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極富傳奇色彩的陳賡大將，早年曾是“黃埔三傑”之一，又參加過南昌起義，資歷頗老，能力超強。不過，由於南昌起義失敗後，他奉命在上海乾了4年特科工作，後雖被派往鄂豫皖蘇區，從團長、紅12師師長，一直做到了紅4方面軍參謀長，但卻因負傷轉往上海治療，不幸被捕。經宋慶齡等各界人士搭救，出獄後轉往中央蘇區，任紅軍第1步兵學校校長。

如此輾轉，自然耽誤了他在軍中職務的晉升，日後陳賡沒能更上一層樓，和這段曲折經歷不無關係。不過，此前並不了解陳賡的毛主席，卻對陳賡的軍事指揮能力有過極高的評價，認為他足以當軍長。

事情還得從1934年10月長征前夕說起。當時，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蘇區的4所紅軍學校合併組成幹部團，由陳賡任團長、宋任窮任團政委。幹部團下設2個步兵營、1個政治營、1個培養炮兵、工程兵的特科營和由高階軍政幹部組成的上幹隊。幹部團的普通戰士都是連、排級別的幹部學員，其任務既要為紅軍培訓後備幹部，也要保證行軍途中中央和軍委機關的安全，必要時還得參加戰鬥。長征初期，幹部團參戰的機會不多，隨著湘江血戰後紅軍人數的銳減，這支1000餘人的部隊才在戰鬥中嶄露頭角。

遵義會議後，紅軍揮師北上，與川軍郭勳祺部在土城陷入苦戰。戰前紅軍得到情報，稱郭勳祺部有2個旅4個團6、7千人。因此，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人研究後，決定集中紅3、紅5軍團吃掉郭部。結果打起來才發現，郭勳祺部的戰鬥力很強，遲遲難以解決，紅軍裝備落後，彈藥缺乏，傷亡較大。朱德、劉伯承不得不分別上前沿陣地指揮戰鬥。後來川軍又有1個旅趕到戰場，兵力增加到6個團上萬人，戰局急轉直下。紅5軍團的陣地被突破。川軍步步向土城進逼，一直打到了白馬山紅軍總指揮部前沿。危急時刻，毛主席不得不命令陳賡、宋任窮率幹部團加入戰鬥。

幹部團當時悉數裝備了繳獲的英式鋼盔，並配備了大量花機關槍，裝備遠比一般紅軍部隊精良，而且成員皆是部隊挑出的戰鬥骨幹，因此戰鬥力極強。川軍當時拼得極凶，但幹部團拼得比川軍還凶，完全從氣勢上壓倒了人數遠遠佔優的川軍。毛主席在看到川軍凶猛的進攻硬生生被幹部團壓垮，興奮地對左右說：“打得好，幹部團立了功，陳賡可以當軍長！”但此戰後，他獲悉幹部團有些傷亡，又心疼不已，認為幹部團的學員是紅軍寶貴的財富，以後要謹慎使用。

此戰結束後不到1個月，紅1方面軍在二打遵義的戰鬥中又和國民黨吳奇偉部陷入了僵持。關鍵時候，幹部團的加入立刻使戰場形勢發生逆轉。全線崩潰的吳奇偉部一直被追到烏江邊。驚慌失措的吳奇偉為擋住幹部團的追擊，沒等自己的潰兵全部過河便下令砍斷了浮橋。結果沒能渡江的3000餘部屬成了紅軍的俘虜。

1935年4月底，紅軍佯攻昆明，誘使防守金沙江的滇軍回援。紅1方面軍必須抓住這稍縱即逝的戰機迅速渡過金沙江。周恩來親自給幹部團下達了作戰命令。劉伯承親率幹部團第1梯隊強行軍160裡，消滅了皎平渡兩岸的敵人，控制了渡口。為了奪取威脅渡口安全的通安縣城，陳賡率領幹部團第2梯隊在陡峭狹窄的山路上急行軍。山路的一邊是猛烈的火力，另一邊是萬丈絕壁。一番激戰之後，幹部團以4死6傷的代價斃敵數百人，佔領了通安縣城。

此役結束後，幹部團得到了中革軍委的通報嘉獎。而川軍一聽到頭戴鋼盔的紅軍和那個戴眼鏡的“司令”（陳賡）便望風而逃。此戰結束後，素有“戰神”之名的劉伯承感嘆道：“這支部隊真過硬。幹部團的同志怎麼能一天走這麼遠的路呢？他們不但走到了，居然還打了勝仗，靠的是什麼？靠覺悟，靠黨。”

1935年6月，紅1方面軍和紅4方面軍勝利會師後，中革軍委於7月下旬決定將幹部團與紅4方面軍的軍事學校合併，成立紅軍大學。幹部團許多指戰員被補充到主力部隊擔任指揮幹部。紅1方面軍到達陝北後，原幹部團和陝甘紅軍學校合併，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學校。

幹部團雖完成了歷史使命，但陳賡卻從此進入了毛主席的視野。中央紅軍到陝北後，他任命陳賡任紅13團團長。這個團由紅3軍團縮編而成。1935年12月，他又提拔陳賡為紅1師師長。這個師可謂紅1軍團的精華所在。

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由於國民黨方面只肯給3個師的番號，因此紅軍幹部基本都降級使用。但陳賡卻成為129師386旅旅長。要知道，能在抗戰初期的八路軍中當上旅長的，大多是原紅軍的軍級幹部。陳賡不降反升，足見毛主席對他的器重。陳賡履職後，不負毛主席信任，率386旅打得有聲有色。

解放戰爭中，陳賡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在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名份上屬晉冀魯豫野戰軍建制，實際上直接受中央軍委指揮，先是在晉南，後又在豫西負責單獨一個戰略方向上的作戰。甚至在陝北危急時，毛主席甚至一度有過調陳賡部馳援陝北戰場的打算，足見他對陳賡的指揮能力頗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