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啟明（1915—2007），山西神池人。1932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參加察哈爾抗日同盟軍。1935年1月，參加紅二十六軍任團參謀、連長、軍官學校大隊長。同年9月在陝北肅反“擴大化”中被錯誤關押，獲釋後留西北政治保衛局任文書、祕書。1937年9月起任茶坊檢查站站長、綏德外勤組組長、靖邊外勤組組長。1942年調回延安，任保安處科員、情報科科長。1946年7月任保安處副處長。轉戰陝北期間，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保衛部部長。1949年3月，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副廳長，是陝甘寧邊區保安處情報工作的主要開拓者和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後，李啟明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公安局局長，陝西省公安廳廳長，陝西省副省長、省長。1977年8月恢復工作後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

被捕：開啟公安保衛生涯

1915年9月，李啟明出生于山西省神池縣的一箇舊職員家庭，從小接受教育，聰慧過人。1929年，以全省第二名成績考入山西省立一中。當時，李啟明的同屋舍友尹毓蘭是一名共產黨員，李啟明受其影響，得以接觸到大量進步書刊，並開始參加共產黨的外圍活動，逐步確立了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學校畢業後，尹毓蘭在運動中不幸被捕，李啟明去探監時，尹毓蘭小聲提醒：“趕快走！”

1932年初，正值馮玉祥準備北上抗日，擴編軍校，於是李啟明進入汾陽軍校學習，並於同年祕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李啟明隨兩千軍校學員編入察哈爾抗日同盟軍，英勇攻佔多倫，一度將日軍全部趕出了察哈爾省。但由於蔣介石不容許馮玉祥另立山頭，同盟軍受到日軍和蔣介石的雙重圍剿，被迫解散。李啟明離開部隊後，輾轉千里到達西安，終於聯絡上了黨組織。1934年底，李啟明穿過敵軍封鎖線進入陝甘根據地，在南樑見到了習仲勳、劉志丹等人。經組織安排，李啟明參加了紅二十六軍。由於當時缺乏有文化的幹部，劉志丹就將李啟明調到紅軍學校工作，任大隊長。

1935年，肅反“擴大化”風波在陝北蔓延開來，許多外來知識分子幹部遭到懷疑，有人揭發李啟明是特務。李啟明即被捕，關押到了瓦窯堡。他還親眼看到劉志丹、習仲勳、高崗等高階幹部也被關在了這裡。由於肅反搞得過“左”，不少幹部都遭到刑訊逼供。不過李啟明的情況卻很特別，自打被關起來，壓根沒人來審過他。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李啟明是以犯人身份白天幫西北政治保衛局刻蠟版，晚上回牢房睡覺。中央糾正肅反錯誤後，西北政治保衛局的祕書耿紅髮現，在關押幹部中，這個刻蠟版的年輕人，政治品質很好，文化程度也高，就向周興推薦並調來工作。

1937年1月，中央機關遷到延安，李啟明成為西北政治保衛局周興局長的祕書，正式進入了公安保衛工作戰線。

李啟明在延安邊區保安處住過的土窯洞

策反：趕走“摩擦專家”何紹南

1938年6月，李啟明參加了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在延安城南七裡鋪舉辦的第一期情報偵察幹部培訓班。這個培訓班被稱為保衛幹部的“黃埔一期”，共有36人，其中8名女學員，包括後來成為鄧小平夫人的卓琳。講課的教師也個個厲害，有陳雲、李富春、徐特立、康生、潘漢年、李克農等。李啟明在這裡系統學習了情報、偵察等業務知識，培訓時間原本有半年，但李啟明只上了兩個月，就被派到綏德獨當一面開展情報工作。

當時，綏德是陝甘寧邊區的北大門及邊區與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聯絡的唯一通道，市鎮商業繁華，地理位置極為重要。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國共合作成立了綏德警備區，當時任國民黨綏德專員兼保安司令的何紹南，在國難當頭之際不思團結抗日，卻專以製造反共摩擦為能事，明目張膽地在綏德襲擊八路軍駐地，刺殺中共黨政幹部，還肆意貪汙販毒，串通土匪，禍害百姓。對此，毛主席曾當面警告何紹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彭德懷曾指其鼻子大罵“陝北的汪精衛”。為了拔除何紹南這一反共刺頭，鞏固邊區，邊區保安處派李啟明赴綏德開展情報工作，蒐集何紹南違法、搞破壞的證據。

