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從第一次“大轉型”到第二次“大轉型”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狄更斯的名言生動描述了早期資本主義帶來的衝擊，一個人類歷史上的嶄新時代徐徐展開帷幕。作為人類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社會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展現出巨大的生命力，且呈現出動態演變的特徵。隨著“百年和平”（1815-1914）的崩潰，歐洲從前工業資本主義時期走向工業資本主義時期，一戰的爆發意味著維持19世紀和平與文明的四個制度——“均勢制”、“國際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場制”及“自由主義國家制”——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異變。
波蘭尼筆下的“大轉型”便是對這些異變的深刻洞察。他分析了異變產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起源，以及完全自律市場“脫嵌”於社會所造成的危機。“市場制與其特有的動機，即交易動機相關聯，是能形成一個特殊之制度，即市場的。終極來說，這意味著社會的運轉只不過是市場制的附屬品而已……這類虛擬的商品（勞動力、土地及貨幣）提供了一個關於整個社會的組織原則，即任何足以妨礙市場機制實際運作的安排或行為都不容許存在”，並造成了工人階級的大量失業和赤貧化。
在波蘭尼所述的工業資本主義大轉型中，不論是自律性市場社會所帶來的底層貧窮，還是自由主義烏托邦脫離實際社會引起的混亂，都還能被某些社會保護運動所遏制或減弱；而且，在波蘭尼的分析中也能看出其從未認為經濟完全“脫嵌”於社會，脫離社會的完全自律市場只是自由主義者擁護的一種意識形態的烏托邦，他始終認為市場本身應該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工業資本及其生產方式雖部分作用於少數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對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社會階級關係造成了很大影響，但自由市場的力量尚能受到國家力量和市民社會力量的有力鉗制，市場遠未擁有在全球層面重塑社會的能力。
但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在全球化程序及資訊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各個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快速增長，經濟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國家、企業、家庭和個人的活動愈發被金融活動所影響。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是當前資本主義發展到新階段的突出表現，它改變了以往的資本結構和產業結構，極大地強化了金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支配 作用，帶來了“社會生活金融化”的新趨勢，形成了以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為標誌的“第二次大轉型”。
比較工業資本主義崛起的第一次大轉型和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的第二次大轉型（參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次“大轉型”主要是對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區域性區域經濟社會的影響，其所導致的工人工資減少、失業、工會鬥爭增多是經濟制度“脫嵌”於社會的不適，隱含著社會系統之間“失調”後出現的消極社會後果。但以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為標誌的第二次大轉型是整個社會的全面金融化，是金融資本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形塑及重構。第一次大轉型時期盛行的自由主義下自律性市場的興起預示著“現代社會的原動力是由一種雙重傾向支配著：一方面是市場的不斷擴張，另一方面是存在一個相反的傾向——把市場擴張侷限到一個特定的方向——與之對抗”。這一雙重傾向暗含的是“現代國家從哪裡來”的起源問題。第二次“大轉型”則提出了新自由主義思潮席捲下“當前全球社會向何處去”的前瞻性設問。在當前世界各領域逐漸融合的全球化社會中，世界市場、世界貿易、世界金融等全球經濟體系已成為經濟行動者活動的既定框架，如何適應日益加深的全球化和規避全球性市場經濟對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當今的重大議題。
需要指出的是，圍繞“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金融資本主義”或“金融化”等議題，不少學科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金融學等學科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很多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然而，這類研究更多是對當代資本主義宏觀、整體發展情況的分析，帶有較為強烈的思辨性和批判色彩，比較缺乏對企業、家庭、個人等中、微觀行動主體如何被 “金融化”及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影響的細緻介紹和實證分析。本文采用新制度主義社會學的分析框架，試圖從國家、企業、家庭、個人等宏觀、中觀和微觀層面對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的原因及其影響做全面梳理。而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金融學基於“效率”和“理性”的“金融化”和“金融資本主義”研究不同，本研究採用的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分析框架強調權力（vs.效率）和文化／意識形態（vs.理性）在“金融化”及“金融資本主義”崛起中的重要作用。新制度主義的研究正規化是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東、西方社會發生深刻制度變遷和社會結構轉型之際興起並展現出巨大的解釋力，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尤其注重制度研究中超越主客觀對立的實踐性。本文試圖推進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分析正規化——既強調製度環境對市場、企業、家庭和個人的形塑，又突出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金融市場本身對制度環境的影響：金融市場改變了政府運作模式、企業治理規則和家庭理財方式，使人們形成了新的金融投資文化理念。本文認為，金融化和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不僅由經濟 “效率”驅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由“權力”（國家權力、金融市場權力）驅動的；金融資本主義不但是一種政治經濟體系，也是一種文化／意識形態體系；在金融市場貌似公平、平等的外衣下，也蘊含著深刻的不平等和權力關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金融部門與非金融部門、社會上層與社會中下階層等）；金融化在某些方面提升效率的同時，也加劇了各國及全球經濟社會體系的不穩定和不平等。
