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貿易活動先於經濟科學而存在一樣，三權分立的實踐也遠遠走在了政治理論的前面。早在洛克與孟德斯鳩系統地闡述三權分立理論之前，羅馬共和國就已經實踐過這一政治原則了。
對此，孟德斯鳩予以承認，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考察了古羅馬三權分立的情況，並將其與當時最先進的英格蘭政體進行對比，想要弄明白這樣一個問題：“羅馬人為什麼會在共和國政體的極盛時期突然喪失了自由？”當羅馬的共和制度已經日臻完善的時候，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它突然淪為帝國專制？羅馬人在共和時代曾是驕傲的自由人，而在帝國時代卻得忍受尼祿、卡利古拉、康茂德等獨夫的殘暴統治，原因究竟何在？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羅馬人給後世留下怎樣的教訓？
羅馬人為什麼能夠推翻王政，建立共和？歷史學家們根據政體的變更，把古羅馬歷史分為王政時期、共和時期與帝國時期三個時代。
王政時期的古羅馬並未完全實行三權合一，在最開始的五位國王當政時，王位是透過選舉而產生的。據普魯塔特的《希臘羅馬名人傳》記載，在第一代國王羅慕路斯失蹤之後，由於平民與元老院的意見不一，沒法推舉出一個合適的國王。為了避免混亂，人們一致同意由150名元老院議員輪流擔任國家元首，每個人都只能享受12小時的王位，第二天便重新恢復市民的身份，這種政體被稱為“空位期”。
然而過了不久，平民又對這種政體感到不滿意，他們認為元老院不設國王，是想要建立寡頭政體。最終在各方協商之下，羅馬人才推舉出第二代國王努馬·龐皮留斯。努馬解散了羅慕路斯留下的三百名衛隊，將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和平民政體融合在一起。
在這種政體下，國王既是軍隊的指揮官又是祭祀的主持，還掌握部分司法權，能夠召集元老院及人民來開會；元老院同樣也手握大權，能與國王共同審理案件，在國王提出議案給公民會議審議之前，都會事先由元老院商討確定——因此，行政權和司法權由國王與元老院共同分享；至於立法權，則掌握在公民的手中。公民能夠選舉官員，頒佈新法，在國王的准許下，還能擁有宣戰與媾和的權力，但沒有任何司法權。
在第六代國王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執政時，政體發生了變化。國王放棄民事審判權，將各類事務直接交由人民決議，並減輕平民的負擔而讓貴族承擔更多的責任，使平民獲得越來越多的權力。第七代國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根據權力世襲原則登上王位之後，便視前任為篡權者，他剝奪了元老院的司法權以及人民的立法權，想要搞三權合一，對此孟德斯鳩說：他原本想獨攬三項大權，但人民最終想到自己才是立法權的掌控者，他也因此走向了窮途末路。
對於平民來說，沒有比讓已經掌控行政權的人再掌控司法權更惡劣的事了，更何況這個篡權者居然還敢把手伸到立法領域。因此，人們奮起反抗，驅逐了國王塔克文，建立起羅馬共和國。
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孟德斯鳩說無論是英雄時代的希臘還是王政時代的羅馬，國王都沒能染指過立法權，正因立法權始終掌控在人民的手中，所以希臘人與羅馬人才能夠經常性地流放他們的國王，捍衛住自己的自由。
羅馬人全票表決，驅逐國王，結束王政時代
羅馬人是怎樣建立三權分立制度的？在王政時代，有四件事損害了羅馬人的自由：一是神職、官職、軍職都被貴族壟斷；二是執政府掌握了太大的權力；三是平民經常受到侮辱；四是不允許平民對選舉發揮半點影響力。
然而，平民透過驅逐國王，牢牢掌控了立法權，因此他們執政之後便對政體進行了改革。
首先，規定平民可以擔當除執政官以外的一切官職；
其次，用市政官、財政官等多個職位來取代執政府，分散已經空位了的王權，進而抑制行政權的擴張——羅馬人用執政官來代替國王，但它的權力已經遠遠被削弱了，只能主持公民大會、召開元老院會議以及統領軍隊；
再次，設立大法官和刑訊官，將司法權從行政權的依附地位中剝離出來；
