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朝對犯人的懲罰，條例繁雜，但粗粗說來無外乎打、殺、流放三種。打是輕刑，殺是極刑，流放“不輕不重”，嵌在中間。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類）、方式和數量都不一樣。民間罪犯姑且不論，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時時刻刻晃動著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學者，從小接受“非禮勿視”的教育，舉手投足蘊藉有度，剛才站到殿堂中央來講話時還細聲慢氣地調動一連串深奧典故，用來替代一切世俗詞彙，突然不知是哪句話講錯了，立即被一群宮廷侍衛按倒在地，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將起來。蒼白的肌肉，殷紅的鮮血，不敢大聲發出的哀號，亂作一團的白髮，強烈地提醒著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員：你們說到底只是一種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來辯駁思想，以理性來面對理性，從來沒有那回事兒。

殺的花樣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舊書中讀到嘉慶朝廷如何殺戮一個行刺者的具體記述，好幾天都吃不下飯。後來我終於對其他殺人花樣也有所瞭解了，真希望我們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這些事情。他們的花樣，是把死這件事情變成一個可供細細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膚全部成了痛苦的由頭，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個人。我相信中國的宮廷官府所實施的殺人辦法，是人類成為人類以來百十萬年間最為殘酷的自戕遊戲，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會瞠目結舌。

殘忍，對統治者來說，首先是一種恐嚇，其次是一種快感。越到後來，恐嚇的成分越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則越來越多。這就變成了一種心理毒素，掃蕩著人類的基本尊嚴。統治者以為這樣便於統治，卻從根本上摧殘了中華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礎。這個後果非常嚴重，直到已經廢止酷刑的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

現在可以說說流放了。

與殺相比，流放是一種長時間的折磨。死了倒也罷了，可怕的是人還活著，種種殘忍都要用心靈去一點點消受，這就比死都繁難了。

就以當時流放東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來說，最讓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連規模。有時不僅全家流放，而且禍及九族，所有遠遠近近的親戚，甚至包括鄰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幾十人、百餘人的隊伍，浩浩蕩蕩。

別以為這樣熱熱鬧鬧一起遠行並不差，須知道這些幾天前還是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產財物蕩然無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後做什麼也早已定下，如“賞給出力兵丁為奴”、“給披甲人為奴”，等等，連身邊的孩子也都已經是奴隸。一路上怕他們逃走，便枷鎖千里。我在史料中見到這樣一條記載：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東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東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這些奴隸分配給了主人，主人見美貌的女性就隨意糟蹋，怕其丈夫礙手礙腳就先把其丈夫殺了。流放人員那麼多用不了，選出一些女的賣給娼寮，選出一些男的去換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謂“官莊”裡做苦力，當然也完全沒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學者吳兆騫記述，“官莊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頭，不是種田，即是打圍、燒石灰、燒炭，並無半刻空閒日子”。

在一本叫《絕域紀略》的書中描寫了流放在那裡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鏡頭：“舂餘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腳單衣悲號於肩擔者，不可紀，皆中華富貴家裔也。”

在這些可憐的汲水女裡面，肯定有著不少崔鶯鶯和林黛玉，昨日的嬌貴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連那點哀怨悱惻的戀愛悲劇，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時期的詩人丁介曾寫過這樣兩句詩：

南國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遼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