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南洋，遠走英國

1857年，在馬來西亞的檳城，一箇中英混血的嬰兒呱呱墜地。

他的父親本是福建人，祖輩“下南洋”來到馬來西亞經商，積累了一定的財富。

英國到馬來殖民後，他因為會說英語、馬來語和閩南語，所以在英國人開的橡膠種植園工作，深得英國人的信任。

爾後，他又娶了一位金髮碧眼的英國女子，生了個混血孩子，取名為Tomson，中文名是它的音譯“湯生”。

他們帶著小湯生在種植園裡工作，平凡的他們，只希望孩子能夠健康快樂地長大。然而，他們發現年幼的小湯生不知何時竟已同時學會好幾門語言，能與他們十分順暢地溝通。

父母因此確信：小湯生是個天才。

聰穎過人的孩子，到了哪裡都會格外討人喜歡。種植園的主人布朗夫婦沒有孩子，一見這混血小男孩咿咿呀呀地講著英文，時而又講兩句葡萄牙語，頓時喜歡得不得了。

他們當即決定，收小湯生做義子。從此小湯生徹底過上了西方孩子的生活：吃西餐，喝牛奶，睡前聽英文故事，讀莎士比亞的戲劇，有時讀培根。

布朗夫婦對他視同己出，悉心培養——或許因為他太聰明，或許因為他們實在太需要一個情感寄託，也或許是他們打心眼裡認為，他們的文化是最先進的，一個聰明的孩子應當接受英國文化的薰陶。

時光如梭，一轉眼，小湯生十歲了。一天，父親告訴他，布朗夫婦把種植園託付給了他。

“那他們怎麼辦呢？”小湯生的英語已經流利了很多，一口純正的倫敦腔。

“他們要回自己的國家，還要帶你一起走。”父親用中文嚴肅地說。他的眼圈是紅的。

日不落帝國，是當時最強大的國度。父親當然不捨得親生兒子與自己骨肉分離，況且他還那麼小……但是，一個如此聰明的孩子，在一個馬來的種植園裡能學到什麼呢？

父親的眼淚落了下來。他告訴小湯生：“你要記住，你姓辜，你是中國人。”他在祖先牌位前焚了香，拜了拜。爾後，他用鏗鏘而鄭重的口吻告訴小湯生，不，辜鴻銘：“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鴻，代表功德。銘，意思是銘文。辜鴻銘牢牢記住了，父親要他光宗耀祖，要他不忘自己的根。

他這一輩子，都始終沒有忘記。

學在西洋，終回中國‍

1880年，辜鴻銘23歲。那一年，魯迅和胡適還沒有出生，他的學弟和一生的摯友蔡元培還在姨母家裡的私塾讀書。

而此時辜鴻銘的身份，是文、哲、理、神等十三個博士學位的獲得者，是精通九門語言的奇才，更是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知名人物。

這所大學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歌德和尼采都畢業於此。後來，蔡元培在萊比錫求學時，他的同學問他：“你也是中國人，那你認識辜鴻銘嗎？他很厲害。”

1922年，林語堂來到萊比錫讀比較文學。他發現，自己的必讀書目裡有辜鴻銘的書。

還是回到1880年。這一年，辜鴻銘回到他的家鄉檳城。他的行為做派、思想方式，都已然與西方人無異，又有過人的文筆與記憶力，很快在英國殖民政府裡找到一份工作。

如果他沒有遇見馬建忠，可能辜鴻銘一生就只是個小小的殖民政府公務員，而不是我們熟知的一代怪傑了。

馬建忠是何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官，更是一個全才式的天才。他本從小學習四書五經，然而年少時，深深地為祖國受侵略的場景所震撼，發誓“師夷長技以制夷”改學西方譯著。中國第一部較系統的語法著作《馬氏文通》，就是他晚年的手筆。

