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從1945年10月的“幣原喜重郎內閣”到今天的“菅義偉內閣”，日本歷經56任首相，先後出任首相者合計33人。

日本第44任（二戰戰後首任）首相幣原喜重郎

從1989年至1998年的十年間，共有九人相繼出任首相。其中，宇野宗佑與羽田孜的首相任期分別僅有69天與64天。

相當而言，佐藤榮作內閣（1964.11.9一1972.7.7）、中曾根康弘內閣（1982．11．27—1987.11.6）以及我們熟悉的小泉純一郎內閣（2001.4.26—2006.9.26）和安倍晉三內閣（2012.12.26—2020.9.1），已經屬於“超長待機”了。

佐藤榮作、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日本“換首相”如此頻繁？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好好聊聊。

一、“日本特色”的議會內閣制

自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實行議會內閣制。其主要特徵即“首相由國會選舉產生，內閣對國會負責”，倘若內閣“失去了國會的信任，首相必須主動辭職”。因此，日本學者認為，保證內閣存續的必要條件，分別為“眾議院的多數支援”和“執政黨的支援”。

明治時期的日本議會

根據日本憲法，首相經國會決議在國會議員中提名，眾議院擁有最終決定權。因此，眾議院選舉在日本被稱為“大選”或“總選舉”，其結果決定著內閣的進退與首相的去留。

首先說說“眾議院的多數支援”。實際上，其更準確的說法為“作為眾議院多數派的執政黨是否允許內閣存續”。一旦組閣的執政黨喪失了多數派的支援或發生分裂，內閣就會面臨信任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日本政界一直流傳著“若沒有田中派的支援，誰都無法成為首相”的說法。譬如1982年組建的中曾根康弘內閣，一度被輿論嘲諷為“田中曾根內閣”；我們比較熟悉的麻生太郎（2009年）與野田佳彥（2012年），均因為執政黨在眾議院選舉中“敗北”而“不得不辭職”。

麻生太郎與野田佳彥

其次，議會內閣制是以政黨為核心來運轉的。根據日本憲法，執政黨要在國會中至少佔據半數以上議席；倘若首相所屬的執政黨能夠在大選中持續獲勝，理論上其任期是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

實際上，執政黨的黨首原則上就是首相的“不二人選”。譬如長期執政的自民黨，一直實行“總裁——首相一體制”。要想出任內閣首相，必須先出任黨首；要想連任內閣首相，就必須先連任黨首。倘若首相在其黨首任期屆滿之前辭職，新任首相（即黨首繼任者）的任期為前任首相的剩餘任期。

譬如2020年6月2日，同為民主黨黨首的首相鳩山由紀夫宣佈辭職。兩天後的6月4日，菅直人當選民主黨新黨首，並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為第94任首相。但是按照日本憲法，其黨首任期僅是“補足”前任黨首兩年任期中的剩餘時間。因此，三個月後的9月17日，菅直人不得不再次參加黨首選舉，在獲勝後才得以繼續執政。

鳩山由紀夫和菅直人

另外，鑑於日本實行“兩院均衡”的國會立法。因此，執政黨一旦在參議院選舉中敗北，往往會導致身兼黨首的首相以“引咎”辭職的方式來承擔責任。譬如自民黨在2007年的參議院選舉中敗北後，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被迫辭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些年來，日本政界多次出現了“執政黨在參議院選舉中敗北”，即執政黨佔據眾議院過半數議席，而在野黨佔據參議院過半數議席的“扭曲國會”現象。日本學者認為，“扭曲國會”儘管確保了眾議院多數派支援，但未能確保法案成立所必需的參議院多數派支援。時間一長，很容易激發政局動盪不定、首相更迭頻繁的現象。

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會場

一言概之，日本首相在任職期間，不僅需要經歷眾議院選舉、黨首選舉與參議院選舉的“三重”考驗，還要考慮眾議院提前解散的機制與黨首剩餘任期較短等情況。所以，日本首相更迭頻繁也就在所難免、“順理成章”了。

二、想做日本首相，需要滿足什麼條件？

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日本首相都是執政黨的黨首。首相選舉的本質，是“派閥政治的結果”。縱觀歷任日本首相，他們的身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1） 首相人選大多為派閥領袖