本文理論對話的物件和分析框架既不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潮，也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而是試圖同波蘭尼的“大轉型”理論進行對話，在此基礎上批判性地思考金融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與廣泛影響，並對全球社會的不同應對方案展開討論。筆者認為，與第一次“大轉型”中的“市場擴張”與“社會自我保護”的雙重傾向運動類似，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 “滑向過去的保守主義”與“面向未來的全球重構行動”呈現出不同的社會價值取向。總的來講，本文對金融資本主義的分析不但有助於從社會學視角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新形態新變化的理解，也有助於推進我國社會學界對金融化這一重要議題的研究，拓展社會學研究的新領域。
為釐清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的歷史背景和獨特之處，本文嘗試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型別學，通過歷史比較分析，力求勾勒出金融資本主義的演進脈絡及其特徵。
一、資本主義型別學：從手工業資本主義到金融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制度，其每一次新變化都會引發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問題，受到政治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廣泛關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主要經歷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先後經歷了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等階段。希法亭認為，壟斷資本主義的快速發展表現為對自由競爭的揚棄和銀行資本、產業資本之間愈發密切的關係，使得資本採取了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現形式，即金融資本形式。列寧進一步論述到，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融合起來，在金融資本的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的壟斷，這是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突出特點之一。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在繼承馬克思 《資本論》論述和列寧帝國主義判斷的基礎上分析了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增速減緩、壟斷加劇和資本積累金融化三大趨勢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後果。經濟學從市場型別出發將其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按照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又可以將其劃分為資本主義形成階段、資本主義成長階段、資本主義成熟階段和資本主義衰落階段。管理學和社會學從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所有權和控制權角度將資本主義劃分為家族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經理人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股東資本主義 （shareholder/investor capitalism）等。還有學者把當代資本主義劃分為“全球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賭場資本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等型別。
筆者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及其主導產業型別，將資本主義主要發展階段劃分為手工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商業（消費）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參見表2）。儘管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發表一百多年，但時至今日，他所指出的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本文主要論述金融資本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新變化、新特徵，尤其是新的組織和運作機制。認識金融資本主義這一資本主義新形態的實質及其面向未來的歷史趨勢，列寧的論述仍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一）手工業資本主義
手工業資本主義產生於前工業社會結構中，主要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為主要生產方式，區域性的工場手工業雖已萌芽發育，但經濟行為仍然嵌入於擴大的社會關係中。手工業資本主義帶有農業社會和工場手工業社會雙重特徵。一方面，區域性市場中的商品主要以生產者剩餘的生活必需品為主，貿易原則仍帶有互惠交換性質，經濟生活依附於社會關係和社會交往；另一方面，早期僱傭制下帶有顯著農業社會特徵的工場手工業出現，家族式、氏族式生產方式佔主導。從國家層面來看，部分資本主義萌芽地區的區域性市場與國外市場同時發展，並呈現出對內貿易自由和對外貿易保護的有差別經濟政策。
（二）工業資本主義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以大工廠、大工業為特徵的工業資本主義重塑了整個社會，大規模生產資料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開始形成，自由主義思潮和自由放任市場理論是這一時期的思想主流。工業資本主義改變了侷限於特定區域的商品貿易模式，商品生產方式從分散於手工作坊發展為集中於大型機器工場，資本逐利性大大加強，資本家以榨取剩餘價值、獲取超額利潤為目標。工廠工人處於社會底層，從脫離土地的“自由人”轉變為去技術化的“無產者”，工人階級作為一股與資產階級對抗的社會力量逐漸走向前臺，階級意識增強。同時，工會力量發育壯大，階級鬥爭日趨公開化、激烈化，工人階級雖處境困苦但依靠階級團結力量在鬥爭中爭取到了收入、休息休假、勞動安全等權利的改善。從世界範圍來看，全球市場形成並深入發展，附著在貨物上的工業資本得以在全球範圍內流動，現代公司制度逐步規範、完善，形成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開始展現其在形塑全球經濟生產、改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能力。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社會常被視為“現代化”的開端。
（三）商業（消費）資本主義
