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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秋,浙江紹興寶珠橋。一位年紀約三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在館內來回踱步。有件事情,困擾他已久。

中年男子名叫何廉臣,五年前他從蘇州回到家鄉紹興,在寶珠橋一帶行醫。何家世代為醫,何廉臣正是“紹派傷寒”的繼承人,自金元以來,醫學重心南移,發展到清末民初,出現以江蘇、上海、浙江、嶺南四地為代表的醫學流派。

何廉臣(1861~1929)

其中浙江地區,又以“烏鎮”、“紹派”和“竹林寺”三派最為知名。紹派善“傷寒”,“竹林寺派”善女科,烏鎮派相容幷蓄,是浙江醫派的代表。

論年紀何廉臣算不上“老中醫”,由於是“紹派”正統繼承人,從小受家庭環境薰陶,加之成年後跟隨名醫繼春、沈雲臣研習醫經三年,漸通仲景方意後,又跟隨名醫樊開周臨證三年,出師開館,深感學藝不精,便決定遍訪江浙名醫,每遇高手,必與之切磋交流。直到1891年,何才從蘇州回到家鄉紹興,重開醫館,歸來已名聲在外。

五年後的1896年,曾經羨慕的物件,成了何廉臣的病人。患者名叫周伯宜,是紹興一帶計程車紳,跟何同年,今年滿三十五歲,周伯宜是個秀才。而何廉臣考了兩次鄉試,都未能高中,至今都是個童生。

不過接下來周伯宜就沒那麼幸運,他父親周介孚於1893年捲入一場科場舞弊案,被光緒欽定為“斬監候”,周伯宜也受到牽連,剝奪秀才身份,還坐了八年的牢。出獄後周伯宜意志消沉,躺在床榻上,以吸食鴉片度日。最終於1893年冬,患病不起。

經何廉臣一番辯證後,發現周“肚皮臌脹”。讓何為難的是,周伯宜已病入膏肓,根本無藥可醫。若自己執意要治,很可能會“身敗名裂”。

1928年,北京未名書書社出版了一本名叫《朝花夕拾》的散文集,作者在《父親的病》中寫道,一位名叫“陳蓮河”的醫生,用原配蟋蟀一對、平地木等藥物,外加“敗鼓皮丸”幫“父親”治病。三個多月後,父親一命嗚呼。

作者便是日後聞名天下的魯迅,面對知名作家的攻擊,何廉臣如何迴應,我們無從得知。在1928年的時候,何已病重在床,次年1929年,何廉臣病逝。臨死前囑咐兒子何幼廉趕往杭州,去會一個人。

此人叫裘吉生,比何廉臣小十二歲。裘人送外號“裘一貼”,也就是說,普通風溼感冒病,他只要一劑,就能藥到病除。

裘吉生(1873~1947)

1916年初春,孫中山從日本回國。歸國後,孫先生想趁清明之際,祭祀華夏先祖。紹興會稽山大禹陵,正是孫中山一行人此次清明祭祖的目的地。

時紹興天氣陰冷,同行隊伍中胡漢明不幸染病,出現身熱、咳嗽、腹瀉等症狀,得的正是赤痢。有人提議讓裘吉生前來看看。

之所以選裘,不僅因為他醫術高明,還在於他是同盟會成員。早在1902年,裘吉生已投身民主革命事業,與秋瑾、蔡元培、陶行章等人來往甚密。結果,裘只用兩劑中藥,就治好了胡漢明的赤痢。這讓同行醫生孫中山很吃驚,離別之際,留下墨寶,稱讚裘吉生“救民疾苦”。有孫先生的宣傳,裘吉生的醫名傳得更遠。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同年的12月24日,杭州淪陷。作為杭州城內知名的郎中,裘吉生成為日軍爭相拉攏的目標。但他們哪裡料到,裘早已不見蹤影,和裘一起消失的,還有二萬多冊的中醫古籍。

裘吉生平生最大的嗜好就是藏書,他用四十年的時間,先後蒐集三千多種醫書,共計約二萬多冊。秦伯末在《珍本醫書整合》寫道“僕嘗趨訪武林寓次,大屋十餘間,盈室皆古籍,幾無立足之地”,名醫徐相任也稱讚裘吉生藏書“甲於中國”。

杭州淪陷後,一名叫“印洗和尚”的日本間諜對裘吉生的藏書很感興趣,四處打聽醫書的下落,直到一天,日軍以搜查軍火為名。將遠在杭州市郊的回龍廟包圍,將藏書搬運一空後,便下令大火燒廟。

裘收徒眾多,杭州淪陷後,裘的兩名徒弟,甘願作漢奸,為謀求發財之道,便將師傅裘吉生藏書郊外陳家的秘密,告訴印洗和尚。

抗日期間,同樣遭受喪書之痛的還有一人,他名叫曹炳章,跟何廉臣、裘吉生同樣是紹興人。抗戰期間,日寇轟炸紹興,曹炳章所在的“和濟藥局”未能倖免,醫局所藏的數千冊中醫古籍隨即燃成灰燼。

曹炳章被日本人盯上,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日本製造的翹鬍子牌“仁丹”一經中國上市,立馬引來全民哄搶。全國大中小城市,牆壁上無不貼有“仁丹”的廣告。

曹炳章(1878—1956)

受此啟發,森下博回國。四處求教藥劑師和漢學家,經過多番摸索,終於研製成功仁丹,它主要由甘草、桂皮、茴香、益智仁、木香等多種中藥材組合而成,丸藥中最為關鍵的自然是前面提到的“砂仁”。除臺灣外,在我國的廣東、廣西、雲南、海南都盛產砂仁。

日產翹鬍子牌“仁丹”除本身確實有效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仁丹”價格便宜,它共有五種價格,最貴“仁丹”有四百二十粒,售價九毛,最便宜的“仁丹”標價才一毛,要知道同時期的藥丸,如大學眼藥要價四角一瓶,旭日去蟲粉還要五毛一盒。

面對日貨“仁丹”大肆進入我國市場,掠奪我國財富。曹炳章十分氣憤,於是他花費兩年時間,埋頭古籍,終於在1907年推出國產“避暑”良藥——雪恥靈丹。

曹炳章藥鋪學徒出身,《神農本草經》、《新修本草》、《本草從新》以及《本草綱目》等本草典籍,曹無不精讀強記,有些章節還能倒背如流。

受“雪恥靈丹”的衝擊,日貨“仁丹”銷售日漸冷落。但曹炳章並沒有因“雪恥靈丹”銷量大好,而富裕起來。舊時請名醫看病,得用轎子去抬。曹郎中不一樣,常常徒步隨行,碰到困難戶,常常診金不要,有時還倒貼錢幫病家買藥,從來都是隨叫隨到,從不耽誤。

1929年,國民政府透過“餘汪提案”,妄圖消滅中醫,頓時激起全國中醫藥界的強烈反對。曹炳章急忙會同中醫藥界同仁,與裘吉生、何幼廉一同趕赴上海,與各界同仁共商對策。

這不是“越醫三傑”的首次合作,1915年,北洋政府採用“獨取西法,偏廢中醫”的學制法規,引發中醫藥界第一次請願抗議活動,作為紹興中醫界的代表人物何、裘、曹成立“神州醫藥總會紹興分會”,宗旨便是“闡發神農聖學,儲存天產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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