龐大的殖民地；相對地，那些行事謹慎、不敢貿然實行征服計劃（認為征服行動必定以失敗收場）的歐洲人，活動範圍則一直侷限在亞非沿海地區，兩者的結果形成了強烈對比。科爾特斯能夠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在於阿茲特克人稱霸墨西哥高原還不算很久， 以及被阿茲特克人征服的民族對阿茲特克人心懷敵意，致使科爾特斯能與他們結盟，得到幫助；另一原因則在於西班牙人的軍事科技較佔上風。 但在亞洲、非洲，並不難找到具有同樣的條件，似乎易於被外人征服的地區。

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柯爾特茲

西班牙人能以摧枯拉朽之勢擊垮阿茲特克，真正關鍵之處在於文化上和生物學上的因素。有人主張，阿茲特克帝國如此不堪一擊，乃是因為其指揮高層不知道來犯的歐洲人來自何處以及來此的目的、動機，也不明白歐洲人為何突然出現在其境內，致使心理上慌亂，不知所措，從而摧毀了阿茲特克皇帝的抵抗能力。 在此之前阿茲特克文明與“ 舊世界”毫無接觸，且該文明欠缺四處流動而能將訊息和謠言帶到境內最偏遠地區的朝聖者、小販、商人、傭兵族群，因而陡然面對這個非任何儀式、獻祭或禱告所能左右的“ 超自然”事件時，惶惑不知所措。因此一交戰，必然就是兵敗如山倒。但西班牙軍事征服的神速和徹底，當地人抵抗意志的瓦解，還是個生物學現象。莫名其妙的慘敗，帶來文化震撼；接著因對“ 舊世界”的疾病缺乏免疫能力， 大量人口病死，當地又遭遇生物學震撼。從科爾特斯抵達到 16 世紀結束，墨西哥的人口由約 1 200 萬銳減為 100 萬出頭，減少了九成。原住民所受到的心理衝擊，可想而知。在有形的層面，行政管理的基本前提以在熱帶非洲、印度和中國無法想象的方式突遭翻轉，因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比例以及移居者與原住民的比例，由一個極端一下子擺盪到另一個極端。

西班牙人在中美洲的統治，就在這些奇特的情況下（比較像科幻小說而非歷史）迅速擴及中部高原（阿茲特克心臟地帶）、瑪雅人所在的尤卡坦半島以及靠近今日美國新墨西哥州的乾燥臺地。這是西班牙帝國主義向北推進的浪潮，推動者是一群移居者和冒險家，他們來自海上強權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區的中心地帶。與此同時，已有西班牙淘金者向南移動，來到南美大陸的鐵拉菲爾梅和名叫黃金卡斯蒂利亞（Castilla del Oro）的地峽區。西班牙人對前哥倫布時代第二大帝國的征服行動（事實證明這又是一場迅速得手的閃電戰），就是從這裡和 世紀 20 年代初西班牙在巴拿馬建造的定居點開始的。

從許多方面來看，西班牙人征服安第斯高原的印加帝國，比打敗阿茲特克人更令人吃驚。印加帝國距離西班牙的加勒比海橋頭堡更遠， 從海上進入較不容易，且版圖大得多—從今日的厄瓜多直到玻利維亞的北部。被西班牙人稱為阿爾蒂普拉諾（Altiplano，意為“ 上升的高原”）的廣闊內陸高原，構成該帝國的核心。印加帝國的礦石資源比阿茲特克人所在的墨西哥更為豐富，其生態也更多元。 印加人已將安第斯高原所有屬於穩定小農文化的地區，全併入他們的帝國。他們的課稅體系處處比墨西哥的課稅體系複雜且有效率，課稅目標既為積聚貴金屬，也為積聚大量農產品。藉由這課稅體系，印加帝國得以維持常備軍隊，獎賞地方和軍隊的精英階層。藉由課稅積聚財富，藉由徭役制度徵用人力，印加人得以建造出色的道路網、要塞、軍火庫、橋樑、梯田、灌溉設施，以及在庫斯科建造出人口 10 萬至 30 萬的堂皇帝都。1532 年，皮薩羅率領 167 人（被稱為卡哈馬卡人，Men of Cajamarca）進入的就是這樣一個帝國。