消費資本主義一出現就帶著現代與後現代的雙重烙印。一方面，消費社會建立在工業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和個人主義基礎之上；另一方面，人們對商品的追求已經脫離了簡 單的物質需要，異化為對商品體系背後差異化符號價值的追求。消費資本主義與其他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顯著的不同在於其社會影響力大於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變。消費資本主義階段並未有生產力方面的革命性變化，但人們的經濟行為、精神文化和社會形態發生重大改變。發達國家中社會整體從生活必需品消費向耐用消費品消費的轉型基本完成，商品的“有用性”由滿足生活基本所需向注重質量、強調個性化和追求精神滿足方向發展。傳統上人與具體“物”的關係進入到符號領域，評價人、物、社會的標準從工業資本主義時期實質的物質價值轉變為更加重視虛擬的意義系統，標籤式、類別化、符號化的消費群體認同開始出現。
（四）金融資本主義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崛起的金融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國際金融資本推動的金融全球化，其手段是金融市場，載體是金融資本控制下的大型金融機構和跨國公司；金融資本主義突出表現為金融產品數量和種類的擴張，金融市場取代銀行系統主導全球經濟活動，並跨越民族國家邊界，導致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活動的日益金融化，從而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等整體性、全方面的社會結構大轉型。金融資本全球化意味著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資本和金融文化理念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並逐步取得對工業貿易和商業活動的控制地位。一方面，金融資本積累模式成為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占主導地位的資本積累模式，另一方面，金融資本透過全球化將金融、信貸思維和投資理念推向整個世界市場和單個個體，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民族國家的政府政策、勞動力僱傭原則、社會關係和家庭生活。這意味著經濟金融化的影響並不限於經濟領域，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全面擴張的過程，以經濟領域內的金融資本積累為核心輻射到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
二、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及其特徵
關於金融資本主義為何興起，目前學界尚無統一看法。筆者認為大致有五大原因：一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里根、撒切爾夫人上臺後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放鬆了對銀行業以及更廣泛的對經濟部門的管制，為市場力量的充分發揮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二是金融經濟學（financial economics）和有效市場假說的提出,為金融市場的大發展提供了學術和理念 上的合法性基礎。三是20世紀80年代後新金融工具（比如垃圾債券、金融衍生品）的出現，為大規模的併購整合和大宗金融交易提供了金融手段。四是資訊革命的出現，為金融市 場的大發展和全球化提供了技術基礎。在資訊化、網路化科技推動下，金融交易突破地域和時間限制，拓展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金融資本的流動性和便利性大大提高，金融市場交易成本變得更低，交易服務效率更高，加速了金融部門的發展和全球性金融市場的形成。五是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s）的興起，這些機構投資者以投資回報和收益最大化為唯一目的，是股東價值最大化理念的堅定支持者和鼓吹者，它重塑了金融市場的結構，改變了上市公司的行為導向，是金融市場大發展和金融全球化的最主要行動者和倡導者之一。作為一種新的資本主義型別,金融資本主義表現出如下特徵。
（一）金融產品規模和型別的擴張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資本逐漸從實體經濟部門的支持者轉變為依靠自身交易獲得高額利潤的“自贏利者”，金融資本擺脫了地理界限的束縛，全球金融資產呈現爆炸式增 長態勢。全球股票交易額佔GDP比重從1988年的35.98％，到2007年達到最高比重176.69％。即便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快速下降，目前股票交易額佔GDP比重依然逐漸回升至169.65％。全球股票交易額由1988年的59181億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997600億美元，增長了近16倍。全球共同基金總資產由2004年的144954億美元上升至2017年的427668億美元，增長了近２倍。金融交易已不滿足於既有儲蓄、債券和公司股票，大量金融衍生品應運而生。金融衍生品作為原生金融資產的派生工具，具有虛擬化、高風險、高收益、高槓杆等投機性特點。金融衍生品的出現助推金融交易量大大增加，也促使經濟金融化向縱深發展。資料顯示，截至2016年5月，美國貨幣供應量為15萬億美元，全世界GDP總量為50萬億美元，全球股市和債市總值為100萬億美元，而衍生品規模達1500萬億美元，相當於世界人均擁有20萬美元衍生品。全美六大主要銀行的槓桿率高達近24倍（237萬億美元的衍生品／10萬億美元的總資產）。更有甚者，總資產1.6萬億美元的德意志銀行擁有75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敞口，槓桿率達到近47倍。另外，金融衍生品種類繁多、數量巨大，還可經層層包裝和複雜的金融操作合成新的金融工具，尤其是藉助網際網路和計算機等新技術進一步加速金融資本在全球的流動，相應地也加快了金融風險的全球擴散。
（二）“金融脫媒”與金融業的結構性變革
20世紀70年代開始，技術的發展使得資訊獲取變得簡單，金融市場借貸、融資成本開始下降，銀行在金融領域的傳統優勢不再保持；以美國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銀行業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傳統銀行承擔的金融功能被更趨市場導向的中介機構（基金公司、證券公司等）所替代，引發了金融服務部門的大規模重構。更多公司選擇資本市場進行融資，大型銀行和銀行高管對上市公司的影響力逐漸不及機構投資者、基金經理和證券分析師；個人理財行為從主要依靠商業銀行儲蓄髮展為債券、股票、共同基金等多元主體。美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這一系列結構性變化中最為顯著的即是“金融脫媒”（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在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脹階段，美聯儲提高聯邦基準利率的行為導致金融市場的實際利率較利率管制下的商業銀行存款利率明顯上升，商業銀行存款增速放緩，加之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和債券市場的迅速發展，“制度性脫媒”開始顯現；至80年代監管部門放鬆金融監管之後，利率自由化程序提速，為應對金融市場的挑戰，商業銀行資產證券化步伐加快；同時金融市場創新能力不斷增強，更趨多元化，“市場性脫媒”促使傳統金融機構轉型。90年代至今，以“P2P”（網際網路借貸）、股權眾籌、網際網路理財等網際網路金融直接融資模式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快速發展，網際網路金融在投資、融資雙方之間建立起直接的金融聯絡，“脫媒化”、“去中介化”特徵更加明顯，金融市場的力量進一步增強。
（三）政府、企業、家庭與個人：經濟行動主體的全面金融化
