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國家和文明，其社會生活都有一定的規章制度，我們稱之為“法”。早人類還沒有文字的時候，各個地區的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習慣法，後來則慢慢演變為成文法。法律規定了人們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以及做了不能做的事之後的下場。因此法律就具備了兩個最基本的作用：警示想要犯罪之人、懲罰已經犯罪之人。在刑罰方面，各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也無外乎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折磨罪犯的肉體，因此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殘忍的極刑。比如什麼“五馬分屍”、“千刀萬剮”或者“腰斬”之類的，聽著就讓人毛骨悚然。但除了這一類極端粗暴而殘忍的方式，還有一類相對溫和的處罰方式：流放。中國關於流放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堯流放共公，地點是今天的北京一帶。當時的北京位於中原文明的邊遠地區而且氣候寒冷，是流放犯人的最佳選擇之一。

後世的流放也遵循了這一原則：將犯人流放到最貧瘠落後的地方，他們遠離家鄉、無依無靠、水土不服等一系列問題所帶來的不適和痛苦，絲毫不比對身體直接用刑低。但中國歷史悠久，很長時間刑法都是不完全的，直到隋朝才正式確立了“笞、杖、徒、流、死”五大類刑罰。古往今來許多名人都被判處過流刑，西方則稱放逐。比如明代王守仁，就是在被流放的地方悟出了自己的道。

古代王朝疆域越大，流放的地方就越多，路程也就越遠。比如南宋因為國土面積小，所以只能往相對落後的嶺南流放；後來的元朝疆域實在太大，只能規定將南方人往北方流放、北方人往南方流放。清朝建立時，南方已經被開發的比較發達了，所以流放地點只能選擇苦寒的北方，最著名的莫過於寧古塔。被流放的犯人是不會有專車可以坐得，動不動就是幾千裡的路程，只能靠雙腿走過去。

因此押運流放的犯人，是一件實打實的“苦差事”，畢竟要陪著犯人走那麼遠。但為何衙役們卻樂此不疲，甚至對於女囚犯是搶著押送？這就不得不說說清代衙役的地位了，古代大多是官和吏分開的，吏是屬於“不入流”的。每一個縣衙的衙役，都是本地的人，是給縣太爺打工的角色。因此他們的工資也是由縣太爺發放，而不是朝廷發放。遇上一個大方的縣太爺還好，如果遇不上，那就只能喝西北風。

為了養家餬口，衙役們只能想辦法賺“外快”。要知道能夠被判處流放的人，絕大多數都是家裡有權或者有錢的。押送的路上，一切大小事宜都是由押送的衙役負責的，家人考慮到自己親人的安全問題，自然會主動花銀子孝敬他們。一般來說，如果一年能夠押送一次，囚犯家人給自己塞的錢就不會比縣太爺發的工資少！這麼賺錢的差事，就算是苦一點累一點，但為了養家餬口還是會搶著去的。

此外，對衙役來說，每天在縣衙上班還要早起點卯，也就是“上班打卡”。在縣衙裡整天被縣太爺使喚來使喚去，但是在押送囚犯的路上，自己卻“當家做主”。這樣的反差，也會讓許多衙役搶著押送囚犯。只要能夠在規定的期限內，將犯人送到目的地，在路上是走著去還是讓囚犯的家人準備馬車，都由自己決定。這種“帶薪放羊”、“公款旅遊”的待遇，一直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傻子才不去。

相較於男犯人而言，女犯人是很少見的。千里迢迢、長夜漫漫，兩個大男人押送著一個女人，難免不會讓她的家人們擔心。所以為了避免女兒被侵犯，家人們會更加賣力地給衙役塞錢，有一點權的還會在塞完錢之後對衙役進行一番恐嚇，讓他們不敢再有壞的念頭。所以對生活在溫飽線上的大多數衙役們來說，押送一次流放的犯人不僅自由而且賺錢，押送一次女囚犯就更加賺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