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前的唐朝時期，中日之間發生了史上第一次大海戰。是役，日本（當時稱為“倭”）被唐朝徹底擊敗，幾乎全軍覆沒，此後900多年間再不敢招惹中國。這場大海戰，便是史上極著名的“白江口海戰”。戰事的起因，還要從中日兩國介入北韓半島事務說起。

​從漢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開始，在北韓半島上陸續出現新羅、高句麗、百濟三個國家，三國對峙混戰長達700餘年，史稱“北韓三國時代”。三國當中，高句麗屬於死硬的“反華派”，與中原王朝多次發生戰事；新羅屬於“親華派”，經常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百濟屬於“騎牆派”，在親近日本的同時，也維持著同中國的聯絡。中日之間的白江口海戰，便緣於兩國對北韓半島戰事的介入。

唐高宗即位後，百濟聯合高句麗進攻新羅，並阻礙後者向唐朝進貢的通道，雖經唐朝多次警告，但依舊不肯聽從。為了援助盟國百濟、懲罰百濟與高句麗，唐高宗派大將蘇定方、李勣等人東征，經過數年的征戰，先後滅亡百濟（660年）和高句麗（668年），重新恢復中原王朝對北韓半島的統治。

​唐朝滅亡百濟後，在此地設定熊津都督府，並留下大將劉仁願鎮守泗沘（百濟都城），而命主帥蘇定方率主力回國。不久，唐高宗任命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命他率數千士兵上任，但王文度在渡海時病故，部將劉仁軌遂代領其眾。不久，百濟故將鬼室福信、僧侶道琛襲據周留城，糾結各支殘餘軍隊，發起興復故國的活動。

為了增強合法性，鬼室福信向日本派出使者，除了迎請在該國做人質的王子扶余豐回國外，還懇請日本派兵援助。將百濟視作“禁臠”的日本，很不滿意唐朝在朝半島的軍事行動，更擔心它在佔領半島後，會進一步南下滅亡自己。正因如此，在唐高宗顯慶六年（661年），天智天皇派出大軍護送扶余豐回國，並命日軍會同鬼室福信進攻劉仁願所部唐軍，一度包圍泗沘，幸虧劉仁軌及時來援才解圍。

​龍朔三年（663年），樸市田來津率領2.7萬名日軍北上，除部分兵力進攻新羅外，主力則向周留挺進，意圖跟扶余豐會師（此時鬼室福信已被扶余豐所殺）。劉仁軌深知，一旦日軍順利地到達周留，那麼扶余豐的勢力將大大增強，絕非唐軍所能抵禦。正因如此，劉仁軌經與劉仁願商議後，決定由劉仁願從陸路進攻周留，劉仁軌則率水軍從熊津進入白江口攻擊日軍，然後溯江而上夾擊周留。

當年八月，唐朝、日本水軍會戰於白江口，當時日本與扶余豐的聯軍共有士兵4.7萬人、戰船800餘艘，而唐朝與新羅的聯軍只有士兵1.7萬人、戰船170餘艘。由於兵力和船隻遠遠少於敵軍，所以劉仁軌決定用誘敵之計取勝。因此，當戰事開啟後，劉仁軌便佯裝退卻，然後將敵軍引誘至提前設好的水陣中，利用船高艦厚的優勢，自上而下向敵軍戰船發射火箭。

​由於唐軍的船隻皆是艨艟鉅艦，艦體高大、堅固易防守，而日軍船隻多是舢板小艦，船體小而輕薄、不利於攻堅。所以等到日軍進入埋伏圈後，劉仁軌便命令士兵佔據高位發射火箭，一時間“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見《舊唐書·卷八十四》）。800餘艘日軍戰船像蛆一樣擠在狹小的水域內，被撞沉、焚燬者極多，士兵死傷不可計數，鮮血染紅整個海面，連主帥樸市田來津也戰死。

此役，唐軍四戰四捷、大獲全勝，只有極少數殘餘日軍突圍而出，而扶余豐也逃奔高句麗，百濟復國運動就此以失敗告終（“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餘豐脫身而走。”引文同上）。經此一戰，日本對中國畏之如虎，不僅從朝半島撤回全部殘軍，而且還將都城由飛鳥遷至近江大津宮，並斥巨資在國內築起四道防線，以防止唐軍乘勝南下來襲。

​從古至今，日本始終保持著“以強者為師”的心態，這是該國的一大優點。所以，在親眼見證唐朝的強大無敵後，日本在恐懼之餘，也自此走上大規模學習中國文化、制度的程序，而來往頻繁的“遣唐使”船便是明證。此後900餘年間，日本再不敢主動挑釁中國（直到明朝抗日援朝），而直到鴉片戰爭，日本才開始結束“以中國為師”的歷史，前後持續近1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