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中國古代政治史上，"黨"與"朋"兩個含有貶義的字眼，它代表著統治階級內部不同利益的派別、政治集團或勢力。利害衝突、政見分歧、地域偏見、血緣、門第觀念等都可以稱為朋黨的起因。所謂的"黨爭"毫無疑問地也會變成不同政治力量之間的權力角逐。朋黨競爭不光會極大程度地威脅皇權，更會給社會造成深重的災難。黨爭在中國的封建歷史上掀起了一幕幕腥風血雨，譬如西晉的"八王之亂"；唐朝的牛李黨爭；明朝中後期的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各個朝代幾乎都在政局趨於灰暗的時候經受著黨爭的荼毒，可以說，黨爭是一個王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深深地紮根於傳統社會的土壤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與再生力。

歷史上先後出現的皇權以外的政治力量不外乎有外戚、宦官、後宮、宗室等。這些政治集團往往產生於皇權衰弱之時，這些皇帝要麼色令智昏，不問朝政；要麼昏庸愚鈍；亦或是年少無知。朋黨彼此之間或爭權奪利，或相互勾結，在歷史舞臺上上演著一幕幕爭權奪利的鬥爭，。

而自北宋一代，黨爭一直是與變法扯不開的話題，兩者相生相剋、互相聯結。變法是黨爭的導火索，而黨爭又是變法中不同勢力相互較量的必然表現， 北宋的黨爭，歷經"慶曆新政"

八王之亂

和"熙寧變法"，終以徽宗皇帝欽定奸黨名錄，於端禮門外樹起《元祐黨籍碑》暫告一斷落。這期間高潮迭起，由最初的士大夫之間的政見分歧逐步演化為黨同伐異，稱為導致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北宋的黨爭儘管頻頻發生，卻有著與其他朝代不同的特點：

一、參與的各派力量完全由官僚士大夫組成。

在汲取以往朝代興衰成敗的教訓時，宋代帝王清醒地看到歷史上的宦官、外戚、宗室等集團等弄權給國家帶來的巨大災難，因此自開國起，君臣便制定了一系列的防範措施，日後定為"祖宗家法"，為歷代謹守：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叢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過於前人者數事：如人君宮中,自行三年之喪,一也。外言不入於捆,二也。未及末命,即立族子為皇嗣,三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漢、唐之所不及,故得繼世享國至三百餘年。若其職官、軍旅、食貨之制,冗雜無紀;後之為者,並當取以為戒。

"外言不入於捆",意思就是，"外邊的話不要帶進家門檻裡。""外邊"指有關國政之事,而"家門檻裡"可以理解為內宮內宮不得干預朝政,以此杜絕後宮、宦官等勢力成脅皇權,這是開國所制定的"祖宗家法"之一。而"不殺大臣及言事官",則從制度上確保了士大夫們的人身安全,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使之暢所欲言,盡忠職守。皇帝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是必須依靠某一群體來管理國家紛繁複雜的內政外事。考慮到諸多政治力量在歷史上對權力的渴望及追逐所造成的深重災難,而相比較之下士大夫群體所顯現出的自律性及政治建樹,促使宋代皇帝做出與士大夫群體"共治"的決定。兩者從內外兩方面對這幾種政治勢力採取了極力抑制的策略,並固定為"祖宗遺訓,一直不容有絲毫的鬆懈,並由此造就了宋代"惟宋無女主、外戚、宗室、強藩之禍,宦寺雖為禍而亦不多"的政治局面。

二、參與黨爭的士大夫都是"集官僚、文人、學者三位於一體的複合型人才。"

宋太祖經過對歷史的反思，制定了"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通過擴大科舉，網羅社會各個階層的知識分子，鼓勵文人從政，使其成為效忠大宋王朝的官吏。集官僚、文人、學者三位於一體的士大夫作為北宋黨爭的主要參與者，他們之間的政見、文學、學術上的分歧是導致黨爭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北宋黨爭最初的政見之爭逐步演化為熙寧後愈來愈嚴重的喜同惡異、黨同伐爭黨過程中，形成了有別於其他時代朋黨之爭的特點，即以異黨中人的"文字"為攻擊的重點。