又次，設立保民官，賦予它阻止貴族損害民眾的權力；
最後，新政體還提升了平民在公共決議中的影響力，按部落而不是百人團或庫利亞的形式來召開，減少對貴族的優待。
由於共和國是由手握立法權的平民建立起來的，所以這個新政體不僅傾向共和，而且也傾向民權，而非貴族與寡頭。
在新政體中，行政權由執政官和元老院牽頭；立法權由人民的部落會議主導；司法權則交給大法官，已初具三權分立的雛形。但三權並未完全分離，例如執政官還分享著部分立法權，平民也有審判貴族的權力，並非僅限於大法官等等。
羅馬的司法權仍由人民、元老院與法官分享，並未完全獨立
羅馬人忽視了對行政權的制衡在孟德斯鳩看來，保有立法權是平民能夠驅逐國王、捍衛自由的原因，而太過於重視立法權而輕視行政權，同樣也是他們重新淪為奴隸的原因，這是一大教訓。他在《論法的精神》裡說：
羅馬人民只保留選舉官員、確認元老院和將軍行為的權力，而將其他的行政權全部交給元老院和執政官控制。後者掌握財政權、軍權和外交權，能夠控制地方行省，掌握一切物質力量；而人民所擁有的僅僅是制定法律和任免官員的權力，法律又是需要行政部門藉助物質力量才能付諸實行的，如果法律沒有貫徹落實、沒有被遵守、破壞法律也不受到追究，那麼人民的意志就只是一張廢紙或一句廢話而已。
正因人民把一切物質力量都交給了行政部門，而只保留一個抽象的意志，所以立法院才成為了清談院。真正掌握國家權力的是行政一系的官僚們，他們才是“工作機構”，蘇拉、龐貝、凱撒們並不關心羅馬會議大廳中的辯論，當人民還在清談扯皮時，他們已經率領大軍征服希臘、西班牙和高盧了。只要羅馬人不聽話，他們的軍隊還會經常衝入城中，大開殺戒。
因此，在羅馬的共和初期，是立法權佔據著主導地位；而到了後期，行政權卻變得越來越大，這是因為人們把物質力量全部交給行政部門的緣故。也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孟德斯鳩才指出三權不能夠僅僅滿足於分立，而且還需要互相制衡。立法機構要有能力制衡行政機構，反之亦然。
對於羅馬共和國後期行政權吞併立法權的現象，孟德斯鳩提出了制衡的辦法：如果行政機構擁有軍權，那麼立法機構應當掌握財權，分享一部分物質力量；並且軍隊應由人民組成，具備人民的精神；立法機構還有權在任何時間解散軍隊，這樣才能避免出現各種“蘇拉的軍隊”、“凱撒的軍隊”，而只存在“羅馬的軍隊”。至於軍隊的統帥，則應由行政人員擔任而非立法人員，這樣才能避免軍事政府的出現。倘若立法機構掌握了軍權，那麼軍隊就完全控制了政府，槍桿子主導了筆桿子，這有違自由的原則。
權力之間不僅要互相分立，而且還要互相制衡
羅馬人為何在共和極盛時失去了自由？孟德斯鳩說：“相較於其他民族，羅馬人更容易被悲劇場景觸動”，他們對任何一種政體都缺乏定力與認識，甚至認為各種政體毫無優劣之分——有國王也好，沒有國王也罷，誰上去都一樣；共和也好，王政也罷，國家富強就是了——這表現為政治美德的缺失，而美德正是共和政體的原則。
所以，當國王塔克文侮辱魯克麗絲，令其自殺之後，羅馬人發出義憤，驅逐了他；然而在共和國成立之後，為了方便管理，他們又設立十位執政官，進行三權合一，導致羅馬重回塔克文時代；之後，又因其中的一名執政官逼迫一位慈愛的父親殺死自己的女兒，重新激起人民的怒火，進而再造共和；後來，凱撒征服高盧的戰績令他們感到無比自豪，曾一度將王冠獻上；布魯圖刺殺凱撒時，他們又紛紛拍手叫好；然而，當安東尼將凱撒的血袍公之於眾，並說凱撒在遺囑裡承諾“給每一個羅馬市民七十五個德拉克馬”之後，這些“善良”的羅馬人又反過來屠殺與驅逐共和主義者了。這種反覆無常的做法，最終導致他們投入了帝國專制的懷抱，喪失了自由。
據說，富蘭克林在參與制定1787年憲法時曾說：“人們一旦過於腐化，就需要專制政府，沒有能力建成其它形式”。
在孟德斯鳩看來，共和制猶如一座架起來的房子，受到地心引力的影響，它總是有著下塌——即腐化為暴民專制或君主專制——的危險；而三種分離的權力就像那幾根支柱一樣，它們看上去似乎沒有什麼用處，而且還佔用空間，影響效率與舒適，但是倘若沒有它們的支撐，那麼屋頂就會不斷地往下沉，壓迫得人喘不過氣來。因此，維護共和需要付出持之以恆的努力，需要精心打理、維護這座房子，一旦出現鬆懈與放任，那麼王政與專制就隨時都會捲土重來——這就是羅馬人所留給後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