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為徐悲鴻和張道藩太大的知名度，她不期然地成為民國兩樁最醒目情事的女主角，但所有人都忽略了她也是民國時期一名職業女性——當過大學教師的一代才女……
她遇到徐悲鴻時，叫蔣棠珍，已是蘇州望族查家的準兒媳，可她當時偏偏18歲。18歲的女孩子，正是需要崇拜、愛慕某個人的時候，蔣棠珍也不例外，未婚夫沒有在她面前樹立起偉岸的身影，而另一個男子，卻具備了這種風範。
人生的十字路口，總會有一個重要的人，影響著你的一生。這個人，是我們道路上的槓桿，他或許只是無意做過，卻扭轉了我們人生的軌跡。徐悲鴻就是蔣棠珍生命中的那個人，自從遇到他，她的人生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文靜嫻淑的女子到能在一個深夜和徐悲鴻逃跑到日本的大膽女性。
兩人來到日本後蝸居在一家旅館裡，他不但給了她新的貧窮漂泊的生活，也給了她一個新的名字——碧薇。在日本的日子過得很清貧，但有愛情的滋潤，兩人也樂在其中。徐悲鴻到了日本，如醉如痴地喜歡上了日本的仿製原畫，見到喜歡的，就毫不猶豫地買下來。而他們身上，僅僅帶著2000元，儘管蔣碧薇不買衣服，不買鞋子，心甘情願和丈夫受苦，可還是不到半年，錢都花光了。
不久，在康有為的幫助下，他們重新遠航，到法國繼續深造。她想，只要有了學費，自己可以做女工補貼家用。一個大戶小姐，淪落到做女工的地步，也是難為了她。
1919年3月，徐悲鴻和蔣碧薇順利到達巴黎。徐悲鴻進了法國最高國立藝術學校，蔣碧薇進了法語學校，先練習法語。但當時人生地不熟，語言也無法交流，一時很難融入當地的生活。那段時間，是兩人生活最為清苦的時期，但也是兩人感情最為融洽的時期。
她身材窈窕，氣質修養俱佳，21歲的女人最愛打扮，可是，蔣碧薇卻沒有條件打扮自己，為了看上的一件風衣，她路過那家商場無數次，可最終捨不得買，而是悄悄地把飯錢省下來，給他買了一塊懷錶。甚至有段時間兩人幾乎斷了糧，他抱著她，沒有吃飯，互相用體溫為對方取暖。她陪著他在巴黎度過了9年最艱苦的日子，挺過了生命裡的嚴冬。
走的時候，徐悲鴻一文不名，蔣碧薇帶著私奔的罪名；回來的時候，徐悲鴻事業有成，蔣碧薇也是苦盡甘來。1927年12月，兒子出世，一家人其樂融融，後來兩人在南京買了房子，她專心在家撫養孩子，他辛苦去大學授課。孩子漸漸長大，她為了消除寂寞，就仿照法國的沙龍，舉辦了一些舞會，徐悲鴻回來的時候，並不喜歡這種娛樂形式，往往一回來就奔向畫室，漸漸和她疏遠了。
大凡藝術家，都有一顆敏感的、活躍的心靈。而這顆活躍的，時時處在騷動狀態下的心，正是藝術創作不可缺的源泉。在法國留學期間，徐悲鴻沒有錢請模特，蔣碧薇就是他的模特。回了國，徐悲鴻對蔣碧薇已經缺乏了戀愛時的感覺，此時，他需要一把火焰，重新燃起自己藝術的火種。這顆火種就是中央大學的旁聽生孫多慈。
知道此事後的蔣碧薇痛苦不堪，她一面安慰自己，徐悲鴻不是那樣的男人，一面又覺得徐悲鴻肯定是嫌自己老了，她在這種矛盾的愛情裡掙扎。直到那天走進徐悲鴻在中央藝術系的畫室，當看到那幅《臺城月夜》，憑著女性特有的直覺，她感到，家庭的大廈倒塌了。