甚至連韓國國旗，也是他設計的。

天才見天才，自然惺惺相惜，又暗暗較勁。馬建忠只當他是個讀了不少書的小才子，

直到辜鴻銘說起，1876年他還在英國時，有一次幾個英國人看見他留著辮子，推測他是中國人，因此對他很不禮貌。

辜鴻銘見狀，立刻掏出手裡的英文報紙倒過來讀。幾個英國人哈哈大笑，說他簡直是為中國丟人，報紙拿倒了都不知道，還好意思來英國。

辜鴻銘用純正的倫敦腔平靜地說：“英文太簡單了，不倒著讀看不出水平。”然後，他流利地將報紙上的內容唸了出來。

馬建忠聽聞，大為震驚又肅然起敬。他說：“像您這樣的人才，應當為國效力。現在國家處於危難之中，需要您這樣的愛國才子救國家於水火之中。”

辜鴻銘說：“然而我並不知如何救國，我連中國都沒有去過……”

馬建忠說：“您不妨先去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

馬建忠開始講自己的經歷，講自己的畢生所學，講四書五經。辜鴻銘聽後，陷入了沉默。

他想起布朗夫婦，想起父親年幼時的叮囑，想起那張報紙，想起自己在外國學到的一切。為什麼父親為英國人辦事，同意英國人把自己帶走，但是卻告訴兒子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

1885年，辜鴻銘前往了自己從未涉足過的祖國，中國。很快，他受到了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賞識，被委任為外文秘書。

西學博士，卻成忠實“保皇派”

如果說起辜鴻銘人生中的貴人，前兩位是布朗夫婦，第三位是馬建忠，第四位就是張之洞。

自1885年，辜鴻銘被張之洞任用，就一直在做他的幕僚。

張之洞讀了辜鴻銘在《字林西報》上發表的幾篇宣傳“中國學”的英文文章，對他大為讚賞。而張之洞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更使辜鴻銘刮目相看。

彼時辜鴻銘正在不斷精進自己的國學。讀過四書五經，他便讀詩詞歌賦；讀過詩詞歌賦，他又讀舊小說……甚至給自己起了個雅號叫“漢濱讀易者”。

張之洞時常與他探討國學，兩人志同道合。

1893年，他們一同上奏光緒帝，籌建了由中國人自力建設、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辜鴻銘也在其中任教授，積極講授國學。

這個學堂今天還在，就是赫赫有名的武漢大學。

而真正使他徹底沉迷於中國傳統文化，視弘揚中國文化為己任的人，卻不是張之洞，而是沈曾植。

這個“中國大儒”、“嘉興才子”，在張之洞的六十歲壽宴上對辜鴻銘關於中西制度的講話不屑一顧：“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需多讀二十年中國書！”

滿座譁然，辜鴻銘也是一驚。

兩年後，沈曾植來拜訪張之洞時，辜鴻銘馬上叫人把張之洞的藏書都搬到了客廳，問他：“請教沈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

那時的辜鴻銘，不僅將張之洞的藏書盡數讀完，還已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的，打算推向海外。沈曾植聞言又驚又喜，道：“這中國文化傳承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多年後，面對新文化運動，面對許多人“北大教授怎能是保皇派”的指責，辜鴻銘不為所動。似乎少有人思考，辜鴻銘真正的苦心何在。

他想保護的，並不是清王室腐朽的制度——不然他為何要在慈禧壽宴上，寫一首“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 ”的《愛民歌》呢？

恪守儒家“忠”文化的他，“保皇”保的是對他曾有知遇之恩的王室，更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忠誠。

他深信，依靠道德力量維繫的東方文明，比西方物質文明更成熟；他反對的，是全盤否定傳統文化，徹底推翻舊文學，從此失去中國幾千年來的精神財富；他更害怕，當這股風潮過去，人們想重拾傳統文化的精華，卻發現自己連自己的根都失去了。

許多人在評價他時忽視了一個事實：在那個年代，沒有人敢確定，歷史的走向究竟如何。每一個人都想救國，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方案，因此才會百家爭鳴。

辜鴻銘的思想在今人看來，似乎不符合時代潮流，又存在許多封建糟粕，然而卻沒人敢說全無道理。

而或許，這也就是他在北大依舊留著辮子，卻站在講臺上說“我精神上沒有辮子”的原因；也或許正因如此，他才會在擁護蔡元培繼任北大校長時說：“因為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我擁護他。”

