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明清兩朝曾長期和西方科學保持接觸，關係有時親密、有時疏遠。有人認為當時的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很“遺憾”，而實際上，只是必然，沒有什麼遺憾。

之前我們介紹了清朝和康熙皇帝對待西方科學的態度，今天我們縱觀歷史來了解一下東西方科學在同一時間點上都發生了什麼。

比如，第一個系統掌握西方科學知識，並且立志於把天主教跟科學傳播給中國的利瑪竇是1583年到達中國的。

那個時候的伽利略19歲，正在比薩大學學醫，那個時候的歐洲，大學已經很成熟了，每年大約有8000多像利瑪竇那樣的人從大學修滿學業走入社會。

下一個時間點就是著名的1666年，那年也叫做奇蹟年。牛頓一生最重要的幾個發現都是在那一年做出來的。而在隔海相望的法國，那一年巴黎天文臺建成了，卡西尼作為負責人上任。

而1666年的中國，以傳播科學知識為重要工作的湯若望，終於被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在北京的家中去世了。而另外的8、9位跟西方傳教士關係密切的欽天監官員，不是被流放就是被砍頭了。

第三個時間點，就是1713年康熙的晚年，蒙養齋算學館成立的時候，歐洲已經有近200所大學了，每年畢業的學生有1萬多人。牛頓在那一年已經老態龍鍾了，歐洲有10幾個國家都有了自己的皇家科學院。

從這些對比上，我們可以看出，中西方科學的發展在自下而上這個方向上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們全國的傳教士、算學館、欽天監、工部，把這裡頭掌握西方科學基礎知識的人算上，頂多也只有100到200人，而歐洲的科學人口數量是幾十萬人。

一般來說，兩個數字 A 跟 B，如果在數量上相差了50倍，那他們就完全處在兩個不同的狀態了。以收入來看，年收入10萬的人跟年收入500萬的人，他們就是兩種生活狀態。而中西方科學人口的比例何止50倍，至少相差了幾千倍。

古代中國就談不上有什麼科學的土壤。

所以公平地說，西方科學可以在康熙年間這麼受重視，本身就已經是奇蹟了。只有康熙的出現才導致了這樣異常的局面。

那正常的局面，應該就是明朝那樣，時不時就趕走一批，抓走一批傳教士，甚至是殺掉一批。

可以說，康熙在位幾十年，都從情感上高度認可西方科學知識，也在盡力地給傳教士提供各種方便，開辦教堂。甚至按照法國科學院的模式，成立了算學館。

中國的皇帝又擁有絕對的權威，但實際情況是，西方科學在清朝中期以後，就沒有受到過這樣好的待遇了，可以算是鴉雀無聲。

真正下一次西方科學再躍入公眾的眼中，那都要等到1919年，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德先生”跟“賽先生”了。

扎不下根的科學

既然這種奇蹟強烈地依賴於個人，也就是康熙，所以他也會隨著康熙本人的心理狀態，身體情況而上下起伏。

那我們來看看，科學元素是怎麼在康熙那麼喜愛的情況下漸漸消亡的。

首先，是康熙本人的理解能力有限，不可否認，康熙是一個能力極強，智商也非常高的皇帝，但一入數學深四海，在數學領域，隨便就可以找出一個耗費一批歐洲頂尖數學家一輩子的難題，而康熙當年就卡在了代數學上。

法國傳教士給他演示方程的演算法的時候，康熙實在是理解不了，學不明白，心裡恨得慌，大筆一揮，點評了這位傳教士，是這麼說的：

還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總無數目，即乘出來亦不知多少，看起來想是此人演算法平平爾。

