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西逃以後，一面指派了大學士榮祿、徐桐。昆岡，尚書崇綺，崇禮，裕德．敬信，侍郎溥善、阿克丹、那桐，府丞陳夔龍等人為留京辦事大臣，以便和帝國主義暗地交易。一面又憑藉山陝地勢環境，大量調撥全國的糧餉，滿足她的腐朽生活。

為調撥和轉運各省的關京餉，慈禧在出逃到懷來縣時，任命懷來知縣吳永為前路糧臺，負責安排其逃跑途中及行在的宮闕生活。於是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便下達了一道上諭：

“朕恭奉慈輿，暫行巡幸太原，一切度支，均關緊要，所有部撥各省關京餉及內務府經費，並年例應行解部各款，著全數改解行在，以應急需，而資分撥，毋得玩誤。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

當這道上諭下達以後，各地官員便紛紛將應解的關京餉等錢糧轉解太原，西安行在戶部和內務府。

那麼，慈禧到太原、西安以後，究竟調撥了哪些省份的錢糧？其調解的數量又有多少呢？

據有關檔案記載的不完全統計，一共計有：

一、關於解到太原的銀兩，據岑春煊奏稱：自他到任之日起，各處解到山西之款。不過二十三萬餘兩”。這僅是一個月的時間內所解到的數字。但這筆錢怎麼能濟“千乘萬騎”的燃眉之急呢？所以，行在軍機處又火速派出了刑部郎中俞啟元前赴江、浙兩省，派直隸候補知府吳永前赴湖南、湖北。並在湖北、河南等地設立了轉運局，大量截攔調撥各地京餉、庫平銀和採購米麥，運往行在。

二、大學土榮祿、崇綺奏稱：“將應解戶部之二批京餉銀六萬兩，鐵路經費銀五萬兩，一併解呈行在。”

三、山東巡撫袁世凱奏稱：山東在奉諭旨之前已由藩庫動撥了京餉銀六萬兩，運庫動撥京餉銀四萬兩，搭解截存安徽。江蘇運解京餉銀十六萬六千五百兩。接奉諭旨後，再續撥藩庫京餉銀四萬兩，東海關京餉鉞三萬兩，糧道庫邊餉銀三萬兩，又由藩庫提解內務府經費銀一萬兩，搭解截存江西京餉銀十萬兩，通共銀二十一萬兩，“於八月二十六日起程”。這樣，經山東解執行在戶部的銀兩，總數共計四十一萬六千五百兩。

四、據湖南巡撫俞兼三的電報提到：湖南除已籌“一十三萬七千餘京餉銀”正在解赴途中外，再籌“庫平銀一十萬兩，備充內帑”，特交日升昌等九家商號“限於八月二十日匯交平遙縣”。此外，湖南還奏請將前次頤天備荒經費銀七萬三千三百七十二兩三錢六分六釐六毫解赴行在。湖南共計籌解了三十一萬多兩。

五、據清江轉運局委員惲祖祁電奏說：該局現存藩運各司籌解銀三十萬兩、購米二十萬石，淮揚道庫尚存武衛軍餉三十餘萬兩，浙江藩司籌解銀四十萬兩，請君擬取道解執行在。這樣，清江轉運局解銀一百多萬兩，米二十萬石。

六、山西巡撫毓賢奏稱：“湖北管解京餉銀二十萬兩”， “江南漕糧十萬餘擔”，“運到獲鹿，安設轉運局，再運入晉。”以及平定直隸州吳巨所採購的“小麥三幹石”運往太原。計解銀二十萬兩、糧十萬三千石。

此外，湖廣總督張之洞，湖南巡撫于蔭霖亦奏稱：遵旨已購好米十萬石和解出湖北所解第三批京餉銀十九萬餘兩，一概解往行在。累計二十萬三千石。

七、兩江總督劉樹裳片奏道：“據布政使惲祖翼在於地丁項下籌解第五批京餉銀十萬兩。據鹽運使世傑在於縣灶課及綢票課釐項下籌解京晌銀五萬兩。籌備餉需銀三萬兩。另籌內務府經費銀一萬兩”，管解行在內務府交納。另前次委員管解赴京的第一批厘金餉銀五萬兩，籌備餉需銀五萬兩。