近年來，美國政府的經濟行為越來越深地介入到金融市場中，政府與金融市場之間的融合程度不斷加深，政府行為日益受到金融市場運作的影響。據統計，過去十年，美國無論是在貨幣供應量、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是在政府債務總量方面都直線上升，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更是急劇攀升，2016年甚至佔到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106％（見下頁圖1）。政府的貨幣發行量、債務發行量與金融市場情況息息相關，一方面前者極大影響了金融市場的執行，另一方面，金融市場的波動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支和各項公共政策的實施，尤其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體系中，全球各地的金融市場瞬息萬變且相互影響，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政府作為金融體系的規則制定者、監管者和穩定者的自主權和功能的發揮。有些國家甚至因為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而陷入政治動盪和經濟社會危機，從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到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都有一些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更容易陷入經濟社會危機，有的甚至導致政權更迭和社會動亂。
企業與金融市場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公司結構、公司治理和公司戰略日益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上市公司總數從1988年的29270個上升到2015年的43539個。全球上市公司總市值在1988年為97281億美元，在2007年達到最高值644718億美元，金融危機後逐漸恢復至617811億美元；全球上市公司總市值佔GDP比重在1998年為90.65％，在1999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大比重：117.26％，之後有波動，但除2008年下降至60％以下外，其餘大多數年份均穩定在70％以上，基本在90％左右波動。另外，全球私人部門（企業部門）國內信貸佔GDP的百分比在2015年已接近140％，高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私人部門信貸均呈較快上升趨勢。其中，美國對私人部門的信貸佔GDP的比重在1960年僅為73.98％，2007年巔峰時期曾一度達213.92％，2015年為194.04％，目前仍呈上升態勢 （見圖２）。
在個人和家庭方面，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6—2021年世界總體和發達經濟體國民總儲蓄率增速都將放緩，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國民總儲蓄率甚至不會增長。2014年全球成年人人均金融財富為33659美元，佔當年人均財富的65％。美國家庭金融資產佔家庭總財富的比例由金融危機後2009年的65.9％，上升至2013年的70.7％。美國家庭債務佔家庭總財富比例在2008年一度達到23.4％。中國金融資產佔家庭總財富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44.7％上升到2015年的52.1％。中國家庭債務佔家庭總財富比例自2000以來呈穩步上升趨勢，2015年達到最高，為7.9％（見圖３）。
（四）地理界限的擴大：金融全球化
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全球統一市場在向廣度、深度擴充套件的同時也在朝著細分化、專業化方向發展。在跨國公司、開放的金融市場及資訊科技的推動下，傳統公司、金融市場運作的地理界限逐漸消失，位於商品價值鏈頂端的大型跨國公司掌握產品的品牌、文化、技術核心，同時藉助金融市場在全球選擇最佳區位進行深度佈局，謀求利潤最大化。資本無眠、投資無界。以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跨國公司為中心，全球主要經濟行動主體都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網狀結構中。穿梭於全球金融網路中的不但有金融資本和物質商品，還有受金融市場影響的國家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戰略模式、個人經濟行為模式和金融理念的擴散。
（五）金融資本運作的靈活性
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產業資本雖天生具有逐利性，但其主要繫於實體經濟之中，依靠資本獲取的利潤主要用於投入下一輪新的產業投資，繼續執行購買、生產、銷售等資本職能；而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投機”取代“投資”成為獲取財富的主要方式，或者說，金融資本主義下的“投資”具有強烈的“投機性”，金融資本為追求高額利潤在全球範圍頻繁、短期流動，成為世界性“遊資”，並逐漸脫離了服務實體的職能，擺脫了資本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的物質束縛，獲得了極大的獨立性和靈活性。此外，移動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得投資者可以透過手機移動端隨時隨地在全球各地進行金融市場投資和各種金融衍生品買賣，金融資本運作的這種便利性和靈活性，加大了金融市場的投機性、流動性和短期導向，也加劇了金融市場風險。
（六）金融財富的符號化和虛擬化
浮動匯率下的貨幣符號化助推了金融資本的符號化和虛擬化，以金融票、券為代表的信用化產品也加速了貨幣向電子化的數字符號轉變；人們在金融投資活動中一方面追求金融財富的絕對數量，另一方面運用數字化、網路化等金融創新工具創造出大量金融衍生品，提升了金融資本的符號化和虛擬化程度，使得任何真實的事物、虛構的故事都可以量化為貨幣數字和金融指數，由於高度的資訊不對稱和金融產品的符號化特徵，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的價格不一定基於公司業績和產品質量，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高管的巧妙說辭和“編故事”的能力。在金融系統獨立性越來越強的過程中，其虛擬化的運作模式已與物質形態相去甚遠，交易目的與服務實體經濟愈發背離，在加劇金融活動投機性的同時，也損害了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使得產業日益“空心化”。
（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和高風險性
主要有四大原因造成了金融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和高風險性：一是在資訊化、網路化科技的推動下，金融市場交易成本變得更低，交易服務效率更高。但正因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高度整合，各民族國家（地區）間的金融市場聯絡非常緊密，一旦主要國家金融市場出現危機，極易擴散到其他國家，且難以單獨應對。同時，在網際網路的影響和推動下，市場的區域性危機極易引起羊群效應和恐慌效應，最終造成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波動。尤其是在資訊科技和網路科技的影響下，市場的動態更難以被投資者把握，全球金融市場變得更加動盪。21世紀初以來，結合先進資訊科技的“高頻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e）風靡美國證券市場，追求利用計算機的高速資訊處理、分析能力識別全球金融市場中瞬時的價格波動，以此攫取高額利潤，但最終引發2010年５月６日美國證券市場“閃崩”，五分鐘內上萬億美元瞬間蒸發。近年來，在美國和亞洲受到大量投資者青睞的比特幣也先後製造多起金融市場的大幅波動。與人工智慧、大資料、雲計算等新興技術相結合的金融科技（Fintech）在提升社會創新能力和經濟增長動力的同時，也可能被金融資本俘獲，成為金融資本獲取高額利潤、製造新的金融風險的工具。