從1955-1993年的自民黨連續執政期間，15名首相中僅有宇野宗佑和海部俊樹不是派閥領袖。尤其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期的十餘年間，自民黨內的五大派閥領袖均以競選首相為最終目標，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爭奪，並相繼出任首相，形成了所謂的“三角大福中（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之爭。

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

1996年自民黨重新執政以後：

在自民黨所屬的七名首相中，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麻生太郎和，均以派閥領袖；小泉純一郎儘管主張“打破派閥”，以“無所屬身份”參加競選，但鑑於其在競選前擔任森（喜朗）派會長，因此在競選乃至執政過程中，得到了森派的鼎力支援，是事實上的森派領袖；至於福田康夫與安倍晉三，儘管不是派閥領袖，但都是黨內主要派閥“清和政策研究會”所屬的實力政治家，且二人的父親福田赳夫與安倍晉太郎亦曾是該派閥領袖。

實際上，即便是在民主黨執政期間（2009-2012年），鳩山由紀夫、菅直人至野田佳彥三任首相，均為黨內派閥領袖。

1982年11月，安倍晉三（左）與時任外務大臣的父親安倍晉太郎（右）在一起

綜上所述，要想做日本首相，首先要成為執政黨的派閥領袖。一言概之，派閥領袖是成功競選首相的必要條件。

2） 派閥勢力決定首相人選

在自民黨執政時期，黨首選舉即“首相選舉”。“國會上的首相指名選舉，只不過是追認執政黨黨首為首相的儀式而已….唯有自民黨總裁選舉才是我國最高權力的產生過程”，“如果（派閥）無法產生總裁和總理，就失去了其存在意義。”

儘管冷戰後， “派閥的組織紀律束縛遭到削弱，非領袖的候選人也能參加競選”，“自民黨派閥控制總裁選舉的力量在減弱”，派閥勢力仍是在自民黨總裁選舉中決定勝負的關鍵性力量。

少年時的安倍晉三給外祖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慶祝生日

譬如在2012年9月26日舉行的自民黨總裁公選中，安倍晉三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141票（議員票54票，黨員票87票），低於石破茂的199票（議員票34票，黨員票165票）；但在全部由國會議員參加投票的“決選”中，安倍晉三獲得108票，石破茂獲得89票。最終，安倍依靠黨內派閥勢力的支援而勝出。

三、日本頻繁“換首相”的幾個原因

在日本，政治環境的細微變化，都與首相的“任免”有著密切關聯。“在日本乃至在全球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故、事件，產生各種問題，之後就會發展到依據這些問題追究內閣和首相的政治責任，再強大的權力也無法事前全部預知和防止上述問題與追究政治責任事情的發生。”

縱觀歷屆內閣首相更迭，其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個人原因（身體健康狀況不佳、能力不足、身陷醜聞等）、政策主張（政策失誤等）、黨派紛爭（包括黨內爭奪和黨際對抗勢力）等。

鳩山家族一度被稱為日本的“肯尼迪家族”

1） 首相任期與經濟增長呈正向關

在經濟景氣時期，日本首相更迭頻率低，內閣長期執政。譬如2001-2006年，小泉純一郎內閣長期執政五年零五個月（1979天），當時日本經濟處於冷戰後總體低迷中的“小陽春”階段，“2002年1月至2008年3月，還出現了長達73個月的戰後最長、年均增長率為2％的低水平景氣”。

相反，在經濟停滯時期，日本首相更迭頻率極高。例如，1991-2001年，伴隨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經濟一蹶不振，長期陷入低迷，其間日本政界亦十年之內八次更換首相，相繼有九人出任首相。

簡而言之，經濟增長越快，越有利於首相長期執政，反之則首相更迭頻繁。

80年代的日本人，恨不得“買遍全世界”

同時，經濟政策失誤也是導致首相更迭的重要原因。譬如1997年4月1日起新消費稅（稅率由3％增至5％）的實施，不僅導致日本經濟在1997年—1998年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最終迫使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引咎辭職。