八、江蘇巡撫聶緝築奏稱：將現有淮揚道庫的二十五年厘金京餉銀五萬兩、二十六年地丁京餉銀五萬兩、另籌二十五年厘金京餉銀一萬兩。邊防經費銀四萬兩。二十六年厘金京餉銀一萬二千兩、旗營加餉銀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七釐，籌備餉需銀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六錢六分七釐，分解行在。這樣， “蘇省自四月至六月共解過餉銀二十五萬兩。”

九、據江西巡撫松壽奏稱：江西除已解出光緒二十六年第十訛厘金京餉銀五萬兩、第二批地丁京餉銀五萬兩外，還解赴了光緒二十六年第一批來北邊防經費銀五萬兩，第一批籌備餉需銀三萬兩，本年正月起至四月止固本兵餉銀二萬兩，“於六月八日起解行在”。計江西解出各項銀兩二十萬。

十、四川總督奎俊電奏說：奉旨“於四川土稅項下動撥庫平銀四萬兩”，派員解赴山西藩庫交納。而四川紳士陳光弼等“籌墊捐款銀十萬兩”亦解赴行在。

十二、透過河南截解及河南本身解出的糧餉計有：湖南管解的“鎮關等京餉銀十八萬兩”，河南巡撫于蔭霖奏稱，河南前後解赴行在的“隨扈軍米”“已足一萬擔之數”。他還在另一奏片中提到：“截留鎮關京餉銀十萬兩採購米麥”。累計起來就是十八萬兩銀及一萬石米麥。這些顯然是已解到的數字。

實際上，送往行在的京餉、協餉，軍餉、內務府經費銀、邊防經費銀、備荒經費銀等，並非僅僅以上所列的近四百萬兩銀和七十一萬九千多石糧。因為所列不是全部檔案材料，而且有些也難以從檔案文獻材料中查找出來。

究竟先後往行在調解到多少糧銀？用於兩宮度支的款項又有多少呢？

從岑春煊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因奉命調補山西巡撫，而奏請卸任前路糧臺和宮門事務的奏摺中所提到的情況，便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他說：

“臣自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奉旨辦理前路糧臺。幸賴部款撥濟源源，沿途各地方，亦能竭力儲備芻糧，俾供億度支，兩無缺乏。其由糧臺支發之款，溯自上年七月二十五日開辦之日起，截至本年正月二十五日止、總計實收過庫平銀五十七萬二千六百餘兩，支過平銀五十四萬三千二百餘兩，以支轉收，實存庫平銀二萬八幹三百餘兩。前已諮由戶部核覆，準其列作收款……”

在二月初核算，各省解往行在銀兩已有五百萬之多。可見，調撥到行在的款項數目是巨大的。

除此而外，當時具體負責籌備糧款的岑春煊等人每到一地，也藉機向當地人民大肆苛索，多者逾萬金，少亦七八千。至於太監等人的敲詐勒索，更是司空見慣，致使大小宮監，人人飽足。因此，地方官被迫懸樑和仰藥而死的事不時發生。例如慈禧在宣化駐蹕三天中，因天熱食品變質，縣令一時再籌困難，在岑春煊的脅逼下，竟無可奈何地“仰藥以殉”。在山陰縣，亦迫得該縣令“跪泣求救”。這都是搜刮地方的典型事例。

更有甚者，慈禧在迴鑾時又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據史料記載：慈禧於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離開西安回京時，將“各省供獻太后私財六、七百萬，盡輦之而東。”當時慈禧等人搜刮的各地貢物珍寶竟裝了三千輛車。當然，她所搜刮的數字並非僅僅這些，因為她已揮霍的要比她有存下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