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完全沒有貪汙恐怕確實有些誇張，但若說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應該沒有太多的異議。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時期是唐王朝。作為中國人，我也贊成上述觀點，只是要進一步對這一觀點精確化。

我認為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是唐帝國的“貞觀王朝”，也就是李世民大帝當政的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說貞觀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強盛的王朝，恐怕沒有幾個人會提出異議;但如果問及貞觀王朝因何強盛和具體強盛到什麼程度，恐怕多數的中國人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貞觀王朝因何成為中國古代的黃金時代呢？

貞觀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來的，他是唐帝國實際上的開國皇帝。在古代中國的開國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過良好系統的教育，出身也最為高貴。

他胸襟開闊、文武全才、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在當政期間創立了蓋世絕倫的文治武功。

在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裡，皇帝的素質決定國家的命運。李世民除了具備歷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優勢外，下面的幾個優勢還是李世民獨有的。

強烈責任心和濃厚的危機意識

責任心是領導人物必須具備的第一要素，沒有或缺少責任心的領導縱使才華蓋世，也一樣會禍國殃民，不是瀆職就是濫用職權。李世民的民族責任心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他坐上皇帝寶座後，並沒有像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多數權力人物一樣自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來好好放鬆一下，利用手中的職權盡情享受一下榮華富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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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於政事，一頭埋在公務裡，每天只睡很少的時間，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討論國政，裁決案件和辦理公事，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也不肯停下來休息一下，以至常常忘記了吃飯睡覺。

和那些志得意滿的權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濃厚的危機意識，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個幅員遼闊、兵強馬壯的強盛帝國（那時的唐帝國確實如此）；而是一個危機四伏隨時可能被又一次民變推翻的他的眼睛緊緊地盯著那個剛剛瓦解的、曾經強盛無比的隋帝國，

不斷地琢磨隋王朝滅亡的原因，不時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轍，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導他的帝國走出荊棘，走上繁榮，走向輝煌。

在李世民當政的中期，唐帝國已成了當時已知世界無與倫比的超級強國，繁榮和富庶達到頂峰。這時李世民應該滿足了，可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華和輝煌，而是帝國漫長而艱鉅的未來之路，併為夯實未來的路基繼續孜孜不倦地努力。

李世民的超強責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體現。

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執政風範

中國的古代歷史上許多統治者擁有無窮無盡的小聰明，並以耍小聰明為榮；很少有人想到誠實執政、坦白對人。結果當政者用詭計馭使部屬；部屬也依樣畫葫蘆用詭計矇蔽首腦。

李世民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真正做到誠實執政的帝王，他在任時對臣僚敞開胸懷，不行欺詐之術；臣僚也恪盡職守，不搞欺瞞哄騙的傳統官場伎倆。

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氣整治吏治，下決心要在官場根治貪汙受賄的不治之症。為了偵查那些暗中受賄或有受賄跡象的貪汙官吏，李世民令親信暗中向各部官員行賄，結果還真查處了幾個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餘把他的謀略告訴一位隋朝遺臣，沒想到這位大臣當場潑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時總告誡臣民要誠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卻先行欺詐之術，上樑不正下樑歪，臣民會一樣用欺詐的手段報答你。

李世民認為大臣的話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這句可能會使當權者惱羞成怒的逆耳忠言。

還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齡雖不滿18歲，但體格健壯的男子也要應徵入伍，魏徵拒絕在詔書上副署（這是李世民最為智慧的傑作，他的命令沒有分管大臣的簽字沒有法律效力，沒有哪個皇帝會主動限制自己的無限權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釋說：“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報年齡。”魏徵回答說：“陛下常說要以誠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詐欺;可你卻先失去誠信。陛下不以誠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詐欺。”李世民深以為然並立即收回成命。胸懷寬闊，愛才如命，海納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否興旺強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質外，還必須有足夠的人才來執行舵手的意志。

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為世人的共識，因為人才決定國家的命但並不是所有的當權人物都重視人才的，實際情況是佔半數以上的權力人物漠視甚至仇視人才，只有那些胸懷寬闊、膽識過人，能夠認識到人才的重要並能寬容人才無傷大局的弱點，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夠任人唯賢。

