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活得真實一點，無需遮掩、無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賦，給自己掙得一份安穩，但那一年，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面臨了選擇：跑還是不跑？

她觀望過、猶豫過，也嘗試過，實在沒有一點點可以退縮的空間，終於，她一走了之。

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與她同時代的作家中，沒有誰的家世比張愛玲更顯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張佩綸、李鴻章，母系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的後代，繼母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孫寶琦之女。中學畢業後，張愛玲到香港讀書，香港淪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華橫溢，3歲即會背詩，7歲寫出第一部小說，19歲成名，多部小說被奉為經典，1943年，張愛玲就已經成為上海最紅的女作家了。23歲時，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三年後分手。後來因為胡蘭成日偽漢奸的身份，深受牽連的張愛玲被公開指責謾罵，但她從不辯解，始終一言不發。

張愛玲本能地反感左翼文學，她的文化認同建立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上，對“五四”運動，張愛玲有迥於常人的清醒與遠見。

在形容音樂的一段文字中，她說自己不喜歡交響樂，用了“五四”運動做比：

那是浩浩蕩蕩五四運動一般地衝了來，把每一個人的聲音都變了它的聲音，前後左右呼嘯嘁嚓的都是自己的聲音，人一開口就震驚於自己的聲音的深巨集遠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時候聽見人向你說話，不大知道是自己說的還是人家說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早在民國時代，有人問張愛玲，能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說自己不熟悉，“不會。要末只有阿媽她們的事，我稍微知道一點。”後來明白這些舊家庭的老媽子也不能算作無產階級，她也就不打算寫“無產階級”的事了。

上世紀40年代左翼文學風行時，張愛玲曾對朋友說，她感到一種壓力，一種非要她寫什麼的壓力。那是當時作家都面臨的必須趨同的政治壓力。

1949年以後，張愛玲以往的作品被歸入小資產階級類，不過，她也被列為可以“爭取”的物件。

1950年，她不得不開始嘗試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她寫出長篇小說《十八春》。小說結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書在上海引起轟動。儘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權靠攏，書中的一句話還是透漏了她的敏銳與清醒：“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後，張愛玲寫出了《小艾》。她原本構思的小艾，為了脫離底層的卑微身份，曾主動挑逗席家少爺。與排字工人結婚後，小艾一心想發財，待到“解放”後，小艾才發現，發財是沒有指望的。張愛玲很清楚，在當時的“新中國”，現實中真實的人性，是不能寫的。所以後來她改出了一個“無產階級故事”：“舊社會”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爺強姦，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產，最後與排字工人結了婚，苦苦掙扎之後，小艾才等來了好世道：一個被“解放了”的“新中國”。小艾幻想著，自己將來的孩子，會處於“不知道是怎樣一個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輕的張愛玲被禮遇，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她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網眼絨線衫，雖然坐在後排，也未發言，但在五百多人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裡，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還是使她成為“異數”。那時“新中國”最時髦的裝束，男士皆著中山裝，女士皆著列寧服。

不久，張愛玲被安排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到蘇北農村參加“土地改革”。兩個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惱，因為所聞所見，使她覺得自己無法“寫英雄”、“歌頌土改”，“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

1951春天，弟弟張子靜最後一次與姐姐張愛玲見面，問她對未來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後，張愛玲說：“人民裝那樣呆板的衣服，我是不會穿的。”

逃到香港

年底，要求在校教職員及高中以上的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後，這種特色的“思想改造”運動迅速擴大到知識界、文藝界。所有知識分子都要進行思想改造，人人過關。張愛玲這種資產階級作家，當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與胡蘭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脅”，她預感到“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她拒絕了夏衍的挽留，以“繼續因抗戰而中止的香港大學學業”為由，準備離開“新中國”。

在《對照記》裡，張愛玲描述了她申請出境的過程，當時她穿著一件素淨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辦護照：

警察一聽說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臉來，彷彿案情嚴重，就待調查定罪了。幸而調查得不很徹底，沒知道我寫作為生，不然也許沒這麼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馬上和顏悅色起來，因為已經是外人了，地位僅次於國際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樣，要灶王爺“上天言好事”，代為宣揚政府待人民的親切體貼。

擔心夜長夢多，張愛玲只告訴了朝夕相處的姑姑。申請被批准後，張愛玲提著簡單的行裝離開了上海，連小說手稿都沒敢帶，她卻帶走一副兒時的包金小藤鐲，“淺色紋路的棕色粗藤上，鑲著蟠龍蝙蝠”。臨走前，她預感未來難測，為避免連累姑姑，她與姑姑相約：以後隔絕往來，不打電話、不通訊。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給她儲存，二人就從此決別，再無相見。

1952年7月，32歲的張愛玲乘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乘火車到深圳出境。

過海關檢查時，張愛玲忐忑不安，緊張至極，生怕被扣下。通行證上，她用了化名，海關檢查人員也許是她的讀者，記得她照片的模樣，仔細地看了看她，問：“你就是寫小說的張愛玲？”她一驚，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噥一聲“是”。

《對照記》裡，張愛玲寫了去香港的羅湖過境：

那邊香港的檢查站也一樣的簡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們的證件收去查驗，拖了很長時間。……一個解放軍士兵在關口站崗，穿著皺巴巴的軍裝，一副樸實相，看樣子是從北方來的農村小夥兒。他看人們晒得可憐，便忍不住說：“這些人！大熱天把你們擱在這兒，不如到背陽處去站著吧。”

他揮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樹蔭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氣、討好地笑笑，卻沒有一個人肯動地方。人們緊緊地貼著柵欄，生怕一離開隊伍就會過不了關。

在《浮花浪蕊》裡，她也寫了在羅湖橋過關：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伕顯然還認為不夠安全，忽然撒腿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捨。挑夫，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隻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一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她終於通過羅湖橋，到了自由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