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外的後金、清初時期,開國諸王們擁有很大的權勢,他們各領一旗或數旗,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握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開國諸王,也稱“軍功勳舊諸王”,是指清初統軍征戰、建國創業的宗室王爺,一般情況下特指八大鐵帽子王。不過,入關後,他們逐漸沒落,離權力中心越來越遠。
清初建國並統一中原的元老這八大鐵帽子王,計有禮親王代善、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豫親王多鐸、肅親王豪格、莊親王碩塞、克勤郡王嶽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此外,還有其他宗室王爺,如饒餘郡王阿巴泰、謙郡王瓦達克、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阿濟格等。
順治年間,開國諸王掌握了兵權,攻打大順、大西農民軍,消滅南明政權,鎮壓各地抗清武裝,主要是由他們掛帥出征的。順治元年四月,攝政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率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以及豪格、羅洛渾(嶽託之子)、尼堪、博洛、滿達海(代善之子)等宗室貴族,統領八旗士兵,于山海關戰敗李自成,奠定了入主中原的基礎。
進入北京後,多爾袞即派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軍追擊李自成,並下江南,滅了福王、唐王、魯王等南明政權。他又派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鎮守江南,下湖廣,取廣西。肅親王豪格往定山東、河南,後又進攻張獻忠部,取四川、陝西。
此後,多爾袞陸續派多鐸為揚威大將軍,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定遠大將軍,端親王博洛為徵南大將軍,禮親王滿達海為徵西大將軍,分率八旗軍隊,四處出征,鎮壓了農民軍、南明政權及全國各地的抗清武裝,統治了全國。
開國諸王擁有裁處國政之權,睿親王多爾袞於崇德八年九月當上了攝政王,順治元年十月晉叔父攝政王,二年五月又晉皇叔攝政王,五年再尊為皇父攝政王,握有主宰清國軍政大事的最高權力。
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崇德八年九月與睿親王多爾袞一同輔政,順治元年封“信義輔政叔王”,九年晉叔和碩鄭親王。豫親王多鐸於順治四年晉封輔政叔德豫親王,協助多爾袞處理國政,“各部院事務”,其中一部分是由多鐸代理的。
順治時期開國諸王的權勢在一段時期裡,開國諸王曾具體處理六部事務。順治七年二月,多爾袞下諭:“各部事務,有不須奏者,付和碩巽親王、端親王、敬親王辦理”,滿達海、博洛、尼堪三王,從此被稱為“理事王”或“理事三王”,分理六部事務。
順治八年三月,多爾袞以“天下所以治安者,關乎各部院”,委用諸王管理部務,滿達海管理吏部、碩塞管理兵部、博洛管理戶部,尼堪管禮部,勒克德渾管刑部,瓦克達管工部,貝勒喀爾楚渾管理藩院,貝子務達管都察院。
開國諸王和入關以前一樣,享有“議政”之權。順治年間,清政府的軍、政、財、刑大事,是由議政王大臣會議處理的。禮親王代善及其之滿達海,英親王阿濟格,肅親王豪格及其子富綬,承澤親王碩塞、敬親王尼堪、端親王博洛、信親王多尼等,都是參與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議政王”。軍國大事皆由議政王召集參與議政的貝勒、貝子、公以及議政大臣商議決定,報攝政王、順治帝審批,一般是依議而行。
開國諸王之中還有五個王是一旗之主。禮親王、睿親王、豫親王、鄭親王、衍禧郡王羅洛渾都是旗主,分主正紅、正白、鑲白、鑲藍、鑲紅五旗。肅親王豪格、英親王阿濟格、安郡王嶽樂等親王、郡王、貝勒,也有不少佐領,是編錄這些佐領之下的旗人之“主子”。旗主之權是鞏固王權的重要基礎。
開國諸王權勢的削弱開國諸王既有用兵、議政權和旗主權,又能左右清初的政局,從形式上看,當然可以延綿不斷永遠左右朝政了。但是,歷史的程序並非如此,從順治末到康熙中期,開國諸王的權勢逐漸削弱了。出現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其一,諸王之間互相傾軋
八旗旗主,在關外時期就互不相讓,明爭暗鬥,入主中原後,形勢變了,權力之爭更加尖銳,既有昔日恩仇,又結下了新的怨恨,鬥爭更為激烈。這集中表現在睿、豫、英三王和鄭、肅二王擁立新帝的鬥爭問題上。
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極去世後,肅親王豪格欲圖繼位為帝,鄭親王濟爾哈朗及皇太極的正黃、鑲黃二旗的圖賴、圖爾格、伊爾登、索尼、鰲拜等大臣擁護肅王。英親王阿濟格、豫親王多鐸及郡王阿禮達、貝子碩託,卻擁戴多爾袞,多爾袞亦有稱帝之念。爭論非常激烈,最後是多爾袞提出折中方案,立年方六歲的福臨為帝,由睿、鄭二王輔政。
儘管暫時平息了爭端,但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定都北京後,多爾袞逐漸掌握了軍政大權,遂於順治五年三月,以豪格“徇隱”護軍參領希爾根冒功之事,削爵幽禁,盡奪所屬人員。又以鄭親王濟爾哈朗不舉發兩黃旗大臣謀立肅王等事,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後復親王爵)。