印加文明

一如後來某些“ 突襲”中美洲的行動，皮薩羅的遠征開銷，一直是靠劫掠印第安人的財物來支應的。加斯帕爾·埃斯皮諾薩（Gaspar Espinosa）是皮薩羅背後最大的支持者，他就是靠劫掠發大財，成為巴拿馬最有錢的移居者的。 皮薩羅，一如科爾特斯，佔了奇襲的優勢， 且擁有印加人所不知的武器。西班牙人靠著殘酷政變，幾乎一舉就讓整個印加政局陷入動盪，而這一政變能夠成功，上述兩因素是關鍵。1532 年 11 月 16 日，皮薩羅在北秘魯的卡哈馬卡會晤印加皇帝阿塔瓦爾帕（Atahualpa）。阿塔瓦爾帕可能認為，如此一小撮陌生人，靠他龐大的侍衛隊就可輕易擺平，或認為他們是傭兵，用錢財就可讓他們改投他的陣營。他沒料到對方野心那麼大，因而在對方動手時毫無防備。皮薩羅進入卡哈馬卡的廣場才幾小時，阿塔瓦爾帕就淪為階下囚， 他最親密的政治心腹非死即傷，他的軍隊有數千人死於西班牙騎兵之手。這場大屠殺讓印加帝國變得群龍無首。印加人的反擊失敗了，西班牙征服者為爭奪戰利品，開始自相殘殺，最後秘魯由位於遙遠馬德里的西班牙當局有效掌控。

一如征服墨西哥之役，征服秘魯之役能夠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西班牙人碰上的帝國政權太不堪一擊。一如阿茲特克帝國，印加人的統治倚賴許多少數民族的合作，而那些少數民族都是新近才降服的，或對帝國懷有二心。另一個基本可以確定的是，西班牙人入侵時，這兩個帝國的擴張都來到臨界階段，惡化的後勤補給和越來越少的收益， 已使統治者開始推行新的剝削措施和不得人心的改革，在前哥倫布時代，墨西哥境內已出現滅亡預言，而秘魯境內則爆發了內戰，表明內部情勢已緊張到危險程度。但這兩個帝國面對一小撮海上入侵者時如此不堪一擊（在美洲大陸其他地方，海上入侵者並未取得如此一邊倒的大勝，甚至以失敗收場），並非只因為上述情勢。這兩個前哥倫布時期的大帝國，其特殊之處，在於其中央集權政體過於複雜。這政體以全能的神聖君主為軸心運作，君主突然被捕，整個帝國機器就無法運轉。文化上的隔絕則使這情況雪上加霜，造成那些全能的統治者對陌生入侵者瞭解不足。由於沒有預警，他們在國家治理和國防上都未能預先採取審慎的因應之道。西班牙人的武器和戰術，特別是他們的火器和戰馬，給予了對手致命一擊；“ 舊世界”疾病造成的生物學層面的打擊（某種無意間發動的細菌戰）則在印加和阿茲特克兩帝國都發揮了強大效果，使其無法發起第二次抵抗。若非如此，隨著各地開始感受到被外族征服的痛苦，反抗運動很可能在各地風起雲湧。就是這幾個不同因素相輔相成，西班牙人與這兩大陸上文明的接觸，才會變成不費吹灰之力的閃電征服。或許，換上歐亞世界其他哪個大國來此， 都會有類似的輝煌戰果：蒙特祖馬若遇上帖木兒，大概很快就會被解決掉。西方運氣好，佔了地利之便（最接近前哥倫布時代兩大帝國的加勒比海前廳），因而得以搶先佔有“ 外圍世界”的新土地。

西班牙殖民者在印加作戰

這時候，西班牙征服者還未必能將推倒阿茲特克、印加兩帝國的大規模劫掠性遠征，轉化為西班牙財富和勢力的更持久擴張。他們能將意外得到的巨大財富轉化為經濟體制，在美洲打造一新歐洲嗎？從經濟上來講，至少新西班牙（墨西哥）和利馬（秘魯）這兩個由總督治理的大殖民地，在這方面似乎卓然有成。先前，猝然興起的淘金熱隨著金礦快速耗竭而消退，促使西班牙人離開伊斯帕尼奧拉與古巴，向外探險，但在墨西哥和秘魯，這種現象並未出現。早期發現的金礦，讓第一批征服者獲得他們怎麼也想象不到的巨大財富，而在發現這些金礦後不久，他們又在 16 世紀 40 年代於墨西哥的薩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玻利維亞的大山波託西（Potosí）發現儲量極大的銀礦。16 世紀下半葉時，兩殖民地已開始透過印度航線（Carrera das Indias） 上每年航行一次的龐大船隊，將大量金銀塊運回西班牙。這批源源流入的礦物財富，對後世有多重重大影響。這吸引更多西班牙人移入美洲，為將非洲奴隸運往美洲提供了資金，支應了比征服初期半封建政權還複雜的殖民政府和司法體系運作的開銷，也有助於支應天主教會大舉進駐的開銷。天主教會的大教堂、教堂、墓地、無所不在的形象、公共儀式，乃是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最具體可見的標記。光是在墨西哥， 在 16 世紀結束時，天主教會就已在人口銳減的約 100 萬名印第安人中，安置了約 3 000 名神父。到了 1622 年，西屬美洲境內已有 34 個教區。簡而言之，黃金，還有主要是白銀，把殘酷的征服變為殖民統治結構。

