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提及康熙大帝都會獲得一致的讚揚，他被認為是歷史上難得的明君聖主，8歲繼位、14歲親政，在位61年，平定“三藩”，統一了臺灣，抗擊沙俄，平定蒙古準格爾，冊封班禪等。同時在經濟方面停止貴族的圈地，實行更名田，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整頓賦稅等。

可是我們把歷史的視角再拉大一點，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之間世界正在發生哪些變化？西方正掀起思想啟蒙運動，以及新科技風潮，產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以及科學家，孕育了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工業革命。

看看我們的近鄰俄羅斯是如何面對這次大變革？彼得大帝通過改革，在軍事、經濟、政治以及科技領域獲得了全面的進步，軍事方面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軍；經濟方面，同樣是農業大國的俄國，工商業比例大幅度提高到30%以上，同時允許企業主購買整個村莊的奴隸充當勞力；政治上，加強中央統治，剝奪了貴族領主杜馬會議的職能，以參政院所取代；為促進科技的發展，修建了圖書館、博物館、印刷所等，一舉擺脫了被西方殖民的命運。

康熙在開疆拓土方面確實功績顯著，但是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維護王權控制下的大一統秩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這和中國傳統帝王沒有實質性的差異，也就是說促進社會進步方面沒有建樹。而且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卻扮演著阻礙者的角色，在邊境上禁止漢人去山海關外謀生，為了保護滿族的發祥地，讓整個東北多年都沒有開發，不但阻礙了東北的發展，而且讓俄帝國攫取百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時候，易如反掌。

如果說明朝繼承了蒙古的奴隸傳統，大臣稱呼自己為奴才，到了康熙朝，更是強化了這種“三拜九叩”，以前“臣下”的稱呼都消失，只能稱呼“奴才”。清朝初期，滿清統治者曾經質疑科舉的作用，甚至要取消八股文，是康熙大力提倡宋明理學，而且對朱熹推崇備至，並對孔子實行三跪六叩的大禮。清朝初年堅持讓漢人剃頭，禁止纏小腳，但是到了康熙朝，開恩恢復纏小腳的傳統。

康熙初年嚴禁百姓信奉基督教，許多地區的傳教士被拘，教堂被毀。直至康熙三十六年，才解除禁令，允許傳教士到中國傳教，而10年後，又以基督教不符合傳統禮儀，再次禁止民眾信仰基督教，並且明確規定不歡迎傳教士，凡在華傳教的教士必須領“印票”，才能夠留下，否則遭到驅逐。

經濟方面，康熙執政前期實行了一些列輕徭薄賦、恢復民生的政策，但是還是延續明朝時期重農抑商的政策。為了抑制工商業的發展，康熙還逐步禁止開採礦山，不論以前開採的還是未開採的，一律不準再開，已經開採的礦山都遭到封閉。

為了保證國家鑄幣原料，只允許雲南銅鉛礦生產，而且也取消了以前“聽民自售”政策，全部由官府包辦。即使開創鹽鐵專賣的桑弘羊，也只是流通環節有官府管控，開採以及出售還是由民間來完成，以提高整體效率，可是到了康熙朝，卻變本加厲，對各環節都實施嚴格控制。

而且對當時的工廠數量、商業規模以及用工人數等，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由於不允許外商在華設立商業，因此在廣州設立十三行進行對外的壟斷貿易，並且嚴格限制進出口商貿，這些都造成了民營工商業的落後。

為了封鎖在臺灣的鄭氏勢力，清朝實施了嚴格的海禁，不但不允許任何船隻下海，而且還頒佈了殘酷無比的遷海令，使沿海居民流離失所，謀無生路，所謂的倭寇，大都是沿海居民組成，迫於生計，走向海盜的道路。

1683年，清朝成功收復臺灣，康熙下令開啟海外貿易，但是1716年康熙再次頒佈禁海令，嚴禁商船到南洋貿易，只能對東洋進行貿易。到了乾隆朝，只留下廣州一個通商口岸，直到鴉片戰爭，通商口岸才逐漸開啟。

