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備、編成、編制、戰術和戰略,首先依賴於當時的生產水平和交通狀況。這裡起變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統帥的‘悟性的自由創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發明和士兵成分的改變。”
——《反杜林論》恩格斯
當人們掌握冶鐵技術之後,鐵質武器和防具自然而然地登上歷史舞臺,從而引發軍事裝備和作戰思路等多方面的變革。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介紹過在西周春秋時,中原地區以車戰為主,兩軍對陣先用弓矢互射,錯轂格鬥時再用長柄兵器(矛、戈和戟等)格鬥,只有當車毀肉搏時,隨身的短武器——青銅劍(總長一般僅約50cm)才會起作用。可以說早期青銅劍在戰爭中僅起輔助功效,並不佔據重要地位。這一點從劍與矛戈或弓箭在出土數量上相差懸殊中完全能夠得到驗證。
吳王夫差青銅劍,河南輝縣出土
然而,當中原地區車戰盛行的時候,南方的吳越地區確出現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吳越之地(今江浙一帶),水路縱橫,溼熱多雨,在北方平原自由馳騁的巨大戰車在這裡就無法廣泛使用了,精銳步兵與戰船的使用變為主旋律。劍作為一種近戰中鋒利輕便的短兵器是非常適合步兵的,吳越成為了“寶劍之鄉”,當地逐漸水平遠超中原地區,正所謂“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考工記》)。春秋後期,越王勾踐滅吳,再被楚國吞併,精湛的逐漸技術也隨之傳出。
戰國銅器上的水陸攻戰圖
“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秦昭王曾這樣一邊盛讚楚國鐵劍,一邊向丞相范雎表達擔憂(《史記.范雎列傳》)。在楚墓中,考古學者發掘了大量的鐵質武器,其中鐵劍的長度已經發展到1米左右,最長可達1.4米,幾乎是早期青銅劍的三倍長。此外,燕國疆域中(如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也不斷出土優質鐵劍,此處鐵劍不但平均長度也接近1米,更提供了滲碳法和淬火被應用的實證。
戰國鐵劍
我們已知,塊煉法煉出的是原始的海綿鐵,碳含量低,硬度也低,不適合做成進攻型武器。工匠們經過不斷摸索實驗,發現只要增加鐵中的碳含量,就能明顯提高鐵器的強度和硬度,即滲碳法,因此塊煉滲碳鋼應運而生:把塊鍊鐵多次加熱鍛造,過程中不斷設法覆蓋木炭,使碳不斷滲入鐵中,鍛打的次數越多,碳的擴散更充分(類似水多了加面,一邊加麵粉一邊揉使麵糰成型,且更堅韌)。此外還會用到淬火的辦法,即將高溫鍛造的鋼材迅速降溫以大幅提高鋼的硬度、耐磨性及韌性,淬火技術的應用與鐵劍的長度不斷變長亦是相輔相成的。
在考古發掘中,我們發現由於各地冶鐵鍊鋼和鑄造的能力參差不齊,這些先進的武器在戰國時代還無法大批量裝備,直到漢代。在漢代,冶鐵業也已經與軍事民生息息相關,漢武帝直接收歸國營,設鐵官管理。
漢代騎兵想象圖
王可偉油畫作品
說回武器本身,對於步兵而言,需要擊傷敵人,也需要在行軍中披荊斬棘;對於騎兵而言,需要在騎馬衝鋒中傷人。可以想象,士兵們最需要的功能已經不再是直刺而是劈砍。但劍窄而長,劍尖作用在實戰中被削弱,需雙側開刃,這樣不但對工藝要求高(劍身狹窄,兩邊都要有鋒利的刃口,並且中間足夠厚),而且實用性低(容易斷,且同一時間僅單側刃能發揮出作用),那麼造一件厚實耐用、單邊開刃的兵器不就夠了嗎?
東漢永初六年銘文環首刀,山東蒼山出土
著名的環首刀就這樣被做了出來。其實在先秦時期,作為工具的小刀甚至錢幣就已經出現了類似的造型,但是直到漢代才出現足夠作為兵器的環首刀。
有趣的是,從《左傳·襄公十八年》“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到《史記.項羽本紀》中漢初“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的描述;再到《漢書·蘇武傳》時已變成“引佩刀自刺”,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時期“(郭)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後漢書》),直至東漢末袁紹拒絕董卓另立陳留王的提議時,“橫刀長揖而去”(《三國志》),縱使是在寶劍故鄉吳越之地,沿襲漢朝輿服制度的江東英豪孫權也是日常佩刀,“拔刀砍前奏案”(《三國志》)。可見,劍一步步地讓出了它在軍事舞臺上的位置,被鋼刀取而代之。
在老版三國演義中,袁紹與董卓起衝突,用的是劍而非刀,不符合史書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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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物為什麼不做保護處理
劍從戰場上的兵器慢慢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防身器,同時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徵,所謂劍履上殿,是一種殊榮了。如《史記·蕭相國世家》載:“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後漢書·樑冀傳》載:“ 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三國志·曹真傳》載:“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