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有句玩笑話，說一些文藝作品中的監獄是“一個側著身就能出去但只有主角出不去”的監獄。尤其是那些以古代為背景的監獄，稀稀拉拉地立著幾根木頭柱子，可囚犯們就算被打得頭破血流也沒法越獄。這不禁讓我們好奇，古代的監獄真的就能讓人插翅難飛？
一、 古代監獄與管理制度
迄今為止我國可考的最早的監獄名為“叢棘”。叢棘本是一種植物，枝幹上長滿了尖刺。奴隸社會時期，人們取叢棘枝幹搭建成牆，圍出一個封閉區域以囚禁敵人或罪犯，這便是早期的監獄。
到了商代末期，一座國家監獄被載入史冊。這座被稱作“羑里”（或記作“牖里”）的監獄本是一座小城，後因商紂王在此囚禁了西伯侯姬昌而留於史冊。（兩千多年後，民族英雄岳飛又在羑里城中出生。）
可無論是叢棘還是羑里，它們與後代的監獄還是有著很大的差別。真正把監獄從單純的拘禁場所變成強制悔改場所的，還是西周的周天子。周天子以罪犯們的犯罪性質和程度為依據，廣泛地採用了“囚繫制”、“圜土製”和“嘉石制”。其中“圜土製”就是將犯人關進圜土之中，昭示天下，並強迫其透過勞動悔改。
“圜土製”的出現為後世的徒刑打下了基礎，也奠定了監獄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後來第一個封建政權又是重視法度的秦朝，監獄管理制度便隨著遍佈全國的大小監獄迅速發展出較為完善的體系。安全制度、勞役制度、繫囚制度、獄吏管理制度……它們構成一張大網，將囚犯們圍困於一座又一座監獄之中。
二、 漢唐監獄與“他逃他追”
大漢作為我國第一個國祚較長的封建政權，在大量繼承秦代制度的基礎上將許多制度都發展到了一個較為完備的階段，影響了後世的眾多政權。而既然“漢承秦制”，漢代的監獄就離不開管理嚴苛。
在漢代，人們一旦成為囚犯，就多逃不開獄具和囚衣的禁錮。除了極少數人可以不帶獄具而“散禁”，其他人都要佩戴一種乃至幾種獄具。常見獄具包括限制頸部、手部和腳步活動的木質的桎、梏和挙（音同“舉”）；限制頸部活動併兼起刑具作用的金屬製成的鉗釱（音同“第”）；限制頸部或腳步活動的“鎖”鋃鐺；可運送囚犯且常見於當代影視作品的檻車。同時，漢代律法還規定，私自脫下獄具或囚衣的囚犯，將面臨罪加一等的處罰。若是幫助別人解脫，那麼也會受到同樣的處罰。
事實上，在獄中別說是幫助其他囚犯了，就是與人交談都是困難的。《後漢書》屢次記載，有人在獄中和門人取得聯絡，結果一眾門人也入獄；有人和獄吏溝通，結果獄吏也成了囚犯；有人在獄中被拷打得面目全非，其母也只能在獄外獨自揪心……
再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這時的囚犯有可能逃出監獄嗎？在漢代，出於政治考慮或人文關懷，高官、貴族、老人、孕婦等可能在入獄後無需佩戴獄具，甚至無需進入監獄。這一部分人，要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要麼壓根沒能力跑，所以越獄的可能性其實微乎其微。
而普通囚犯，每天都要面對沉重的勞役和獄吏的夜間不定式點名。即便是他們在勞作一天後還有精力出逃，戴著不便的刑具逃不了多遠就會被獄吏察覺。如此，越獄成功的機會就渺茫到了人們都不願去冒這個風險的地步。
到了唐代，監獄管理制度進一步發展。此時會被關進監獄的大致為四類人：原告、被告等涉案人員；確認的普通罪犯；戰俘；犯罪的高官、貴族。而為了對他們進行有效的關押，唐代開始執行男女分獄，制定更加明確的使用獄具的制度，並進一步嚴格“內情不得外出，外情不得內入”的拘押。理論上來說，除了特赦或身體原因，要見到域外的天地於唐代囚犯而言比漢代囚犯還難。
三、 宋明監獄與插翅難飛
到了宋代，監獄管理的嚴苛延伸到了收押罪犯這一步。提刑司將罪犯送到監獄，獄吏要根據提刑司的文書再一次確認此人是否應該入獄。如果出現該囚而未囚，或不該囚而囚，提刑司和獄吏都有可能轉身就被關進監獄。
“入門”都這麼難，要“出門”的難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宋代規定，一旦有囚犯越獄，先不管囚犯最終逃沒逃走，也不管相關獄吏是有意還是無意放走了囚犯，涉事的獄吏最少都逃不過杖責六十。僅這六十大板打下去，獄吏基本也沒多少活命機會了。所以為了自己不遭殃，宋代的獄吏恨不得將囚犯拴在自己的褲腰帶上，哪還會給囚犯出逃的機會。
不過有趣的是，宋代在不少時期都出現了空獄現象。由於統治者的寬容政策、獄吏的嚴格再稽核，以及宋代監獄條件差，時常有大規模疫病發生等原因，宋代真正被關進監獄的囚犯總數相較於其他時代著實少得多。許多監獄就出現了空置的情況。
而在明代，除了中央和地方有眾多常規監獄，伴隨特務機構的出現，廠衛監獄也應運而生。如果說其他監獄是西周強制教化的“圜土製”的傳承，那麼廠衛監獄就是直接被搬到人間的煉獄。
在廠衛監獄中別說出逃了，就是能留下一命都是好的。崇禎年間，曾任刑部給事中主管全國普通刑罰的李清就曾回憶：“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冤，每廠役獲盜，必加以五毒，擇肥而攀，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廠。”
且更諷刺的是，明代被關入廠衛監獄的多是朝廷官員。他們的背後往往存在著錯綜複雜的政治勢力。這讓他們就算是出逃了也不見得還有生機。是故一旦入獄就插翅難飛於他們而言還真不是什麼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