李世民執掌的貞觀王朝可謂人才濟濟，文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武有李靖、程咬金、尉遲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圍繞李世民組成一個堅強高效的領導核心。可李世民還是感到人才不夠用，並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德彝薦舉人才，在久久沒有訊息後又一再催促他。封德彝委屈萬狀地說：“不是我不努力，實在是今世沒有人才。”李世民當即糾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隨所長。自古人君致治，難道能借才異代麼?患在自己不能訪求，奈何輕量當世?”聽了這樣的真知灼見，封彝德除了慚愧外還是慚愧。

人類文明的真正內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弘揚人性和儘可能地克服惡的一面。

人性的多少和一個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關係，地位極低和極高的人身上獸性的成分容易蔓延滋長，前者為了生存而不擇手段;後者會恣情縱欲亂用職權。

中國的皇帝因為位高權重的緣故，愛聽甜言蜜語幾乎是人類的通病，權力人物對好話的偏愛則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縱觀歷史上的那些亡國之君，只有極少數敗在強大的敵人手裡，絕大多數是被身邊的甜言打倒的。只有那些鳳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夠不被好話所誤導，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

他充分意識到絕大多數的好話都是別有用心的，因此對阿諛逢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誡身邊的官員：“君主如果剛愎自用，自以為比別人聰明，他的部下一定會諂媚他。結果君主失去國家，部下也不能單獨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諛楊廣，以保全他的富貴，結果也難逃一死。各位應以此為戒，對國家大事有意見，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報喜不報憂。”貞觀王朝的強盛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都無法比擬的。它具有如下幾大特徵：

社會秩序空前安定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是真正的夜不閉戶、道不拾遺。“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明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9月，290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唐帝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平氣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開放的國界

唐帝國是當時世界最為文明強盛的國家，首都長安是世界性的大都會，就像今天的美國紐約一樣。《中國人民簡史》引一位現代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北韓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睦相處。

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那時的唐帝國是世界各國仁人志士心目中的“Sunny地帶”，各國的傑才俊士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往唐帝國跑。來自世界各國的外交使節，在看到唐帝國的高度繁榮和文明之後，自己的國家在他們心中和沒有開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於是就不想回國，千方百計地要留下。高度發展的文化，使來到唐帝國的各國人民，多以成為唐帝國人為榮。不僅首都長安，全國各地都有來自國外的“僑民”在當地定居，尤其是新興的商業城市，僅廣州一城的西洋僑民就有20萬人以上。

貪汙降到歷史最低點

貞觀王朝可能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也許是李世民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李世民統治下的唐帝國，皇帝率先垂範，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安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尤為可貴的是：

李世民並沒有用殘酷的刑罰來警告貪汙，主要是以身示範和制定一套儘可能科的政治體制來預防貪汙。

在一個精明自律的統治者面前，官吏貪汙的動機很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王朝的朱元璋對貪汙的處罰最為嚴酷，貪官一律處以剝皮的慘刑，可明王朝的貪官之多在歷史上仍屬罕見。可見防範貪汙主要取決於一套科修明的政治體制，光靠事後的打擊只能取效於一時，不能從根子上剷除貪汙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

高度發達的商業

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特徵是“重農抑商”，商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相當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種田人要低好幾個等次。這也是中國的封建經濟一直得不到實質性發展的主要原因。貞觀王朝是唯一不歧視商業的封建王朝，不但如此，還給商業發展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這進一步地體現了李世民的高瞻遠矚之處。

在李世民的倡導下，貞觀王朝的商業文明有了迅速和長足的進展，新興的商業城市像雨後春筍般地興起。

當時世界出名的商業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唐帝國。除了沿海的膠州、廣州、明州、福州外，還有內陸的洪州（江西南昌）、揚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肅敦煌）、涼州（甘肅武威）。首都長安和陪都洛陽則是世界性的大都會。

回顧貞觀王朝的燦爛文明史，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華民族曾經是世界上優秀的民族，中國人也曾經是優秀的國民！當今天的中國人回首先輩輝煌的過去時，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是死抱著“四大發明”和“文明古國”等早已消逝的光環自欺欺人，還是痛心革面地反省自己、改變自己固執的觀念，重新找回中華民族的理性和自信，還是每個中國人自己來抉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