我想，這種念頭在我們第一次接觸方程的時候都會有。就是那種感覺，怎麼算來算去都是符號來回來去算，沒有具體的數字啊。

但因為他是康熙，康熙說此人演算法平平爾，所以這個人帶來的書就都不翻譯，都不出版了。於是，數學中的某幾大分支在中國壓根兒就沒有傳播的可能性了。

另外，還有幾次傳教士對天文觀測出錯的記錄，也讓康熙對西方科學有沒有之前自己想象的那麼可靠產生了懷疑。

這個問題其實也不全賴西方科學，因為當年南懷仁給康熙建造北京觀象臺的時候使用的儀器還是第谷·布拉赫那個時期的工具。

畢竟傳教士的主業是傳教，科學方面能力是不錯，但畢竟不是全世界頂級科學家的水平。南懷仁給康熙建造天文臺時掌握的觀測方法，比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方法落後了大概100年左右。

所以，別看我們總是在宣傳北京的古觀象臺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頂尖水平，總是說很早之前我們就有了準確的天文觀測資料。但實際上，頂尖的並不是觀測方法，而是基座上那些盤龍雕花的工藝水平。用這樣的裝置測出來不太準，那是難免的。

另外，算學館，康熙讓三皇子負責，三皇子也是從小接受西方科學教育的，但是無奈，他最終只是掛名，真正負責的是內務府的人，內務府的人是不懂科學的，而算學館裡面真正懂科學的人卻沒有管理權。

漸漸地，算學館就變了味，成了皇宮內權力鬥爭的一部分。算學館成立8年之後，康熙就不在人世了，所以除了成立之初的幾年，幾乎沒有人為算學館的科學性負責。而康熙去世之後，新登基的雍正恰恰還是一個反對西方文化的人，他不但反對傳教士的宗教跟科學，更敵視三皇子。大家都知道雍正奪取皇位的狠勁。所以從雍正開始，蒙養齋算學館的翻譯活動，研究活動就此終止了。

從1583年利瑪竇來到澳門，開始給中國傳播科學知識，到1723年雍正繼位，西方科學文化作為中國大陸上一個新的支流文化，經歷了多個高潮跟低谷，即便是在位那麼長時間，權力那麼穩固，興趣那麼持久的康熙支援西方科學，也依然沒有讓它在中國紮下根。

康熙去世之後，自上而下對西方科學的大力支援也消失了，這樣來自上方跟來自民眾的支援全都沒有了，所以西方科學就更不可能有機會融入中國了。

通過這幾篇文章的介紹，你至少能明白一個道理，那就是西方科學在我們明朝、清朝的時候，從未和我們擦肩而過。

我們根本也不用遺憾，兩本珍貴的《天體執行論》竟然幾百年來，中國人就沒讀過；也不用遺憾，竟然沒有人把西書7000冊組織成一個圖書館，持續不斷地把知識傳播給中國人；更不用遺憾，康熙40多年鼎力支援西方科學，竟然也沒有讓中中國產生科學的土壤。

我們的文化裡沒有出現科學是一種必然，哪怕是不計成本地從外部引進，我們自己的文化也會像免疫系統殺滅外敵入侵那樣，把新灌輸來的科學文化吞噬掉。

從事科學研究，進行科學理性的思考，既需要自下而上的支援，比如說像大學這樣的，相對獨立地從普通民眾裡選出優秀人才的土壤；也需要自上而下的支援，由當地擁有最高權力的機構認同科學思考方式，這兩個方向缺一不可。

缺了自下而上的支援會導致缺人，而缺了自上而下的支援會導致缺錢，缺權力。

既有人又有錢的時候，科學文化這根利益鏈條繫結的就是一群以此為生的人了。

這一群人的規模需要多大才能自我生長呢？

從歐洲大學的發展過程看，1萬人應該是最低的要求。

在中國曾經出現過短暫和長期的自上而下的支援，但在中國始終缺少自下而上的支援，因為科學最初就是一種半科學半天主教的文化，它在任何一個擁有其他宗教信仰的國度，都會遭到民眾的強烈排斥。

所以， 不只是中國，世界上除了天主教影響的地區，其他宗教地區，西方科學也不可能生根發芽，只有等待那麼一天，科學裡幾乎不再摻雜任何宗教內容的時候，世界其他地區才能欣然地接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