二是金融活動的主導力量由原來的金融機構轉向金融市場。有學者指出，金融市場的擴張不是權力從一夥可辨認的行動者手裡轉移到另一夥行動者手中，而是限制了權力集中在任何行動者手裡。傳統觀念認為，金融化強化了華爾街及其國際同行的影響，但現實卻與此相反。近期的金融市場轉向最終削弱了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重要性，比如美國在2008年倒閉的大型金融機構啟發我們，金融市場的擴張和不穩定性最終會導致即使像美林證券和貝爾斯登這樣的頂級投行和金融機構也被清算或被政府接管，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遭到解僱。金融活動的主導力量由金融機構轉向金融市場，也是金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特徵之一。金融部門自19世紀末期以來一直在經濟活動中佔據重要地位，但一這時期的金融活動主要由金融機構（如商業銀行）或金融家族（如摩根家族）所主導，金融活動表現出較大的穩定性和寡佔性，金融風險還比較容易控制，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活動的決定權力由金融機構轉向金融市場，使得任何大型金融機構也無法掌控市場風險，高度的市場不確定性使得“金融大鱷”也面臨“一招不慎、滿盤皆輸”的風險。
三是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不斷出現，加劇了資訊不對稱和不確定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風險性，甚至導致日益增多的金融欺詐。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即是華爾街打包（packaging）高風險住房抵押貸 款資產，生成CDO（擔保債務憑證）等結構性次貸衍生品造成系統性風險，在次貸資產證券化和衍生化的過程中華爾街聯合信用評級機構為高風險證券化產品背書，在資訊極端不對稱的情況下以高收益的噱頭向投資者出售次貸衍生品，最終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動盪。
四是金融資本主義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的做法不但重塑公司行為，對政府、家庭、個人的行為也產生極大影響。對公司而言，股東價值最大化的導向把投資者／股東（資本所有者）的利益放在最高地位，加劇了資本的剝削性和勞資的不平等。同時，社會各部門、各行為主體 都追求短期投資收益最大化，導致所有行為主體（國家、公司、家庭、個人）儘可能地冒風險、加槓桿（借貸投資），以致全社會的負債率和槓桿率大增，也使得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大大提升。
三、金融資本主義如何重塑社會
（一）政治衝擊：政府自主性和經濟權力的削弱
在金融資本主義條件下，雖然各民族國家企圖透過央行等經濟管制機構調節匯率、利率、貨幣供應，但從現實角度來看，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運作模式和變動方式變得難以預料，一國經濟政策的變化難以撬動全球金融體制，反倒是全球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期貨和股票證券交易量的波動直接作用於各國的主要經濟指標。雖然二十國集團（G20）、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全球性國際組織不斷改革和重構規則試圖建立囊括世界主要國家的新型金融架構，但各國家和區域政府間組織更希望保持區域性地區金融體系的獨立自主性，特定民族國家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意識形態與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建立起一個具備政治和經濟“合法性”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之間仍存在較大的張力。
眾所周知，金融部門的管制放寬不會由金融部門自身完成，政治因素在金融化程序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中，政府主要以兩種方式在經濟秩序中發揮作用：一是以監管卡特爾為代表的反壟斷、規範維護市場秩序問題，當某一產業不能進行有效的自我約束時，政府就會介入並實行管制；二是政府通常將打造產業經濟秩序作為直接監管的替代手段，國家透過在產權、治理結構、交易規則和控制觀（conception of control）方面確立規則以穩定市場。而在金融化和後工業化時期，產業、領土邊界對公司的約束弱化，公司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最適合自身發展和最有利於利益最大化的“制度疆域”。這使得國家轉向金融市場，開始圍繞金融資本展開競爭。民族國家的角色由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主權實體逐漸變得與以股東價值（市值）最大化為導向的公司類似，政府開始成為向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提供法律和制度環境的“供應商”。各國政府爭相為企業提供“最優”、成本最低的法律和制度環境，以吸引企業投資、尤其是跨國公司的投資。這種“探底競爭”（racing to the bottom）在某種程度上削弱了各國政府管理經濟和貿易活動的自主權和獨立性，被迫捲入一 輪輪旨在為金融資本投資收益最大化而提供各項“最低營商成本”的制度和政策競爭中。
（二）經濟重構：股東價值最大化與“公司革命”
在經濟領域，金融資本主義崛起的最主要表現是股東資本主義的興起，或者說，股東資本主義是其主要表現形式和制度載體。股東資本主義的最顯著特徵是“股東價值最大化”理念和制度實踐的盛行，並從美國逐步向全球各地擴散。
自1980年前後，美國企業迎來了一系列巨大變化，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也隨之應運而生。這些制度性和組織性的變化總結為一句話便是：企業管理越來越多地按照“股東價值最大化原則”來進行。為了同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經理人資本主義”相區別，這種新型資本主義被稱為“股東資本主義”。同經理人資本主義相比，股東資本主義不僅是指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更是一種全新的公司治理形式，涉及一整套新的公司戰略和公司結構安排。可以說，隨著股東資本主義的興起，美國企業界掀起了一場“公司革命”。
在公司治理方面，主要有三大變化：企業高管薪酬激勵模式從固定薪酬變為長期性的、如股票期權和股權等形式的權變薪酬；董事會的外部（outside）／獨立董事成員比例逐漸增大；市場在約束企業高管方面的作用明顯增強。企業高管愈發主動地將個人利益同股東利益聯絡起來，與此同時，董事會和金融市場對他們的約束和監督也愈發嚴格起來。
在公司戰略方面，盈餘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成為美國公司普遍採用的可以有效管理股票價格、“完勝股票分析師”（beating the analyst）的一項重要戰略措施；而收購模式則從無關聯收購轉變為包括橫向收購和縱向收購的關聯性收購，主動尋求與同類型企業的合併並開始逐步啟用包括“股票回購”在內的多種金融策略。隨著戰略理念和收購模式的轉變，美國公司中興起了一場迴歸專業化的熱潮，這些企業的行業專注度大幅增強，“核心競爭力戰略”開始受到廣泛追捧。此外，為降低成本並實現所謂的“股東價值的提升”，縮減開支、企業重組和裁員等改革措施也在這些企業中盛行起來。