除了蔡元培，誰都可以罵

少年得志的辜鴻銘狂妄任性，不少人都被他罵過：不僅是慈禧，還罵過胡適、康有為、梁啟超……更不用說學校裡的教員和學生。

連不遠萬里來拜訪他的毛姆——沒錯，就是《月亮與六便士》的作者——慕名前來拜訪他，也捱了辜鴻銘一頓英式“陰陽怪氣”，嚇得毛姆不敢吱聲。

然而有一個人，辜鴻銘不僅不罵，還極為推崇，甚至說只有自己和他是“好人”。他，就是辜鴻銘口中“學校的皇帝”，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

1917年的北大教授隊伍裡，有很多我們熟悉的名字：梁漱溟，胡適，劉半農，劉文典……最年輕的是23歲的徐悲鴻，最年邁的是60歲的英國文學教授辜鴻銘。

而任用他們的，是時年50歲的北大校長蔡元培。

蔡元培早年在萊比錫唸書時，便已聽聞辜鴻銘的大名。

一就任北大校長，深受民主思想影響的他立刻在北大推行“學術自由，相容幷包”的思想，並正式聘請辜鴻銘任英國文學校長。

辛亥革命之後，辜鴻銘便辭去公職。在他任北大教授之前，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與泰戈爾一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二是他的《春秋大義》——它更為人所知的譯名是《中國人的精神》——在德國出版，引起轟動。

然而在國內，他卻覺得有些窘迫，似乎越來越難找到自己的思想存在的一席之地。學弟蔡元培的識人用人，令他狂喜不已，立刻就任。

而一次授課後發生的事，使辜鴻銘打心裡開始認同和賞識蔡元培。

辜鴻銘來到北大授課時，發現男女學生是同坐在一個教室裡的。深受傳統封建文化思想影響的辜鴻銘覺得難以理解又無法忍受，便找到校長蔡元培，要求他的課必須男女分開授課。

在當時，西方現代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不少人難以理解辜鴻銘的行為，有些學生甚至因此拒絕上他的課。然而，作為校長的蔡元培秉承“相容幷包”的思想，答應了他的要求。

等著看辜鴻銘笑話的人都驚呆了，他們從沒想到留過洋、思想新派的蔡元培會聽從這個留著辮子、滿嘴“仁義道德”、“溫良恭儉讓”的小老頭的要求。

而蔡元培卻說：“我請辜鴻銘，因為他是一位學者、智者和賢者，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

那一刻，辜鴻銘相信，像蔡元培這樣的人，才是真正能賞識任用賢才的領導，更是一位有包容思想、懂得求同存異的學者。

他知道，蔡元培就是那種頭上和精神上，都沒有辮子的人。因此，他說：“這個世界上的好人，只有我和蔡元培。”

因此，在蔡元培留書出走北大，黃侃藉機曲解蔡元培的意思引起騷亂時，辜鴻銘才會大聲為蔡元培辯護，堅持蔡元培不會拋棄學生們。

也是在蔡元培離開北大後，辜鴻銘才從北大離職，從此出走日本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遠走日本，終葉落歸根

1927年，已逾古稀的辜鴻銘帶著自己的辮子和書篋，從日本回到中國。

日本人推薦他張作霖的顧問。他以為自己又有機會推行自己的國學，欣然前往。

大帥張作霖上下打量了一下這個彷彿定格在前清的小老頭，摸不著頭腦地問：“你能做什麼事？”

辜鴻銘一愣。他眼前浮現出自己一生的經歷：在北大時，他站在臺上義憤填膺地說“我頭上有辮子，但是有些人是精神上有辮子”；跟著張之洞那幾年，他們志同道合，一同探討國學，辦學校，張之洞還支援他翻譯經典國學著作；青年時，他與馬建忠對談，馬建忠說“將來你定會為國家做出一番事業”；少年時，他英姿勃發，作為一箇中國人在俾斯麥百年誕辰上的演講贏得滿堂掌聲，不少人喊著他的名字。

他能做什麼事？

辜鴻銘沒有回答，轉身離去。他乾枯的辮子一甩，靜靜地落在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