從天而降的巨大金銀財富，在某種程度上促使“ 新世界”的經濟、文化到 1620 年時被牢牢嵌進“ 大西班牙”的勢力範圍中，但我們也不該誇大這一影響。許多“ 西屬”美洲地區，實際上在西班牙人有效佔領區的勢力範圍之外：委內瑞拉的利亞諾斯（llanos，意為平原），中美洲的熱帶低地，墨西哥北部的沙漠地帶，安第斯山脈東側的濃密森林，以及綿延到拉普拉塔河河口的草原地帶。在這些地方，因沒有礦石財富的支援，西班牙沒有多少影響力，甚至會毫無存在感。作為連線歐洲與美洲兩地經濟的工具，美洲白銀也並非全然可靠，它的供需很不穩定。17 世紀初，從墨西哥流入歐洲的白銀（儘管這些白銀並非產自墨西哥本地）數量逐漸減少。墨西哥與東亞的商業關係（墨西哥的大部分白銀流向了東亞）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 1620 年後歐洲的人口增長和商業活動速度雙雙放緩，歐洲對西屬美洲白銀的需求降低：殖民地宗主國與殖民地漸漸分道揚鑣。 在文化上，征服帶來的結果也是有好有壞。在墨西哥、秘魯兩地，西班牙人狂暴的殘害（包括刀槍加身的直接殘害和藉助疾病的間接殘害），已使前哥倫布時期的宗教體制迅速瓦解。到 1531 年，西班牙人已毀掉 20 000 座神像，光墨西哥一地就拆掉 600 座神廟。 原來的祭司精英階層失去重要地位，被征服的民眾普遍被迫接受外來宗教，幾無抵抗地採納了基督教禮拜儀式和節日。印第安人權貴在某種程度上被吸納入政府體系。在更低微的社會階層中，西班牙服裝取代了天主教會所不喜的原住民傳統服裝。但西班牙的文化衝擊被客觀環境的影響力削弱了。西班牙移民數量有限，且集中居住在城鎮中，因而與內陸地區的印第安人很少接觸。 西班牙政府決定不讓官員和神職人員眼中移民者腐敗、剝削的行為去危害印第安人社群，使移民與印第安群體的接觸更為有限。加上內陸許多地區（特別是安第斯高原）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原住民的古老宗教和巫術得以在這片大地上儲存下來。即使在印第安人較直接受到西班牙人殖民影響的地方，其結果也往往不明確。“ 新西班牙” 一地的行政區劃，在很大程度上重現了前哥倫布時期的古老“ 城邦”， 地方的統治精英在那些“ 城邦”裡，仍在相當程度上居於統治之位。摧毀征服前的宗教結構，並不表示傳統信仰療法術士、預言者、占卜者就此走入歷史，巫師（conjuro）在鄉間仍享有崇高地位。西班牙語當然也未能取代當地人在被征服前所使用的語言。最近有項研究指出， 西班牙語直到進入 17 世紀很長一段時間後才開始影響印第安人語言的文法結構，在那之前，西班牙語的影響不過是被當地語言借用了 28 個名詞而已。

西屬美洲仍頑固地保持著印第安人的文化要素，但在種族構成上則變得更加多元。在墨西哥、秘魯兩地，的確有許多西班牙人遷入（移民在性別和職業方面都比較多元化），他們足以組成一個“ 完整”的社會，並能在這個新世界中繼續按照“ 舊世界”的傳統維繫西班牙社群，並使之不斷增殖。 但從征服初期，西班牙男人就開始和原住民通婚，創造出大量梅斯蒂索（mestizo）混血兒。原住民勞力不願被壓榨，人數也越來越少，於是西班牙人在 16 世紀中葉引進了非洲黑奴， 填補人力短缺，並和黑奴通婚，形成穆拉託（mulatto，即黑白混血兒） 混血族群。17 世紀中葉時，“ 新西班牙”的人口包括約 15 萬名西班牙白人、15 萬名梅斯蒂索混血兒、13 萬名穆拉託混血兒、8 萬名非洲奴隸，以及約 100 萬名印第安人。類似的人口組成，也可見於秘魯；世紀 40 年代時，整個西屬美洲的黑奴人數可能已有 33 萬人。 如此便形成了結構複雜、種族之間階級分明的社會，在那些社會里，職業與地位反映了種族出身，政治與經濟權力大體掌握在白人手裡—不論是出生於西班牙本土的白人，還是在美洲出生、被稱作“ 克里奧爾人”（criollo）的白人。

西班牙對前哥倫布時期美洲最強大社會的瓦解，在歐亞“ 舊世界”是不可想象的，當地一部分較孱弱的社會實質上已經滅絕了。西班牙已經為打造一個被征服的、可以接納西班牙需求與觀念的社會開闢了空間。但到 17 世紀中葉，西班牙入主美洲 150 餘年後，西班牙雖然成功征服了美洲，卻並未將其真正納入西班牙王國統治之下。“ 新西班牙”不會成為另一個西班牙王國，也不會是卡斯蒂利亞王國的翻版， 征服的結果反倒是創造出新的種族結構，以及獨具特色但仍保有多元色彩的西屬美洲文化，新的克里奧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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