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明朝宗室，指朱元璋的直系及其兄弟等人的子孫，包括親王、郡王、將軍等宗室男性和公主、郡主、縣主等宗室女性，另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尚未封贈的親王、郡王、將軍的子女、犯罪的庶宗及其子孫等等。

明初，朱元璋封了二十五個藩王，洪武年間，宗室人口共有親王、郡王及以下男女五十八位。到嘉靖年間，人口急劇增加。據《宗藩條例》記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宗室人口已達到了恐怖的28840人。

宗室人口為何增長如此迅猛？

一方面，宗室為“藩禁”所鉗制，一心尋歡作樂。

自宣德以後，宗室越來越活在高壓的“藩禁”政策之下：宗藩不得干預兵事，不得參政、出仕，不得從事四民之業，出城有禁，藩王相見有禁，入朝有禁，與官府交結有禁，不許宗藩自置王府官。

種種嚴格的限令下，宗室雖為皇室子孫，卻如同“次等公民”。不能參政，空有憂國憂民之心；不能從事四民之業，發家致富也別想了；藩王相見有禁，逢年過節走親戚也是不行的。

這不行那不行，那到底做什麼可以呢？——喝喝酒泡泡妞、抱抱孩子。對於找樂子、抒發個人情感這類行為，明朝廷不僅不禁止反而支援，“樂善好書者百不及一，而即有好飲醇酒，近婦人，便稱賢王，遂加獎勵矣”。

於是廣大的宗室人，在經歷現實的無情後，果斷將心思全部投入到尋歡作樂上，孩子生了一茬又一茬，比起皇室動都不動就沒有子嗣繼承大統，可不知道生猛到哪去了。

另一方面，宗祿待遇豐厚，多生多有。

宗室大都生活在較為發達的地區，社會安定，生活條件優裕。明朝的宗爵制度，有個致命的缺陷：封爵的無限性。宗室成員只要不犯禁，都可以獲封。宗室為了獲取更多的宗祿，就需要納更多妾生更多子，以此爭取更多的封爵。甚至鋌而走險，以庶出冒嫡生、以奸生冒庶出。

這時宗室間的風氣就是“多生多有”，人口膨脹起來自然毫不費力。

據《今言》記載，嘉靖八年（1529），宗室有人口8214人，但這次統計並未包括宗室女性在內。嘉靖二十八年，宗室玉牒記載的現存人口為一萬餘人。據《明經世文編》記載，嘉靖三十二年，有宗室19611人，其中包括親郡王、將軍和中尉9782人，女性宗室9183人。到嘉靖末年，宗室人口上升到兩萬八千餘人。不到四十年，宗室人口增長三倍有餘。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指出了宗室人口每三十年增長一倍的情形：

“洪武中，親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樂而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年餘一倍矣。隆慶初，隸屬籍者四萬五千，而見存者二萬八千。萬曆甲午(萬曆二十二年)，隸屬籍者十萬三千，而見存者六萬二千，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頃歲甲辰(萬曆三十二年)，隸屬籍者十三萬，而見存者不下八萬，是十年而增三分之一，即又三十年餘一倍也。”

據《明實錄》記載，明代全國總人口一直維持在五六千萬，可見宗室人口增長之迅猛。宗室聚居在大城市，社會環境相對安定，又享有優厚的俸祿，屬於“既有錢又有閒的階層”，加上生育子孫是“有利可圖的事”，人口也就不可避免的呈激增之勢了。

02

宗室人口的膨脹，給明朝廷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

宗室人口增加，最直觀的影響就是宗祿顯著增加。嘉靖末年有宗室人口28840人，按人均歲支四百石計，總量超過1153萬石，如此龐大的俸祿支給，給明王朝帶來巨大的財政壓力。

從祿糧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可見宗祿問題的嚴重。嘉靖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每年152萬石，但宗室祿米需312萬石；河南一省存留米麥84萬石，但宗室祿米需要192萬石。

嘉靖三十二年（1553），禮部官員歐陽鐸在上疏中反映，全國宗祿支出一共853萬石，歲供京師400萬石，宗祿“視輸京師之處，不啻倍之”。宗祿問題已經發展到觸目驚心的地步。

明朝廷的財政壓力，反映在外部就是平均歲祿的減少。嘉靖初年，國家供給每位宗室的歲祿大約有400石。到嘉靖末年，根據《宗藩條例》的記載，當時“郡王二百四十餘位，將軍、中尉一萬二千多位，郡縣、主君一萬六千六百多位，宗祿八百六十多萬石”，平均到每位宗室，祿糧已不到300石。

明朝廷無法“化壓力為動力”，妥善解決宗祿問題，反而採取了各種“賴皮”措施。

拖欠祿米是其中一個很無賴的舉措。宗祿激增，朝廷所能支付的祿糧卻有限，“以有限供無窮，勢必難久”。所以，拖欠祿糧的事情時有發生。

據《鬆窗夢語》記載，嘉靖年間，陝西一省有秦、韓、肅、慶四個王府，當時各府祿糧都有拖欠。這四個王府肅府拖欠的最少，其次是慶府，秦府就比較多，韓府拖欠的最多。因為“宗支莫眾於韓，故積欠獨多”。

宗室沒有別的謀生手段，除了親王、郡王之類的高階宗室有田土外，普通宗室成員只指望著宗祿吃飯。朝廷連祿米都拖欠，叫這些人怎麼相信社會？怎麼繼續生活？

給沒到手的宗祿打個折扣也很賴皮。

據《大明會典》記載，晉、周、楚等十七個王府的郡王，歲支祿米原定“俱米鈔中半兼支”，肅、慶、寧、韓、淮五府的郡王歲支祿米，也是“俱米鈔中半兼支”。也就是名義上該發的祿米，改成發米和鈔各一半。

