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7年，明朝忠臣于謙在奪門之變後慘遭清洗。儘管後世對於他的評價一直很高，但僅僅是從儒家士大夫集團的角度出發看待事情。更有樸素的小清新們一直感嘆于謙的不該死。

然而，如果從當時的明朝內部政治結構去看整個事件，你就會非常清晰的明白：于謙必須死！

北京保衛戰被認為是于謙以一己之力指揮的

于謙在歷史上的高光時刻，是他在土木堡戰敗後主持大局。一方面組織了的北京之戰，給人以力挽狂瀾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不忌憚英宗皇帝的被俘，扶持景泰帝作為新君，繼續抵抗。這又給人留下了大丈夫有種的印象。

但對於明英宗而言，于謙的動作對他個人並不是什麼好事。何況，于謙本身也已經被明朝內部的另外兩股勢力盯上。這三方因素彙集在一起，就決定了他的必死無疑。

在明白于謙為什麼必死之前，首先要看到當時明朝內部政治生態的分佈格局。經過了明朝初期的一系列政治動盪，那些在朱元璋時期被扶起來的宗室藩王集團，已經因為朱棣和他孫子的數次削藩政策，變得弱不禁風。朱元璋原本希望這批人控制明朝全國上下的軍政大權，不給其他利益集團以冒頭的空間。現在卻因為朱棣開始的打壓政策，被完全顛覆。

這就讓明朝的政治生態圈裡留出了很多空檔。很多人自然而然的會來進行填補，皇帝自己都必須用新的力量予以補充，否則國家機器將不能正常運轉。於是，在藩王勢力消退後，出現了武將集團、文官集團和太監勢力的三方對峙狀態。

只是由於朱元璋時代就開始的防範武將策略，文官集團在這三方中看上去是最政治正確和勢力龐大的。朱棣時代，通過對三楊的扶持，也進一步提高了士大夫文官們的規模和地位。

同樣受限制的還有太監勢力。他們雖然在朱棣執政時期開始復甦，卻還遠沒有從朱元璋時代的打壓中恢復過來。明英宗身邊的王振，看似權勢很大，但也絕沒有後來魏忠賢那樣的好運和時機。他在土木堡前後的作用，更像是在給明英宗本人背鍋。

至於武將團體，因為隨時有被牽涉殺頭大罪的威脅，而一直被壓制。朱元璋時代就對有功的將領開了殺戒。朱棣時代，殘留的開國元勳們又被清洗了一波。到明英宗時期，只有少數追隨朱棣的老將和他們的後裔在支撐這股勢力。

此外，明英宗雖然給後世人留下一個文弱形象，但其本人並非沒有野心和主見的人。他曾經連續動用幾十萬軍隊，不斷南下鎮壓西南的麓川土司。無論明軍遭遇多大失敗，也要繼續用帝國的資源打下去。沒有他的堅持，土木堡之戰也不可能發生。

但就是這個災難性的土木堡之戰，對武將與太監集團造成了沉重打擊。明軍的全軍覆沒。證明了前者的戰鬥力並不可靠，無法做到禦敵於國門外。後者也被文官趁機打壓為無法輔助皇帝的累贅，還有阻礙視聽和矇蔽皇帝之嫌。

士大夫文官集團自己呢？先是通過土木堡的失敗，證明了自己先前反戰主張的正確性。然後又通過北京保衛戰的勝利，證明了自己有捍衛國土安全的能力。有意無意當中，都將自己豎立為國之重器形象。以至於連皇帝的存廢問題，都有他們說得上話的地步。于謙就是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來的明星級大忠臣。

明英宗回到北京後 發現局勢對自己非常不利

但明英宗沒有死在蒙古。瓦剌人也不是白痴，明白將明英宗放回去的好處，比留在自己手裡爛掉要好很多。這就給後來的事變埋下了伏筆。

明英宗返回北京後，發現局勢已經非常不利於自己。過去還比較老實的文官隊伍，現在已經過於膨脹，幾乎形成了威脅皇權獨大的政治勢力。更讓皇帝覺得可惡的是，這些人在土木堡戰前一味的拆臺，而不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自己被俘以後，不想辦法和談營救自己。最後還把自己的弟弟搬出來狐假虎威。于謙更是這些大惡人中的罪魁禍首！

於是，明英宗很自然的同太監與武將集團聯合起來。有了這三方的合作，文官士大夫們是沒有什麼抵抗力可言的。主持奪門之變的兩個主謀，一個就是代表太監的曹吉祥，另一個就是老派武將石亨。他們都需要為自己和自己的利益集團去爭取一片空間。明英宗的參與，就是最好的大旗與武器。于謙本人則是必須進行斬首的文官集團中樞。

因此，後來發生的奪門之變也就水到渠成。文官集團在毫無抵抗力的情況下，被皇權+軍權的組合幹掉。于謙儘管在後世留下了美名，但基本上得益於嘉靖朝時期的政治轉向和宣傳套路。放在當時，奪門之變就宣告了文官集團在明朝歷史上的首次“搶班奪權”被鎮壓下去了。

也是由於于謙的死和文官集團的被壓制，明朝在之後的60多年裡還保持了最基本的戰鬥力與外交水準。明英宗之後的幾位皇帝，水平參差不齊，性格也大相徑庭。但基本上都維持了自己同幾方勢力的平衡。一直到下個世紀初的明武宗暴死與明世宗上位，文官集團才再次企圖綁架皇權來提升自己的地位。但這個漫長的過程，要到明穆宗時期才初見成效。最後在萬曆時代發展到頂峰，並一直影響到最後的崇禎皇帝。

從這個時間線分析，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能看出：文官集團距離他們理想中的成功越近，明朝距離滅亡也就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