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在清代的發展於乾嘉年間達到鼎盛時期，到了道光朝，又進入了另一個蓬勃的狀態，治學領域發展到全國，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新階段。作為傳統經學中的經典派別，漢學與宋學向來爭奇鬥豔。進入道光朝時卻一改從前，漢學與宋學相互調和，這一轉變使得漢學在學界的正統地位更加穩固。鴉片戰爭後，西方學術傳入中國，自此，傳統的學術格局發生巨大的變化。
道光年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處於王朝危機中，還面臨著民族危機。新舊交替無疑對學術的發展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從道光二十年其，傳統的學術文化逐漸向近代學術文化轉型。雖然當時只是表現出了一點萌芽，從表面上看，學術界依然是傳統學術佔據絕對優勢。
然而與清代前、中期相比較，又能看出非常明顯的變化。王國維說：“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鹹以降一變也... ...道鹹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
到了清朝末年，雖然西方學術衝擊著傳統文化，但是傳統文化依然大體佔據著主導地位。很多人認為漢學在道光年間已經衰落，其實並非如此。道光之後的漢學雖然不及前面幾朝耀眼璀璨，但是“依然保持著一定的規模，且有區域性性的回升”，以嶄新的形式存在於清朝末年的學術界。
在風雨飄搖的清朝末年，漢學並沒有因為國家處於內憂外患之際而衰落，也並沒有因為西方文化的衝擊而沒落，反而是依據當時特殊的內外形勢，產生了新的轉機，進而延續其在學術界的正統地位。
從乾嘉以來，漢學以道光朝為分界線，經歷了不同的兩個階段。乾嘉時期為其第一個階段，彼時漢學地域主要集中在京師、蘇皖一帶，漢學大師多雲集於此，所研究的內容多為音樂訓詁、典章制度、考政史地、校勘輯佚、天文歷算等方面；第二個階段是道光之後，彼時漢學的研究不再集中於哪一個區域，而是遍及全國。研究內容也更加豐富，增加了諸子學、金石學、邊疆史地學等內容。
道光朝雖然處於漢學文化青黃不接時，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正是在承上啟下之時。道光朝的漢學研究頗有成效，不僅彙集和總結了清代前朝的研究精華，還將漢學研究領域擴充套件到全國。漢學與宋學的對峙關係由此時緩和，走向調和。
道光年間，漢學的發展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從嘉道年間的集中在京師、蘇皖一帶，擴充套件到全國範圍。即便是一些荒蠻貧瘠的地方，也有著漢學家研學的足跡。由於戰爭頻發，原先的漢學研究中心地受到嚴重的破壞，再也沒有昔日繁榮之景象，“所謂‘乾嘉諸老的風流文采'，到這會只成為‘望古遙集'的資料”，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漢學研究中心。正如一些民國學者所說：“乾嘉中學者，多出中原江浙數省，道光以後，則兩湖、閩廣推而至黔南荒陬之地，亦聞風蔚起，此亦一大轉變也。”
乾嘉年間，漢學主要分佈在江蘇、安徽和京師，學派主要是吳、皖和揚州學派，其中揚州學派出現的時間最晚，但是後來居上。道光年間，原來並不出眾的浙江、廣東、兩湖、山西、雲貴等省也相繼開展漢學活動，不少漢學家相繼出現，並衍生出一些新的學術派學，比如東塾學派就是其中之一。隨著漢學的再次振興，浙江、嶺南等地成為新的漢學中心。
“一省學風之隆盛，必有一二大師巨儒，為之提倡”，漢學在諸多地區的興起，正是得益於那些在各地任職的官員提倡。這些官員，有的出任地方學政，有的是鄉試、會試的主考官，他們的引領大力影響著學子們的治學方向。
道光年間，對學子影響最大的是阮元和程恩澤，“時乾、嘉宿儒多徂謝，惟大學士阮元為士林尊仰，恩澤名為亞於元，為足繼之”。阮元先後任職浙江巡撫、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多次主持文場科考，所到之處，必定大力提倡漢學，他所任職的浙江、廣東、雲南等處的學風都深受其影響。程恩澤則先後在貴州、湖南任職學政，鄭珍、莫友芝等漢學家都是受到他的影響。