她對徐悲鴻的愛，是愛，更是迷戀，不顧一切地投入自己的感情，殊不知這樣的投入本身就有不被全心呵護的危險存在。她的愛又那麼專制，她的性格令她的愛無法妥協於任何形式的不專一，於是她嫉妒、諷刺、控訴，而這些無休止的征服手段只能以感情的決裂為終止。他們為彼此造了一座地獄，儘管他們彼此相愛。因為相愛，所以錯不在他們本身，不在他們的行為，也不在他們易變的情緒，錯在他們之間的不可調和性。
雖然最後在孫多慈父母的干涉下，兩人分手，她好像是勝利者，可是爭取到最後，她忽然發現：她錯了。經歷了這場婚姻保衛戰，她覺得自己不愛徐悲鴻了，自己原來並不瞭解這個男人。這男人，也從來沒有珍惜過自己，與其硬在一起痛苦，還不如愉快分開。
蔣碧薇是一個心氣極高、也很美麗的女人，假如不嫁給徐悲鴻的話，圍在她身邊的男人是不會少的，張道藩就是一例。
1924年的張道藩，和徐悲鴻一樣，也是一位學習繪畫的窮學生。徐悲鴻當時在畫界已經小有名氣，張道藩慕名前來拜訪。從那一天起，丘位元之箭就射中了張道藩的心臟。
1926年2月，張道藩終於鼓起勇氣，給蔣碧薇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長信，面對張道藩的表白，她採用了“冷處理”的方式。表白未果後，張道藩和法國姑娘素珊結了婚。
決心做一個妻子的理想破滅了，在茫茫的人海中她總該抓住一點什麼，這時，一雙援助的手向她伸來，這就是張道藩溫暖的手。
他們的感情始於抗戰的烽火。是他把他們孤兒寡母送上了逃難的船，又是他一次次去看望她，安撫她受到驚嚇的心，給她溫柔、體貼的關愛，給她物質的幫助和精神的鼓勵。他給她介紹工作，讓她挑起了生活的重擔，獨立地支撐著一個家。
抗戰8年是他們熱戀的8年，像所有熱戀中的戀人一樣，他們體驗了所有的快樂、等待、痛苦、折磨，寫下15萬字的情書。所以，1940年，徐悲鴻從新加坡回國，面對未來：選擇愛，選擇一個天才的畫家；還是選擇被愛，選擇做張道藩的情婦？在這艱難的選擇中，她選擇了情婦角色，因為她想要被愛的幸福。
抗戰結束後，她成了他秘密的情婦。1949年，兩人來到臺灣，張道藩的妻子素珊與母親、姐姐和女兒去了澳大利亞，一走10年。蔣碧薇和張道藩公開同居了10年，她全心地照顧他的起居，雖然不是妻子，卻負起了一個妻子的責任。可是到了1958年，他對她說：“我到了澳大利亞以後，如果素珊她們提出想回臺灣的要求，叫我用什麼理由拒絕她們呢？”軟弱的張道藩，20年前就說過，他一定會給她幸福，可是現在，當他們已經公開生活10年時，他卻向她提出這樣的問題。聰明、堅強的蔣碧薇無論如何也不會回答。她渴望與所愛的人一起生活，那是愛情最終的歸宿，她也渴望愛情走向婚姻，但她並不認為一定要用婚姻來堅守愛情，這時的她只能選擇離開。
與張道藩分手6年後，蔣碧微完成50餘萬字的回憶錄，分為上下篇，上篇為《我與悲鴻》，下篇為《我與道藩》，在皇冠雜誌連載，轟動一時。兩岸隔絕，她暮年獨居近20年，孤獨離世。
她去世時，書房裡掛著張道藩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慘淡，頭髮上還插著白花；臥室裡則掛著徐悲鴻為她作的肖像《琴課》：臉部微斜、脈脈含情，專注地拉著提琴。兩幅畫中最相似的是眼睛：明亮深情。因為作為一個女人，無論愛與被愛，她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