錢特勒認為，組織戰略決定組織結構。隨著企業戰略的不斷變化，美國企業的組織結構也在相應地不斷調整和改變。企業專業化的迴歸以及關聯性收購的盛行導致M型結構（multi-divisional form，或事業部制）企業數量的減少。此外，為更好地同股東和金融市場打交道，“投資者關係部”在美國大企業中應運而生。同時，高層管理隊伍的組成情況也發生了變化：首席財務官自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登上歷史舞臺並在美國企業中迅速普及開來；④ 與此同時，美國企業中營運長的重要性和普及程度在企業“去多元化”（de-diversification）的程序中逐漸降低。
隨著金融資本主義的興起，股東價值最大化成為資本市場判定公司價值的唯一標準，也成為重塑公司行為的最高準則。目前國際上衡量企業價值的主流標準，除利潤率和資產回報率外，還包括市值／公司股價、每股盈利等。外部投資者和公司經理人最為看重的是公司股價和股東價值，這些指標是判斷投資人和經理人專業能力的關鍵 “績效”。上市公司高管將確保公司股價上漲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看作其獲得高額期權／股權的基礎。市值至上的公司治理模式和發展戰略轉變了公司資本投資回報的形式，公司開始愈發積極地直接、深入地參與到金融交易活動中，透過融資和購買金融產品所獲取的利潤在經濟金融化時代急劇增長。這樣一來，以金融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在不斷背離實體經濟的同時，實體經濟部門也在加速金融化。外部投資者對公司的直接金融投資以及公司對金融市場的迎合加速了這一程序。
（三）社會影響：工會衰落、貧富分化、中產階級萎縮及移民潮
20世紀30年代金融危機之後，英、美等國率先在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政策中提出建立人民福利制度，至二戰後初期西方福利國家制度基本完成，僱傭關係正式而穩定，勞動者收入有保障。在一段時期內，福利國家制度下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公民與社會關係穩定，較少存在因失業導致的公民邊緣化問題。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滯脹的到來以及新自由主義下以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為代表的國家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幅縮減公共福利支出，實行市場自由化改革，撤回“政府調控之手”。一方面，失去了“福利國家”制度保護的西方工人群體被直接置於 競爭性市場之下；另一方面資本利益集團從政治、經濟上全方位打壓工會勢力，透過資方推行“人力資源管理／員工管理”模式等緩解勞資對立，與傳統工會組織爭奪工人階級認同。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大幅下降，工會影響力日益式微。工人階級也日趨分化。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公司戰略發展理念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原則之後，公司經營唯“金融市場”馬首是瞻，公司股票價格被視為評判公司經營優劣、公司高管績效好壞的關鍵指標。公司的戰略目標服務於短期股票價格，之前穩定的公司架構變得靈活，公司拆分、兼併、重組、破產行為常態化，不論公司高管還是普通工人都難以與公司維持穩定的僱傭關係。
僱傭關係彈性化與工會的日益衰落加劇了失業問題。美國勞工局資料顯示，美國人口總體失業率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基本在４％以上且波動幅度較大，最高達到11％左右。與此同時，跨國公司在全球尋找經濟寬鬆、金融自由的地區，加快轉移製造企業，以低工資和低製造成本提高公司在金融市場上的績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美國國內的失業狀況。股東利益至上的公司經營模式主要關注持股股東經濟價值的實現，因此，企業會盡量縮減原材料、生產、運輸和勞動力成本。由於勞動力成本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的成本支出中佔據相當高的比例，各大企業為壓低成本，一方面透過裁員、重組等方式儘量減少員工，另一方面大量採用非正式僱傭、靈活僱傭的方式以減少人力成本支出並規避企業的福利責任。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的工資收入越來越難以維持自身和家庭的再生產，導致中產階級人數萎縮，工人貧困化程度加深，甚至出現了成年人“主動失業”的現象。“啃老”在崇尚個人主義生活方式的美國社會開始出現。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低收入的工作崗位和相對較好的工作環境吸引了大量國際移民和少數族裔工人，美國國民就業競爭更趨激烈，由此引發諸多種族衝突和民族融合問題。移民的進入在促進企業利潤增長的同時也拉低了國內本土工人的工資，與此相關的各種衣食、教育和醫療成本透過稅收轉移給中產階級，引起部分中產階級的反彈和不滿；移民和少數族裔作為政治的一極日益影響了美國的政治經濟政策和政治選舉的走向。
工人貧困化並不必然帶來工人組織力量的壯大。近年來美國部分州推行限制工會權力的法律，企業加快在非工會州、美國以外地區設立生產服務部門也導致工會會員人數長期持續 下滑。資料顯示，美國工會會員率在2016年僅為10.7％，而1983年工會會員率為20.1％。工人組織化力量的弱化一方面加劇了金融資本主義的擴張，另一方面也加快了以工資收入為主的中產階級的萎縮和向下流動，這也間接反映美國社會的分裂不僅存在於富人階層和底層民眾之間，社會的分裂同時伴隨著中產階級的撕裂和分化。整個社會金融化不斷加強的趨勢加快了階級向下流動的速度和階級固化。
長期以來，美國社會被視為階級向上流動比較暢通的社會，但隨著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以金融市場股權為代表的金融力量改變了社會的收入分配機制、重組了社會結構，握有股權的公司高管和股東獲取了大量社會財富。在工人階級日益貧困化、中產階級不斷萎縮的同時，以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經理、風險投資基金經理和公司高管為代表的一批批超級富豪也在不斷誕生，整個社會的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與第一次大轉型時期的貧富分化不同，在金融資本主義下，股東價值最大化被新自由主義理論及相關制度合理化，股東價值最大化被認為最有利於企業效率的最大化、也最有利於整個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因此，企業的分配原則越來越傾向於股東利益，而不是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比如工人、消費者和社群等）。這樣的分配原則造成的一個嚴重經濟社會後果是，企業界的收入分配機制越來越像文體藝術界，成為一個“王者榮耀”、“贏者通吃”的市場，不但造成資本所有者和一般勞動者收入差距的擴大，企業之間、企業內部的貧富分化也日益嚴重。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釋出的年度報告顯示，2015年標準普爾500成份股公司執行長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員工的335倍，而在1980年，這一比例是20倍左右。由此可見，自20世紀80年代初金融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美國公司內部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是導致整個美國社會貧富分化和不平 等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和組織機制（organizational mechanism）。以2016年穀歌執行長的收入為例，其執行長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薪水總額近２億美元，其中主要來自2016年被授予的價值1.987億美元的股票。而谷歌員工2016年的收入中位值是14萬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其年收入是普通員工的1400多倍！