除了江淮、京師之外，浙江是最先崛起的漢學中心。浙江之所以能夠領先其他各省，崇尚漢學，一者是因為嘉道年間漢學風氣極為盛行，二來是因為出現了黃氏三黃以及周父子等一流的韓雪名家。浙江盛行考據之風，其源頭是阮元曾此在擔任巡撫，和嘉慶六年，浙江省建立詁經精舍。
道光年間，浙江活躍著一大批漢學家，比如經學方面的泰斗錢儀吉、精通小學的鐘文蒸、專注於金石方面的朱為弼等等。這些學者在漢學之下的各個分支均為翹首人物，他們的研究啟發著後人，引領者諸多學子的治學方向。他們所研究的內容遍及漢學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後來出現的學派，比如金石學、諸子學、西北史地學等等，為浙江省大興漢學之風，和培養漢學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廖廷相曾經是廣雅書院的院長，他曾經說過：“嶺南承白沙、甘泉之遺，國初如金竹、潛齋諸儒，類多講求身心性命之學。迨揚州阮文達公督粵，開學海堂以經術課士，而考據訓詁之學大興。”道光之後，原本崇尚白沙心學的廣東學術界，也掀起了盛行考據之風。到了晚清時，廣東幾乎成為與浙江比肩的另一漢學中心。
嶺南學術風氣變化的開端是在道光年間，而彼時也正是漢學發展的初始階段。以曾釗、陳豊為代表人物。其中陳豊的影響最大，晚清學術史上著名的東塾學派正是由他所創立。有學者考證，他除了致力於經、史、子部之外，其他學術也有相當深入的研究，關於天文、地理、文字、算術、詩詞、古文、書法、音韻等方面的著作，大約有116種之多。在他的這些著作中，大部分是考證之作，比較著名的有《切韻考》、《聲律通考》等等。這些著作不僅深深地影響著廣東漢學界，還輻射到嶺南之外的區域。
漢學人才層出不窮，深刻地影響著全國的學術界。在山東、河北一帶，雖然沒有在清代成為漢學中心地區，但是也深深受到漢學的影響，並且在清朝初年就已經出現。道光年間，研究金石文字的學者尤其的多，比如許瀚、吳式芬等人都是非常著名的金石方面的學者。還有一些省份向來崇尚理學的，比如福建等，也出現了不少漢學名家，比如何秋濤、林春溥等人均來自福建。其他省份也有類似情況，比如山西的張穆、貴州的鄭珍等。
乾隆嘉慶年間有許多漢學界泰斗，雖然到了道光年間，他們早已經離世，眾多名家彙集一時的盛況再難見到，但是道光年間漢學又有了不同維度的發展。漢學不再侷限於幾個城市，而是在全國範圍內盛行，新的漢學中心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不管是從漢學家的數量上看，還是從漢學在全國佔領的區域上來看，道光年間的漢學發展都是一個新的開端。
原先的漢學所研究的領域非常有限，到了道光之後，漢學研究領域逐漸拓寬，有了金石學、諸子學、今文經學、西北史地學等等方面。這些新的學派在乾嘉之際已經產生，但是真正的發展卻是在道光年間，並且在晚清時期達到頂峰。
晚清時期，社會動盪，內憂外患，強鄰環伺，戰亂不止，光朝是這一階段的開端。當時，朝廷最緊要的危機是內部矛盾，比如西北地區的局勢動盪不安、三大政和吏治改革等等問題讓清政府無暇旁顧。反映到學術上，就是士大夫對西北史地學和今文經學的關注度明顯提高。因此，漢學之所以會產生新的學派、在新的領域有所發展，其原因離不開當時的局勢所影響。邊疆地區的局勢促進了西北史地學的發展，風雨飄搖的清廷統治下，社會狀況使得今文經學也有了與以前不一樣的研究成果。
西北史地學的開端是在乾嘉之際，始於山西學者祁韻士，而發展確實在道光年間。當時，西北史地學的研究中心在京師，諸多相關學者，比如龔自珍等人，紛紛聚集於此。由於這些學者的聚集，形成了一個圈子，相互影響，促進了西北史地學在道光年間的蓬勃發展。另外，嘉道之際西北地區局勢不穩定，邊疆問題頻發出現，危機重重。這樣的時局下，促使清廷必須對新疆史地進行更充分的了解，因此從道光帝開始，到各官員學者，紛紛關注西北史地。
當時徐鬆正因其他事情被貶官，而他卻因撰寫的《伊犁總統事略》深受道光帝賞識而被重新啟用，這部作品正是被賜名為《新疆識略》。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新疆危機正是推動邊疆研究的一個主要因素。
道光年間在學術史上是一個關鍵時期，是承上啟下的關鍵點。彼時正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開端。在當時，漢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地域、領域上都有了關鍵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