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前段時間，看到這樣一條新聞：

新聞截圖

相比於“用漢服照登記結婚合適不合適”這一話題，我對他們“穿的是啥”更感興趣。在查閱了一些資料後，做了一個小小的知識貼，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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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賜服”，顧名思義，特指皇帝恩賜給有關人員的服飾。在明朝，儘管賜服制度並非正式的國家服飾制度內容，但具有超越普通服裝的特殊效果，並能彰顯穿著者與眾不同的身份地位。

實際上，賜服制度並非明朝所創，之前的不少朝代都有賜服存在，只是內容形式、所賜等級範圍有些不盡相同。譬如武則天在延載元年（694）賜給文武三品以上官員的各類圖案的繡袍，就屬於“賜服”。

今人臨摹的張萱《武后行從圖》

明朝賜服的涵蓋範圍比較廣泛，通常能得到“賜服”的，主要有以下三類人。

1）少數有功於朝廷的臣子或名人後裔：因為成績卓然或身份特殊，得到的高於自身品級的特別賞賜。譬如孝宗朝（弘治）輔弼大臣謝遷、劉健、李東陽三人，因共同輔政，成績卓著，配合完美默契，弘治帝破例賜給他們“蟒服”，以資鼓勵。

明孝宗朱祐樘 （1470—1505），首輔朱國楨評價其“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2）宮中宦官：有趣的是，最早得到御賜“蟒袍”的，並非朝中重臣，而是宮中的宦官。《明史·輿服志》記載，“永樂以後，宦臣在帝左右，必蟒服。”實際上，明朝穿著蟒服最多的人群，正是宦臣群體。

3）外蕃之王和出訪的使臣：《明史·輿服志》記載，“永樂中，賜琉球中山王皮弁，玉圭，麟袍，犀帶”；《萬曆野獲編》記載，“正統初年（1436年），始以賞虜酋”，即明廷以蟒袍賜予外族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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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賜服也是有一定等級區分的。其內容大致分為蟒服、飛魚服、鬥牛服、麒麟服，白澤、其它補子，玉帶、犀帶等。皇帝會根據臣屬的官職位置和對朝廷的貢獻大小，賜給相應不同的服飾，以資鼓勵。

1）蟒服

蟒服在賜服中的位置等級是排第一位的。明沈德符《野獲編》雲：“蟒衣，為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趾）耳……凡有慶典，百官皆蟒服，於此時日之內，謂之花衣期。如萬壽日，則前三日後四日為花衣期。”一言概之，龍為五爪，蟒為四爪。

孔府舊藏 藍地盤金繡莽龍羅袍

蟒服上所繪蟒獸紋飾形象，分有“坐蟒”與“行蟒”兩種，其中“坐蟒尤貴”。《明史·輿服志》：“賜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單蟒面皆斜向，坐蟒則正向，尤貴。”

荊州博物館藏有一幅張居正坐像，所穿的賜服蟒圖案，就是“尤貴”的坐蟒形象；同樣貴為首輔的王鏊，因為取得的成績不及張居正，因此其蟒袍正面繪製的蟒型，是一條正在行進的行蟒圖案，次張居正一等。

左為張居正，右為王鏊

在明朝，蟒袍除了前面提到的賜服外，還兼具祭服用。凡天子親祀郊廟和社稷時，文武官分獻陪祀，按照律例需著祭服。嘉靖八年（1529 ），定百官祭服：“其視牲、朝日夕月、耕耤、祭歷代帝王，獨錦衣衛堂上官，大紅蟒衣，飛魚，烏紗帽，鸞帶，佩繡春刀”；“祭太廟、社稷”時，著大紅便服。

明廷對於穿著蟒服人員的身份地位以及穿著場合，均有一定的限制，如違例穿著蟒服，將受到比較嚴厲的處罰。如嘉靖十六年（1537），兵部尚書張瓚因穿了一件上飾有類似蟒紋的服裝，讓嘉靖皇帝頗為惱怒。

帝曰：“尚書二品，何自服蟒？”對曰：“瓚所服，乃欽賜飛魚服，鮮明類蟒耳”。帝曰：“飛魚何組兩角？其嚴禁之。”“於是禮部奏定，文武官不許擅用蟒衣、飛魚、鬥牛、違禁華異服色。”