海禁不僅僅影響的是對外貿易，而且還切斷了與外界的資訊，失去了科學技術發展學習機會，將自己控制在黑暗匣子裡。海軍一直是滿洲人的弱項，在取得中原後，為了限制民間海軍軍事力量發展，規定了民間船隻大小，不但阻礙了遠洋貿易的發展，也阻礙了自身海軍力量的發展，為日後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的失敗埋下伏筆。

康熙有其寬厚仁慈的一面，但是也有專橫，殘忍的一面。《清史稿·徐元夢傳》記載：“侍講官徐元夢因不會射獵，遭皇上責備，上疏辯白，令杖五十，抄沒家產，父母發邊。次日，康熙氣消，令太醫為徐治病，照常侍講。徐求釋父母，才令追回。”

徐元夢因為不會打獵，便遭到康熙杖責，而且全家被抄，要求他父母發配到邊疆。後來康熙氣消了，才把徐元夢父母追回來。而且康熙的喜怒無常，在廢黜太子事件中，大臣索額圖因為是太子的黨羽而被囚禁致死，兩個兒子也被處死，與索額圖有關聯的大臣全部遭到拘禁治罪，很多人沒有交給刑部就處死。

而且康熙對太子疑心非常重，翰林院朱天保上奏立太子，就被刑訊逼供，最後處死，而且所涉及到的官員要麼幽禁要麼處死。後來大學士上疏立太子，也是被斥結黨求榮，讓他趴在宮中的石階上擬稿認罪，後來發配的西北。

明朝末年，利瑪竇來到中國傳教，康熙此時看到了很多西方先進科技，而且天文、地理、數學、醫學、生物、農藝、工程技術等領域他全都學過，甚至自己都有去實踐過。

南懷仁曾經給康熙上課，就在剛剛清理鰲拜之後，年僅17歲的康熙對天文、數學、幾何每天學習不少於2小時。而且據當時記載，康熙大概學習了2年的時間。南懷仁在《歐洲天文學》曾經描述，康熙學習勤奮，每天除了完成傳統儒家教學，其餘時間都分給了數學。

南懷仁也指出，康熙對西方科學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掌握數學工具之後，經常自己推演天象，而且還經常指出史書當中天文記錄的錯誤。但是康熙僅僅把這些知識當作一種炫耀的工具，比如他下江南的時候，與當時天象官員聊到“老人星見，天下太平”。他當時就指出，老人星在南天，到了江南自然會看到。在場官員無不誠惶誠恐，對康熙佩服之至。

但是這些僅限於他的好奇心，供自己業餘時間把玩的玩意兒，然後藏在深宮當中，沒有察覺到這些科技對整個人類的影響。康熙依然堅持認為，天下最有用的學問是帝王之術，西方科技只能“節取其技能，禁傳其學術”。

對俄戰爭時期，繳獲的俄軍扳機擊發式火繩槍，康熙讓留下兩支自己玩，剩餘全部銷燬。康熙的晚年，蒙養齋算學館成立的時候，歐洲已經有近200所大學了，每年畢業的學生有1萬多人。牛頓在那一年已經老態龍鍾了，歐洲有10幾個國家都有了自己的皇家科學院。新登基的雍正恰恰還是一個反對西方文化的人，他不但反對傳教士的宗教跟科學，更敵視當時負責蒙養齋算學館三皇子。從此蒙養齋算學館的翻譯活動，研究活動就此終止了。

當然，康熙這些缺陷，與我們文化本身形成的侷限性有關，與中國地理環境的封閉條件有關，中國地處東亞，與西歐遠隔重洋，康熙無緣與西歐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接觸，不可能意識到中國早已落後於世界，他只能按照中國舊有的文化模式生活，他所採取的政策和措施在本質上與前代統治者並無差別。他所營造的所謂盛世，只能是中國特定環境中的自娛自樂，一種根本沒有前途可言的“繁榮”，且必然走向無可奈何的衰弱。換句話說，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之中，根本不可能產生能將中國社會引向進步的“聖君”，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