1939年初，李啟明以綏德警備區聯絡參謀名義與陳雷、林汝濱到達綏德。李啟明在綏德開了個“抗敵書店”作為情報密點，專門介紹進步書籍，吸引青年學生。通過書店，李啟明認識了何紹南的副官及保安司令部上尉書記魯南。李和魯兩人年紀相仿，又有著愛唱戲的共同愛好，便經常來往，逐漸二人無話不談。李啟明了解到魯南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的政策不滿，對共產黨則很有好感，於是開展策反工作，成功將魯南發展為我方的祕密情報人員。隨後，李啟明又通過魯南發展了綏德專署傳達長龔震，保安七團團副張振聲、准尉特務長崔際州，國民黨綏德縣黨部的慕青為保安處工作。

不久，李啟明在綏德又碰到了他七裡鋪一期同學毛培春。和他一樣，毛培春沒等結業，就潛伏到閻錫山的國民黨第二戰區政治部文工團任職。日軍侵佔山西之後，毛培春隨政治部轉移到了綏德，而這個政治部的主任，就是綏德專員何紹南兼任的。有了毛培春的幫助，李啟明如虎添翼，通過綏德建立的這個情報網，很快掌握了何紹南貪汙賑災款十幾萬元、破壞邊區的證據。

1940年正月初十前後，駐綏德的八路軍359旅組織了武裝宣傳隊，羅列何紹南的具體罪狀，以照片、畫像和由演員化裝的各類人物，在綏德城內外大張旗鼓地進行揭露。1940年2月，在黨中央、邊區政府和綏德警備區軍民的一片抗議聲中，何紹南被迫逃離了綏德。我方隨即在綏德成立了公安局，開展鋤奸保衛等各項工作。

李啟明在邊區保安處用過的檔案箱

諜報：北平和平解放建功

國共鬥爭形勢殘酷，除了公開戰場上的搏殺外，還有隱蔽戰線上的較量。1948年底，我軍包圍北平。戰，還是和，國民黨駐北平司令傅作義打著自己的算盤。而此時的傅作義做夢也不會想到，他身邊正潛伏著中共的一條絕密情報線，自己的政治動向、軍事部署還有具體的作戰規劃中共早就一清二楚。這條絕密的情報線最開始就是由陝甘寧邊區保安處領導的。

早在國共合作期間，傅作義內部就祕密發展了兩個地下黨員，一個是傅的隨從祕書兼《奮鬥日報》社長閻又文；另一個是傅的新聞祕書楊子明。1939年，國民黨實行反共方針，地下黨組織遭到毀滅性破壞，閻又文、楊子明與黨組織失去聯絡。但他們仍然執行著隱蔽戰線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經過數年的等待，時機出現了。

1945年8月，陝甘寧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副處長兼情報科科長李啟明決定派三邊情報組的王玉去綏遠,與潛伏在傅作義內部的地下黨員接頭。王玉的身份是閻又文的表弟，一個皮貨商人。邊保給他的任務，一是要了解掌握重大的具有戰略性的政治軍事情報，二是和閻又文建立絕密的單線聯絡。可是，因為戰爭形勢緊張，王玉第一次沒能抵達綏遠，無功而返。

1946年初，王玉再到包頭。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結識了傅作義機要室的祕書薛起祿。傅作義治軍很嚴，他手下的軍官沒多少機會貪汙腐敗。王玉以皮貨生意利潤大為引誘，讓薛起祿動了心。薛起祿約機要室的同事一起，集資20兩黃金，在王玉這兒入了股。這樣一來，薛起祿跟王玉的關係自然就不一般了。他給王玉弄了15張空白介紹信，這下王玉在國統區就暢行無阻了。

1946年2月，王玉到了歸綏，幾經周折終於見到了閻又文和楊子明。自此在周興、李啟明等邊保領導下，建立起了“王玉——閻又文——傅作義”這條情報路線。

1947年冬，李克農將王玉調到中央社會部，繼續聯絡領導閻、楊二人。李克農親自佈置工作，讓王玉將情報隨時上報中共中央。1948年5月到1949年1月，王玉三次祕密進入北平，閻又文幾乎每天提供一份書面報告，敘述傅作義的思想動向與具體表現，我方也通過情報判斷，得知傅作義接受和平起義的可能性很大。1949年初，通過黨組織進一步的工作，傅作義最終接受和平起義，使北平古城免受戰火的洗禮。而李啟明所在的邊保王玉情報組則為我軍取得平津戰役勝利、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率部起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後，2月22日，傅作義、鄧寶珊、等乘坐飛機抵達西北坡，受到中共中央領導的熱情歡迎。圖中左二起為：周恩來、鄧寶珊、傅作義、閻惠慶、閻又文。