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病死,濟爾哈朗乘機報復,約同滿達海等,先將多爾袞之兄阿濟格拘禁,加以“謀亂”之罪,削爵幽禁,黜宗室,盡奪其所屬二十佐領,後又論以死罪,勒令自盡。八年二月,濟爾哈朗會集諸王奏準,追論多爾袞“逆謀”大罪,削爵,黜宗室,籍沒所屬家產人口入官,將其正白旗撥隸順治帝(連同兩黃旗,合稱“上三旗”),並懲治其黨羽。
順治九年三月,濟爾哈朗等又奏準,豫親王多鐸是多爾袞的同母之弟,追降郡王。這樣一來,十年之中,大案迭起,互相殘殺,開國諸王的勢力大大削弱了。
其二,王子王孫庸懦無能
入主中原後的開國諸王,身為高貴的王爺,權勢赫赫,威風凜凜,金銀滿庫,享不盡的榮華富貴。生活在這種條件下的王子王孫,很少有志苦練騎射,勤讀詩書,也很難不耽於安樂、貪戀富貴,哪能身先士卒,衝鋒陷陣,治國統軍?大多是隨著條件的變化,自然而然地成為因循保守、庸懦無能的笨拙之人。
這些繼承王位的“新王爺”,在鉤心鬥角的政治鬥爭和萬軍廝殺的狂風巨浪衝擊之下,大多是暈頭轉向,手足無措,貪生怕死,最後被定上“禍國殃民”大罪,革職削爵。在這平定三藩的過程中,暴露得特別明顯。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發兵反清,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接著福建的耿精忠、廣西將軍孫延齡、四川巡撫羅森、貴州巡撫曹申吉、襄陽總兵楊嘉等先後響應,不到數月,雲南、貴州、福建、四川、湖北、廣西六省皆反。隨後,陝西提督王輔臣殺大學士、經略莫洛降附吳三桂,廣東尚之信於康熙十四年反。“三藩之變”嚴重威脅了清朝的統治。
康熙帝委命諸王、貝勒為大將軍,統兵征討三藩:順承郡王勒爾錦(勒克德渾之子)為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多鐸之子)參贊軍務,統兵至荊州。貝勒尚善(濟爾哈朗之侄)為安遠靖寇大將軍,助勒爾錦攻嶽州。安親王嶽樂(阿巴泰之子)為定遠大將軍,出江西,赴長沙。簡親王喇布(濟爾哈朗之子)為揚威大將軍,鎮江南,後移軍江西。貝勒洞鄂(多鐸第三子)為定西大將軍,由陝西攻四川。康親王傑書(代善之孫)為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喇為寧海將軍,由浙江攻福建。信郡王鄂札(多鐸之孫)為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為副將軍,攻察哈爾布而尼(乘吳三桂之亂而反清)。
就雙方實力而言,吳三桂最盛時只佔了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東、廣西、福建、陝西八個省份的主要部分,但沒有連成一片,而清廷的轄區更為廣闊,魚米之鄉和財賦重地的江浙也為清廷所有,人力、物力和財力都很充裕。
就兵力而言,清廷先後調集滿漢大軍四十餘萬,集中全力,對付三藩。從各方面對比,清軍都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是很有可能迅速取勝的。
但是,統兵諸王,習於安樂,膽怯如鼠,畏懼吳三桂之兵威。《嘯亭雜錄》的作者昭槤在追述三藩之亂清廷派遣出征的王、公、貝勒的腐朽情形時寫道:“諸將帥多逗留不戰,擁兵自衛”甚至貝勒尚善等“屯兵嶽州城下,八年不戰,諸將皆閉營壘,擁諸婦女逸樂而已”。
如果不是吳三桂苟安保守,不敢渡江北上,並且於康熙十七年病死,那麼戰爭還不知要延續多久,對清廷來說,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三藩之亂平定後,議政王大臣會議遵旨議定奏準,順承郡王勒爾錦、簡親王喇布、貝勒洞鄂、貝勒察尼即貝勒尚善皆削爵,康親王傑書罰俸一年。八個大將軍中,只有安親王嶽樂和信郡王鄂札立功受賞。五個王、貝勒削爵,一個王罰俸,可見開國諸王的子孫,是何等的無能。
其三,壓抑王權,皇權日增
皇太極執政時期,就曾力求提高皇權,多次懲治、斥責宗室王公,削弱其他旗主的勢力。順治帝深深感到開國諸王勢力過大危及君權,親政以後,不斷地設法抑制開國諸王的勢力,擢用心腹臣僚。
順治九年三月,取消了王、貝勒管理部務的制度,懲治多爾袞黨羽,削貝勒拜伊圖、貝子鞏阿岱等,重用親信漢軍官員,對大學士范文程、寧完我十分信賴,特命他們二人為議政大臣,參與機密,有所奏請,大都應允。
順治帝為對付南明永曆政權,委任弘文院大學士洪承疇為“太保兼太子太師、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經略湖廣、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處地方,總督軍務兼理糧餉”,授予他總管南方諸省軍政事務的大權。
順治十八年確定的“輔政大臣”制,就是皇權空前提高、開國諸王勢力下降的重要標誌。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和鰲拜成為了康熙帝即位後的輔政大臣,將開國諸王排斥在外。
當然,這並不是說清初開國諸王的子孫就完全失勢了,這些“鐵帽子”王的後代,仍世襲親王、郡王爵位,遇逢軍國大事,一般是要參與商議的,有些王公還擔任官職,領兵出征。直到咸豐年間,濟爾哈朗的八世孫鄭親王端華,任御前大臣,其弟肅順任領侍衛內大臣、協辦大學士,兄弟兩人深受咸豐帝的寵信,專權橫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