（四）“文化變革”：金融思維、投資文化與投資組合社會的到來
如果說消費資本主義社會的口號是“消費一切”，那麼，金融資本主義社會的口號就是“投資一切”！隨著金融資本主義的興起，金融理念不但在企業和市場領域開始盛行，政府、家庭和個人也越來越具有金融思維，整個社會開始形成一種“金融和投資文化”。金融社會學家戴維斯提出“投資組合社會”（portfolio society）概念，在這種社會中，投資理念成為理解個人社會處境的主流方法。“投資組合”等金融領域的理念和方法進入到社會科學理論和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中。“教育”不再僅僅被視為教育，而被稱為人力資本投資，家庭住所已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房屋，而被稱為房地產投資，朋友已不再僅僅是朋友，更被當成未來發展的社會資本。從家庭生活到個人發展都與投資、經濟回報直接掛鉤，小到個人成長，大到文化建設、國家戰略，人們都力圖透過資本經營、金融投資達成目標。這樣的金融投資思維不但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盛行，在中國也日趨明顯，數億的股民和轟轟烈烈的房地產全民投資浪潮將這一金融投資新思維表現得淋漓盡致，資本市場上幾乎所有人們想得到的資產都可能被證券化，從歌舞表演門票收入到過橋費，證券投資機構打包的資產幾乎無所不有。
在美國，1985年後資產證券化被廣泛用來創造抵押貸款、二次抵押貸款、住房貸款、學生貸款和信用卡債務，這意味著金融活動在數量上不斷擴張。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做法是新文化框架（new cultural frame）的出現，即人們以更積極的立場來對待自己的財務狀況。養老金改革以及從“確定給付計劃”（defined benefit plan）向“確定繳費計劃”（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的轉變開始，美國人一直被鼓勵改變觀念，從被動金融主體變為主動金融主體。戴維斯認為，隨著家庭更直接地融入金融市場，他們必須學會像金融經濟學家那樣思考，以管理他們的消費、投資和債務。這表明，在以家庭為中心的金融活動中，金融化已經發生質的轉變，“金融文化”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嘗試以清晰的金融術語來思考他們的日常生活。
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張已經使以金融市場為代表的自由市場力量大大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圍，整個社會的金融化使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等各行為主體都日益受到金融市場的 指引和重塑。金融市場力量空前發展並無所不在，之前保護“社會”的國家力量、工會力量及市民社會力量日益受到強大金融市場的侵蝕。在這種情況下，第二次大轉型使“社會自我保護運動”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金融資本主義是當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業危機、貧富兩極分化、收入不平等加速等諸多重大社會問題的制度根源。
如何應對金融資本主義對當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帶來的重重挑戰依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想要對其未來走勢及長期影響作任何定論，現在看來都還為時過早。目前來看，為遏制金融資本主義的過度擴張及其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有兩種“保護社會”的努力值得關注。
（一）滑向過去的保守主義傾向
不斷加深的全球經濟金融化所引起的民族國家經濟制度變遷忽視了各國自身的政治經濟傳統，尤其是在金融化影響下社會分化速度加劇，民眾無論在物質財富的“量”上還是在思想觀念的“質”上都無法形成有效的“社會共識”，缺乏對“社會”統一的認同。這種認同缺乏在社會階層方面表現為精英階層的利己主義與中下階層的保守主義。中下階層佔主體的民眾對西方精英體制下的民主失去信心，對社會主流價值觀抱有懷疑態度，多以遊行示威、集體抗議甚至是極端危險的個人行為促使政府出臺極端保守的政治經濟政策，他們以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對全球化。
“經濟（金融）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著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兩次危機（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有學者認為，英國脫歐開啟了右翼民粹主義在21世紀走進世界政治主流的程序，並將挑動極端民族主義、衝擊西方民主制度、促進政策極端化，增加發生國際衝突的危險。顯然，邊境築牆、撕毀多邊貿易協定和退出全球氣候統一行動框架等做法所提供的解決方案表面上是以國內個體民眾為面向的，實質卻是反社會責任和反社會整合的。從20世紀末的西方反全球化運動開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民粹主義逐漸發展壯大，近年來反精英體制、反金融資本、反移民、排外的民粹主義強勢崛起，美國總統特朗普、荷蘭議會大選中極右翼自由黨領袖威爾德和法國總統大選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瑪麗娜·勒龐等為代表的西方右翼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政黨獲得諸多民眾支援，與難民潮相伴的各地反難民運動等都反映了當前西方社會試圖遏制全球化、重構國內政治經濟體制的力量。雖然有些國家的保守主義、民粹主義領導人在選舉或議會席位競爭中失利，但這種力量並未因此消散，而是以社會一極的形式成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
西方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的崛起具有深刻的政治經濟原因，它與金融資本主義的興起及其所代表的全球化力量有密切關聯。首先，從國際上來看，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崛起，全球化背景下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中上階層收益更多，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日益佔據更多話語權，這些衝擊了現有歐美髮達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西方國家經濟發展空間遭到擠壓；同時，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向下流動、下層階級貧困化現象日趨嚴重，成為全球化的利 益受損者，這是他們反對全球化、政治上趨於保守化的重要原因。其次，大金融財團和機構投資者壟斷的金融資本主義拉大了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收入差距，加劇了不合理的分配秩序。