2） 首相任期與派閥抗爭呈逆向關聯

鑑於日本特色的派閥政治的存在，決定著首相必須具備良好的派閥操控能力。黨內派閥抗爭越激烈，首相任期就越短；相反，派閥抗爭越和緩，首相任期就越長。譬如佐藤榮作內閣執政期間，正值自民黨內派閥領袖的世代交替期，無疑給了他“超長待機”的機會。

3） 首相任期與日美同盟呈正向關聯

“日美同盟”是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國際戰略支撐。也正是因為美國的支援，自民黨才得以在日本國內長期實行資產階級保守政治統治。譬如長期執政的中曾根康弘內閣與小泉純一郎內閣，其共同點是“均採取了強化日美同盟”的施政方針。

實際上，自從二戰結束後，不論哪一個政黨上臺，其內閣施政均難以擺脫日美同盟的框架束縛，美國的對日政策可以輕而易舉地左右日本政局的穩定。

2016年12月20日，在日本首都東京，民眾在日本最高法院外抗議一項涉及駐日美軍基地的判決

4） 不容小覷的社會傳媒號召力

在日本，社會傳媒參與政治的方式可謂多種多樣，包含並不侷限於對政治事務的報道與評論、對政治家的採訪與報道、對政治醜聞的揭露和連續報道等。無論是執政黨黨首選舉還是國會大選，社會傳媒對選舉過程的深入報道，很容易影響到最終的選舉結果。因此，他們常被視為與立法、行政、司法並列的“第四權力”。

譬如2001年的自民黨黨首選舉及小泉內閣的誕生，“經過大眾媒體的通俗化、娛樂化傳播，自民黨內部的黨首選舉成為事實上的首相公選，小泉（純一郎）成了最貼近民眾的候選人”。

另外，民間社會傳媒還透過定期公佈“內閣支援率”，影響內閣的施政與存續。“從內閣支援率也可以瞭解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特別是近些年內閣或政權更迭能否贏得民心，首相政治生命與政策主張能否確立和延續，都在內閣支援率中有所反映。”

四、首相頻繁更迭的利與弊

日本的首相更迭，大多是在以自民黨為代表的執政黨的長期執政框架下實現的。因此，儘管首相更迭頻繁，但執政黨並未發生輪換，基本是由執政黨內部的實力政治家輪流擔任首相一職。日本學者認為，在“一黨專政”的背景下，首相的適度更迭，有利於內外政策的理性調整，拓展其政策轉換空間，有助於實現長期執政。

日本首相在自衛隊中的旗幟

實際上，自1955年建黨以來，自民黨一直透過“一內閣一業績”的首相更迭效益，逐步確立了長期執政地位。譬如鳩山一郎內閣恢復日蘇邦交、岸信介內閣修訂《日美安全條約》、池田勇人內閣實現經濟高速增長、佐藤榮作內閣收回沖繩，各內閣因其代表性業績而各具特徵。

但是，也有不少日本學者們認為，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後，缺乏“執政黨輪換”的“政治不成熟”現象日漸體現了出來。“自民黨的長期執政體制使包括政黨、理論家和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力全部喪失，重要課題因此大大延後。或者說因省廳的對立、膠著，不斷失去政策解決的時機”。

安倍家與麻生太郎家盤根錯節的關係，劃紅線者皆任過首相一職

隨著長期執政產生的體制弊端的不斷累積，自民黨於1993年一度失去了執政黨地位。因此，他們在於1996年重奪執政黨地位後，第一時間實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政策。

進入21世紀，特別是在2006年9月至2012年12月間，日本內閣更迭頻率頻繁。先後有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六人出任首相，每屆內閣存續也就一年左右。

因此，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戈登·弗萊克指出：“日本領導人頻繁更換，使得華盛頓方面不再嚴肅對待任何一位日本首相，因為他們的任職時間沒有多長。”

不過，自安倍晉三於2012年12月26日“梅開二度”，再度出任日本首相後，累計連續在任首相天數達到2799天，超越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成為連續在任時間最長的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內閣

坦誠說，如此頻繁地更換“國家領導人”，放在大多數國家，十有八九會吃不消。但從總體上看，日本的發展還是比較穩定的。可以猜測，帶有“日本特色”的“頻繁換首相”操作，會在很長的時間內，一直延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