2）飛魚服

飛魚服是“坐蟒服”與“行蟒服”的第三級賜服，其特點是龍頭、翼、魚尾。一般認為，飛魚是從印度神話中的摩羯魚演變而來。從唐朝開始，摩羯魚的頭被改造成了“龍首”，因此有了“魚化龍”的意味。但是，飛魚和真龍有許多區別，比如往往身材如魚短小，有雙翅，獨角等等。

孔府舊藏　香色馬麻飛魚袍

據《明史》記載，飛魚服在弘治年間時一般官民都不準穿著，即使公、侯、伯等若私自穿著飛魚服也要“治以重罪”。隨著時間的推移，明廷規定，官員只有二品大臣以上才可以穿著飛魚服。嘉靖十七年（1504），閣臣劉健提議蟒服等的禁令時言道：“蟒、龍、飛魚、鬥牛本在所禁。”

電影《繡春刀》劇照

除了賜服以外，明朝特務機關錦衣衛也與飛魚服有著一定的淵源。需要注意的是，錦衣衛其實也不是人人都可以穿著飛魚服，只有皇帝侍衛或錦衣衛指揮使，才可以“僭越”穿著飛魚服。伴隨著明朝的覆滅，飛魚服和錦衣衛，共同成為了歷史的一個小小注腳。

3）鬥牛服

所謂“鬥牛”，即二十八星宿中的鬥宿和牛宿，是神話傳說中是一種虯螭。其特點是蟒首牛角，即頭上雙角向下彎曲如牛角狀。

明初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穿的就是鬥牛服

鬥牛服可列為第四等，張居正在剛剛入閣時，得到萬曆皇帝的賞賜中，就有鬥牛服。《明史·張居正傳》：“帝御平臺，召居正獎諭之，賜金幣及秀蟒鬥牛服。”除此之外，鬥牛服還時常作為武官賜服。

麒麟服（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在鬥牛服以下，依次排序大致是麒麟服、白澤、其它補子等。另外，玉帶、犀帶等也都是由皇帝根據官職地位等情況，經常下賜的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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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賜服制度之於明朝，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首先，賜服作為一種皇權的標誌，在滿足穿著者心理需求的同時，向人們昭示著皇權的威嚴和存在。

其次，賜服起到了彌補官服制度所不及的作用。譬如某大臣為朝廷做出了一些成就，但又達不到破格提拔的標準。此時，賜服就能很好地解決這一問題。

孔府舊藏 皇帝賜服

第三，賜服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可以在國家的外交事物中發揮作用。

萬曆十九年（1591）冬，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後，以十八萬水陸大軍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雙方你來我往，一時難分勝負，且均無心再戰，遂舉行談判。拓展閱讀：讀書筆記：豐臣秀吉的“大東亞野望”

明軍與日軍在朝鮮鏖戰

為使日本勢力全部退出朝鮮，明廷決定採取封王賜服的方式，改善雙邊關係，以達成其緩兵的目的。萬曆二十四年（1596）九月，明朝使者到達日本，將封王詔書和同時賜給日本國王的金印和冠服傳賜給了豐臣秀吉。

位於大阪的豐臣秀吉像

當然，任何事情都存在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賜服雖不屬於官服序列，但其設計是依附於官服形式來體現的，其價值也是依靠官服形式實現的，關係可謂緊密。一旦賜服紋案內容設計不合理，就會給本來正常的服飾制度帶來不好的影響。

明朝賜服

另外，從明代中後期始，諸如明武宗那樣一些皇帝的任意賜給，使賜服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泛濫，由賜服引起的混亂和僭越愈加嚴重，甚至到了真假官服賜服難辨、異化的程度，對明朝朝綱形成了非常負面的影響。

但換個角度看，將富含吉兆和祥瑞的蟒龍、飛魚、鬥牛、麒麟等圖案，成功應用於服飾的一系列“操作”，不僅為我國古代的服飾裝飾增加了新的內容，也為今天個性化的服飾搭配提供了更多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