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顧茅廬問，高才天下知”。以智慧和廉潔自律名垂史冊的諸葛亮，於公元207年在襄樊受邀出山，所獻第一策就是縱論天下大勢的“隆中對”，使流離無助中的劉備有撥迷霧見青天之感。兵不過三千、地僅有新野一縣，與漢天子在血緣上已遠隔十五代的這位“皇叔”，自此按照“臥龍先生”謀劃，選擇了先奪荊州、次取四川、再爭天下的發展方向。

諸葛亮那番“未出茅廬，便知天下三分”的高論，千百年間曾被無數文人政客稱頌，還被《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拔高到“萬古之人所不能及也”的高度。

若正視歷史，卻可看出“隆中對”確定的目標並非三國割據，而是要一統天下，這個戰略意圖最終以失敗告終。面對此種讓尊奉漢室為正統者長嘆的結局，熱衷個人崇拜和迷信的古人只歸於“天意”，而不承認諸葛亮戰略構想有嚴重失誤。其實，劉備集團儘管一度成由“隆中對”，最後敗也“隆中對”！

“隆中對”中有著可貴的戰略思想，便是避強擊虛，為古今戰略家共識。諸葛亮主張實力弱小的劉備不要與北方強敵曹操爭鋒，亦不可向江東地頭蛇孫吳三代盤踞的老巢發展，體現了真知灼見。不過諸葛亮為劉備謀劃的三步走的戰略方針卻考慮不周，第一步奪取荊州的選擇便違反了避強擊虛的原則。荊襄九郡位於國內腹心地帶，又地處江漢平原且河流交錯，以騎兵為核心的曹軍和以水軍為主力的東吳都勢在必爭，陸戰不如曹、水戰不如孫的劉備集團在此與強手角逐時顯然處於弱勢。赤壁之戰後，劉備利用曹、孫矛盾，以政治聯姻和“暫借”方式控制了荊州中心，而北部襄樊由曹軍佔領，江夏（今武漢）被迫讓給東吳，一個荊州實際也是三分。其後劉備向四川發展時，也需留下關羽率重兵留守。

諸葛亮在隆中建議先取荊州為家，其次攻佔四川，“一旦天下有變”再從荊襄和四川分兵兩路以鉗形攻勢北伐。這一戰略計劃的致命缺陷，又使兵力本來不足的劉備犯了兩線作戰之兵家大忌。加上古代蜀道之難如上青天，與荊州千里之遙救援不易。留守的關羽在曹、孫之間兩面受敵，失敗勢在必然。劉備反攻荊州又遭夷陵大敗，蜀漢從此走向衰落。熟讀史書的毛澤東在點評諸葛亮時，便認為“其始誤於‘隆中對’，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這真是一語中的！

現在戰略研究人員若穿越時空隧道，佔有充分資料後再到“隆中”為劉備謀劃，應該認為符合發展方向的最優化選擇是漢中盆地。此處距新野不遠，統治漢中的張魯實行“五斗米教”，剝奪平民財產統歸教產並取消貨幣，生病靠唸咒而不吃藥，大失民心，所部戰鬥力極弱。劉備率軍翻巴山東部進奪漢中不難，在此落腳後南可取四川，北可收隴西分散無主的各部，從而能控制向西南、西北發展的戰略樞紐。可嘆諸葛亮計不出此，估計這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古代資訊流通渠道不暢所致。

戰略上的失誤，是無法用戰役的勝利來彌補的。諸葛亮剛出茅廬時，曹操正集結主力南下爭荊州，勢必同孫權集團火併，此時劉備正可乘機西進漢中，可惜這一難得機遇未被抓住。公元219年，在“隆中對”十二年後劉備攻取了漢中，曹軍卻在七八年前已佔關中、西涼，向這一方向發展的最佳戰略機遇期已經錯過。若是劉備先行控制西北邊郡和廣大草場，就可以建立一支能在陸戰中擊敗曹軍的強大騎兵，統一天下的目標便可能實現。

縱觀中國古代分裂割據的戰史，有一基本規律——凡南北分裂者北強南弱，凡東西分裂則西強東弱。其基本原因，便是東部和南部地區養馬困難，缺乏騎兵便難取得陸戰優勢。

後來諸葛亮北伐中原時不敢派魏延直襲關中平原取長安，而屢出祁山，便因所部多屬西南步兵，想以山地戰和長弩優勢彌補騎兵劣勢。不過此刻魏蜀實力相差懸殊，縱然諸葛丞相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敬業精神發揮到極致，也無法改變這個千古智者是一個失敗英雄的史實。“凜凜出師表，堂堂八陣圖”，最終也無法挽回“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千古遺憾。

本文作者 | 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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