而正因為他們是同讀一本儒經、同走一條科舉之路進入的文臣階層，他們之間的閱歷、愛好甚至身世的差別就微乎其微，這樣也就造成了"自己像對手，而對手也像你自己"的局面。在激烈的黨爭中時常會發生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昨日還稱兄道弟，今日卻又反目成仇；同一陣營的內訌，不同陣營之間的相互勾結屢見不鮮。

三、北宋的黨爭不以皇權的削弱為前提。

宋代自開國起制定的建國、治國的方針大政,都是針對唐五代的歷史經驗教訓而建立和制定的,以至後來沿襲為"祖宗家法"。這些國策無一不是以鞏固、加深皇權為終極目標。

有宋一代,宦官、宗室、后妃、外戚集團之所以自始至終都沒有形成對中央皇權構成威脅的獨立的政治力量,這與皇帝與士大夫對"祖宗家法"的謹守是密切相關的。熙寧變法時,宋代的君權與相權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但仍沒有背離"君尊臣卑"的原則,宋代士大夫階層儘管擔負著與皇帝共治天下的重任,成為維繫、支撐宋王朝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卻從不會慕奪皇權。這充分說明宋統治者所作的與士大夫群體"共治"天下這一決策的正確性,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這一祖宗家法的影響下,宋代士大夫作為封建政體的重要組成,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以及優待。而作為士大夫群體,也以與皇帝同治天下作為應有的政治權力。這種主人翁意識折射出了宋代特有的政治氛圍,也是宋代士大夫群體有別於其他朝代的特殊氣質。

永不謝幕的黨爭：

北宋自開國以來，一直持對文人群體的抬愛態度，宋代帝王也從未想要削弱手中的集權，他們收兵權、分事權、擴大科舉，無一不是想把權柄握在自己手中。這樣一來，大批有學識的知識分子被送上了政治舞臺，甚至允許不同政見的大臣並立朝堂，評頭品足。但正是這種集權制度下的一絲多元意識形態，引發了黨爭這樣一個新徵兆。

宋代的文臣有獨特的脾氣和秉性

政府的分權卻削弱了以往宰相壓制不同意見的可能，而想要制定一項國策又必須要統一思想而實踐證明，這種統一是不太容易實現的。位卑職重的官員可以隨便彈劾執政者，位列宰執圈子之外的人也喜歡對政府的決策有一番說道，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樣一來，每一個政策的出臺或廢止，都要經歷一番熱熱鬧鬧的辯論。如此氣氛之下，喜好舞弄筆墨的文人誰又會不想一抒己見？滿腹經綸的兩宋文臣更似乎更擅長對每項國策的意義和理論內涵進行推敲，互相矛盾的決策、不著邊際的討論，就在之乎者也的包裝下出爐了，這還不論心存不同主張的各級官吏能否真正貫徹落實。

靖康之變

而面對各種亟待解決的問題，文采飛揚而想象力豐富的文臣總能扯入道學的文章，他們似乎很有耐心地做著永無止境的討論，滔滔不絕、縱橫論說、侃侃而談，辯至興起，難免意氣用事，便有了相攀朋黨之風，直到亡國，也未能拿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直到南宋，圍繞著"和"與"戰"的問題，文人朋黨又掀起了一場風起雲湧的爭鬥。直到金國兵臨城下、國家危亡之時，文人們還在為戰與和爭論不休。

總結：宋代的黨爭，呈現出了與眾不同的特點，這直接造成了政治決策效率的極端低下化。這給中國的政界提供了一種新的內耗方式，而這種內耗，統治者既不能自我抑制又不能被社會消化，實是自北宋開國以來集權制下的必然產物。宋代文臣在經學的教導下，懷著的一腔熱血，帶著理想化的政治抱負，卻未能帶來國家富強與民族的團結，實乃是歷史的遺憾。參考文獻：《宋史》《宋代文臣，興邦還是誤國？》《蜀黨與北宋黨爭研究》

文內配圖來源於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權，請聯絡作者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