精英的利己主義透過掌握金融市場運作規則、控制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以及在企業中推崇股東價值最大化獲得金融資本在全球層面對社會的較大控制權，以此將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聚攏到佔據社會少數的財富階層；以白領、高階藍領和中低階知識分子為主的社會中間階層利益受損，甚至滑向底層階級，成為非正式就業和失業者的“後備群體”。資料顯示美國全部住戶收入基尼係數在1971年為0.40，開始從收入相對合理（0.3-0.4）逐漸走向收 入差距較大（0.4-0.5），並在2015年達到最高點0.48。這種由金融資本主義加劇的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貧富分化是美國保守主義興起的重要社會基礎。最後，發達國家政府在國內逐漸喪失由經濟增長帶來的政權／政黨合法性的同時，過於泛化和不切實際的“政治正確”是激起歐美國家民眾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直接因素，不斷惡化的安全形勢使處在恐慌中 的民眾對西方“政治正確”中強調的多元文化、極端平等思想產生抵制。西方精英左翼進步主義的統治與極端的新自由主義（以金融資本主義為典型代表）結合，引發西方發達國家國內“全球—本土”、“普世—民族”、“精英—民眾”、“國民—移民”等多重對立，為保守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政治社會思潮的興起提供了政治土壤和社會基礎。
（二）面向未來的“保護社會”構想
第一次大轉型和第二次大轉型有一些共同點，比如，都是新的資本形式和自由市場的發展改變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和社會秩序，過分發展的自由市場對社會造成一定的侵害；存在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原則的市場擴張運動與社會保護為原則的對抗市場的運動這一雙重運動；伴隨著新的資本形式和資本生產方式的出現（分別是大工廠和大型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人與社會的關係有所改變，經濟需求／活動成為社會的主要需求／活動。但是，兩次大轉型之間也存在以下明顯區別：
一是“保護社會”的主要地理範圍由單一民族國家擴充套件到日益全球化的國際社會，由於金融全球化和資本的全球流動，在一個國家內部很難有效制約資本和金融市場力量，從而進行有效的社會保護。
二是金融活動的主體由傳統的企業發展到政府、企業、家庭、個人甚至社會組織／公民社會組織，出現了社會生活全面金融化的趨勢：幾乎所有社會行動者都被金融市場所裹挾、參與到金融活動中去，整個社會形成一種“金融文化”和“投資者思維”。
三是國家、市場、社會的界限日益模糊，市場原則滲透到國家、社會部門，導致國家、社會部門本身也在不斷“市場化”。同時，旨在保護社會的一些“社會創新”也很快被金融市場和資本力量所俘獲，不但失去了原有“保護社會”的初衷，反而增強了市場力量，成為市場侵害社會的幫兇和金融工具。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市場至上論和市場萬能論”往往被視為社會進步的表現。人們似乎形成了一種習慣性思維，即不論社會中哪個領域出現了問題，用市場的方法去解決總是能逐漸達至“最優”。以發展勢頭正猛的共享經濟和網際網路借貸為例，它們針對現有經濟體制中出現的行業壟斷和金融制度不完善問題，試圖在社會部門構建起新的社會關係來解決經濟問題，本質上是摒棄行業壟斷供應商，在使用者間建立直接的社會經濟聯絡。這一創新性經濟工具帶來一系列社會經濟新業態和企業運作新模式，其發展初期挑戰了傳統的行業壟斷利益集團、降低了金融弱勢群體的融資門檻，在某種程度上起到“社會創新”和“保護社會”的作用。但如果企業想發展壯大、佔領市場和提高行業准入門檻，將首先遇到融資問題，而一旦被金融資本俘獲，成為金融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則難免違背其創新的初衷，成為侵害社會自由的工具。因此，共享經濟也好，網際網路借貸也好，在數輪融資的轟炸下，同一行業間企業陷入廣告戰、燒錢戰、甚至於口水戰，這些新經濟業態中的企業逐漸發展成熟的過程也是不斷脫離社會、成為金融工具的過程。當金融資本的角逐分出勝負，行業內主要 “創新企業”獲得壟斷性市場地位後，加價、“綁架”消費者等行為便接踵而至。由此可見，與第一次大轉型時期傷害農民、直接剝削底層工人有異，第二次大轉型下的金融化工具初期通常以有益於社會的形態出現，繼而逐漸顯露出資本逐利的本性，裹挾消費者，直至獲得市場壟斷地位並服務於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下的金融化、資本化運作邏輯更趨隱蔽也更為強勢，相對於無處不在的金融市場，社會自由的獲得更為不易。
金融資本主義對於國家自主性、公司經營、工薪階層以及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是一個全球層面的結構性問題，單個國家難以應對整個國際金融市場的衝擊，需要各國政府從全球層面出發統一行動。如果說，西方發達國家出現的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是為制約金融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而做出的無奈之舉，其試圖透過把金融市場和資本的力量鎖定在一國之內，從而 “保護社會”。那麼，近年來二十國集團連同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金融實體在推動國際金融制度改革和監管機制建設、反對貿易保護、國際貨幣改革、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和決策份額分配以及全球宏觀經濟／金融政策合作等方面所做的諸多探索和創新，則可以稱為面向未來的重構全球治理體系的嘗試。遺憾的是，每一次改革之後人們都會發現，實際的改革進展要小於改革前的期待。如何在全球層面建立一種新的金融和市場治理架構，以有效應對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仍然需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除全球層面的努力，在國家、企業、家庭和個人等層面，也有一些新的舉措。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再單純依賴金融市場，提倡迴歸實業、反對大型國際機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的“投機性經營”；有些公司不再堅持股東價值最大化而是更強調消費者和員工的利益，“股東行動主義”（shareholder activism）倡導中小股東對公司經營戰略的有效監督，反對公司高管的過高薪酬；“佔領華爾街運動”反對華爾街等國際金融投機者過度貪婪和“脫實向虛”傾向；人們在社會和家庭生活中反對投機文化，提倡實幹，警惕社會生活過度信貸化、投資過度槓桿化。
金融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政府、企業還是家庭都試圖透過對資產的理性經營獲得經濟和生活等各方面的自由。然而，“對於個人和社會，本著合理性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秩序並不一定是增進自由的手段”。那些看似合理性經濟原則所組織起來的國家行為、金融市場、公司經營和家庭生活在經濟發展良好的時期往往具有社會合理性／正當性（legitimacy），一旦遭遇危機，這些表面上合理的組織形式用形式上的經濟理性導致了實質上的社會不自由。
如何使經濟理性與社會自由共存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議題。透過各種理性的科層制組織改革或對全球金融體系的重構，我們最應該澄清的是在金融資本主義下如何建構全球自由社會的問題。“在個人和社會歷史中，理性所承擔的社會任務是闡明各種選擇，擴充套件在建構歷史過程中人類決策可影響的範圍”，從而為保護自由社會提供充滿想象力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