佈局：操盤邊保情報工作

1949年3月，李啟明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公安廳副廳長。從進入情報戰線伊始，祕書、檢查站、訓練班、外勤、情報科長、副處長、副廳長，李啟明歷經各種情報崗位，積累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逐漸成為陝甘寧邊區公安情報工作的主要開拓者和領導人之一。

李啟明主管情報工作後，按照上級部署，採取“攻勢防禦”的方針，以高度的警惕性和敏銳性，進行蒐集情報、偵破重大特工案件、肅清土匪、打擊漢奸特務和反動地主的鬥爭。在邊區政府領導下，負責維護邊區治安偵破敵特潛伏案件，平息土匪暴亂，配合解放區開展練兵生產、土地改革等運動，為鞏固邊區民主政權、保衛黨中央作出了貢獻。

1947年，由於戰爭原因，我方一時減弱了情報工作，全盤工作立即受到影響。1948年，隨著西北戰場的形勢轉向勝利，李啟明意識到加強情報工作已成為十分迫切與重要的任務。9月6日，李啟明起草釋出了《關於加強情報工作的指示》，這一指示有力地推動了全邊區情報工作的恢復和開展。很快，綏德、榆林、三邊、隴東、關中東府、西府等地的情報組織不斷髮展壯大，使情報工作伸向銀川、蘭州、平涼、漢中、成都等地。情報內容除政治、社會情況外，還包括戰略性的軍事情報，在配合解放戰爭、接管城市和鞏固後方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後來李啟明回憶當年的戰鬥生活，大都與情報工作有關。他說，在情報工作中，必須深刻認識到黨的領導的重要性，因為這項工作的政策性很強，鬥爭很複雜，既要嚴格保密，又要注意社會化。它是黨與敵人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部門，黨的領導、重視和支援是它的生命。而且，情報工作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別人的經驗，結果行不通。因此，要善於發現、妥善使用，按照“化敵為我服務”的方針，無論是從軍統過來的，還是從中統過來的，都要認真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努力改造他們，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貢獻。

值得一提的是，李啟明的夫人是邊保情報科的內勤李寧，而李寧的父親又是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李克農。一家三人都搞情報工作，是名副其實的情報之家。

1946年5月，邊區保安處召開情報工作會議，系統總結抗戰以來的外勤工作，與會人員合影。二排左四為李啟明。

奉獻：做堅定的共產黨人

新中國成立後，李啟明擔任西北公安部部長，他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秩序尚不穩定的情況，充分發揮公安機關的職能作用，嚴厲查處敵特分子，鎮壓反革命勢力；他認真執行黨的各項政策，爭取分化瓦解敵人，取得了不少成績；他十分重視公安機關自身建設，積極參加“三反”、“五反”運動，加強對廣大公安幹部的政治思想教育，自覺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影響，對維護西北地區社會治安、迅速恢復發展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5年1月，李啟明調陝西省工作，任陝西省公安廳廳長、副省長、省長。在1964年至1966年初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對打擊面偏大等“左傾”錯誤做法進行了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李啟明受到錯誤批判，被隔離審查、下放勞動達十年之久。在批鬥會場上，李啟明身上掛著十幾斤的大牌子，卻堅持真理不說假話。他目不斜視、不怒自威的氣勢，連在場的造反派都為之折服。

1977年8月，李啟明恢復工作，調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他和其他省委領導同志一起，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結合雲南省實際，開展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調動全省幹部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改革開放工作中，他主張既要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又要抵制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並著力抓好各級黨組織建設，糾正領導幹部以權謀私等不正之風，並注意培養選拔年輕幹部。

1983年起，李啟明先後擔任了中共雲南省顧問委員會主任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團結帶領老同志積極為黨的工作獻計獻策，在黨的事業發展中充分發揮了傳、幫、帶作用。2007年12月19日，93歲高齡的李啟明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

（撰稿：馮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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