現在大家都知道通貨膨脹，紙鈔可以無限印製，所以會造成貨幣貶值。明朝發行的“大明寶鈔”，就是不知限度的刻印，通貨膨脹到基本沒人要的那種“紙鈔”。政府發紙鈔，這些宗室一邊罵坑，一邊想死的心都有了。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更慘的來了，這些郡王的祿米都改為“三分本色，七分折鈔”。

鎮國、輔國、奉國、中尉原本也是“米鈔本折中半兼支”，現在將軍改為“三分本色，七分折鈔”，中尉改為“四分本色，六分折鈔”。各王府的郡縣主君、鄉君及儀賓本來為“本色四分，折鈔六分”，這時候也改為“二分本色，八分折鈔”。

宗祿問題帶來的財政壓力，明朝廷無力解決，只能夠採取各種“治標不治本”的方法，來暫時緩解財政壓力，這就使財政問題發展成了更棘手的社會問題。

03

宗室生存堪憂，於是大者兼併田土，小者燒殺搶掠。

嘉靖四十年（1561），代府奉國將軍朱聰浸等人就“宗祿拖欠”上書，“名雖宗室，苦甚窮民，俯地仰天，無門控訴，請下所思，將積逋祿米共二十二季清查催補，使父母妻子得沾一飽，冒罪而死，亦所甘心。”

有名有封的宗室尚且如此，那些未名未封的宗室就更艱難了：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者，有“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嗷嗷待哺”者，更有“並室而雉經者”，悽慘之情狀，令“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

下層宗室儘管為皇族後裔，生存現狀反而比不上平民百姓。

為了謀求生存，宗室開始尋求其它的求生之道，這使他們將目光投向了田土。嘉靖時期，景王多次向朝廷奏討田地，朝廷賜予宗室的田地多達“數萬頃”。明世宗一度對王府佔田情況進行過清理，但收效甚微。

除皇帝賞賜之外，“投獻”是獲取土地的另一來源。投獻一般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將自己的土地獻給藩王，求得庇護；另一種是地方惡棍或權貴妄指民田為官田、荒地，然後進獻給王府，以此結交藩王，並獲得重賞。

據《明實錄》記載，明初，黃河兩岸原有大片荒地，經過百姓長期開墾後，變成了萬頃良田。明中期以後，一些奸徒將這些土地投獻給王府邀賞，“有不從者，興詞委官，動經歲月，民不聊生。”

宗室犯罪也愈演愈烈。明朝的宗室犯罪見諸明朝很多學者之筆，顧炎武談及明朝宗室時曾指出: “為宗藩者大抵皆溺於富貴, 妄自驕矜, 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遊手逐食, 靡事不為, 名曰‘天枝’,實為‘棄物’。

明初，朱元璋頒佈《皇明祖訓》，以祖制的形式規確立了宗藩的各種特權。宗室不受大明律法約束，而僅以《皇明祖訓》中的條款為依據來決定獎懲。其中，宗室有罪亦不加刑，就屬於明令規定。犯罪也不殺頭，只是剝奪宗藩身份，對於吃飯都成問題的下層宗室來說，犯罪成本低的可怕。

嘉靖年間，朝廷還常常詔令對皇親國戚有罪免罰。據《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元年，朝廷冊封駙馬都尉崔元“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京山侯”，並規定其子孫世世代代承襲爵位，賞賜食祿十千五百石。如果有人犯罪，“身免一次，子免一次，追封三代”，連駙馬都如此，更何況皇室子孫呢？

正是這些特權，以祖訓為規誡的犯宗議處，變成了宗室超越大明刑律“從薄罰治”的擋箭牌。明朝廷對宗室成員犯罪的庇護，促成了他們進一步的墮落，在皇帝的包庇下宗室犯罪越發猖獗。

憑仗宗親身份以及大明律不加於宗室的特權，宗室成員搶佔民田、搶劫勒索、索取祿糧圍攻宗府等各種犯罪行為層出不窮。

宗室中殘暴者濫殺無辜，卻也安然無事。嘉靖初年，魯府的館陶王曾“招集凶惡，毆死平民”，周府奉國將軍“撲死無罪二人”，都只是革去祿米三分之一。嘉靖三十四（1555），輔國將軍等四人凶橫不法，格殺校尉內使等四十餘人，父子又“內行淫亂”，奪民財物，召集亡命，掠奪婦女，禍害地方，也只是被貶為平民罷了。

天理呢？王法呢？

百姓對宗室之恨越來越深，明末農民起義爆發後，對宗室的報復尤為瘋狂，“一旦盜起，無力禦侮，徒手就戮，宗社為墟。”，各個藩府都被洗劫一空。

宗藩的不法行為擾亂了地方經濟秩序，妨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危機。

小結

宗室問題不是憑空出現的，根源還在於朱元璋確立的宗室制度。

封爵的無限性導致了宗室人口的無限增長，當宗室人口達到一定數量，朝廷的財政遲早會被祿糧拖垮；宗室成員享有的“犯罪豁免權”，更是讓其失去控制，走向為所欲為的社會反面，為害一方卻不被制裁，帶來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加上明朝廷沒有決心和魄力更改祖制，只做一些不痛不癢的舉動，來緩解自身所面對的巨大財政壓力，對宗室的犯罪行為更是採取包庇縱容的態度，激化了百姓與宗室的矛盾。這樣，朱元璋留下的“制度性問題”也就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嘉靖末年，嘉靖帝終於下定決心要整治這一問題，結果又是怎樣呢？下次再談。

參考文獻

1.明代藩王研究,樑曼容;

2. 嘉靖時期的宗室問題研究,申偉;

3.明朝代府宗室生存環境探索,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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