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異常浮躁的社會，浮躁到了要拿最嚴肅、最有學問的人“開涮”的地步，哪怕其人已去世多年，依舊“不依不饒”。坊間“氾濫”著陳寅恪的各種傳記就是一個明證。作者們擺出一副無比懂陳寅恪的樣子，搖頭晃腦地無限吹捧。而我也認識幾個這樣的人，他們言必稱陳寅恪，但你要真跟他探討有關陳公的子午卯酉，他們又環顧左右而言他。後來，我才明白這些人都把陳寅恪當“護身符”了，彷佛寫了陳寅恪或者即使只說出陳寅恪的名字來，就表明自己多麼多麼有學問似的。但如果真那麼多人能弄懂陳寅恪的話，那麼陳寅恪就不是陳寅恪了，充其量也就是個學術上的路人甲、路人乙而已。
“陳寅恪到底是誰？”“我們了解陳寅恪到底有多少？”有時在寫作中用到或者在閱讀中遇到近現代知識分子這個詞，在腦海裡往往最先浮現的就是陳寅恪的形象，清癯的面孔，直立的頭髮，鏡片後略顯冷峻而又不卑不亢的眼神……永遠都不要說多麼多麼了解陳寅恪，無論他的學問、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遭遇，永遠都存在著很多很多未解之謎，我們所能做的只是管中窺豹，略知一二而已……
人們對陳寅恪最感興趣的問題無疑是他學問到底有多大？在近現代中國到底能排第幾的問題?
1890年，陳寅恪生於湖南長沙，其父陳三立是著名詩人，祖父陳寶箴是晚清重臣，以開明實幹著稱，在其湖南巡撫任內，將湖南建成全國最有生氣、推行新政最有實績的省份。陳寅恪天資聰穎，又出生在書香門第，兒時在南京家塾就讀，就能背誦四書五經，廣泛閱讀經、史、哲學典籍。
1902年，年僅12歲的陳寅恪就隨長兄、日後成為大畫家的陳衡恪東渡日本求學，直到1905年，因患足疾輟學回國。1910年，陳寅恪自費留學，先後到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就讀。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陳寅恪不得不中斷在歐洲的求學之旅，回到祖國。1918年冬，陳寅恪獲得官費資助，橫渡太平洋，前往美國哈佛大學隨東方學泰斗籃曼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陳寅恪又遠赴德國向柏林大學教授路德施學習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繆勤教授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教授學習蒙古語。青年時代，陳寅恪多次留學日本和歐美各國長達13年之久，遍訪名師，具備閱讀蒙古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突厥文、西夏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10餘種語言的能力，這為其日後從事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基礎。
1925年，陳寅恪回國，而其時清華學校改製為大學，成立研究院國學門，著名學者吳宓為研究院主任，據吳宓回憶：“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吳宓對陳寅恪格外賞識，聘請陳寅恪為研究院導師。與陳寅恪一起聘為導師的還有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學者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這就是大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被學人們津津樂道的“清華四大名師”。那時的梁啟超已是人生暮年，早已是中國思想界和知識界的泰山北斗了，但他居然說，年紀輕輕的陳寅恪的學問勝過他，並向曹雲祥校長力薦陳寅恪。
在清華任導師期間，陳寅恪主要講授晉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佛經翻譯文學等課程。後來，陳寅恪又開設“唐詩校釋”、“晉至唐文化史”、 “隋唐五代史專題研究”、佛經文學等課程。當時，陳寅恪講課呈現一種兩極狀態：由於陳的課實在高深莫測，大多數學生都聽不懂，因此，他的課堂上經常是學生寥寥。而吳宓、朱自清、馮友蘭、鄭天挺、姚從吾這些大學者們卻放下架子去旁聽陳寅恪的課。
鄭天挺稱陳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姚從吾則說得更直白：“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而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莊子研究權威劉文典更是對陳寅恪推崇備至。由於學問太大，又目空一切，劉文典是公認的那個時代狂士的代表。在他眼中傑出如沈從文、聞一多、章士釗者都只不過是小菜一碟，而他勇鬥蔣介石的故事更是被傳為美談。但就是這個傲到天上去的人，居然公開承認自己的學問不及陳公之萬一，對其學問和人格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的敬佩。在與陳寅恪同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他逢人便講，西南聯大文學院真正的教授只有“兩個半”，陳寅恪是其中的一個，馮友蘭算一個，而他自己和唐蘭只能算半個。他甚至公開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兩個更重要的學者胡適和傅斯年對陳寅恪的評價更高。胡適在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記中稱：“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而傅斯年則說得最為直截了當：“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不過，我們國人評價一個人常常陷入“好就好的沒邊，壞就壞的沒底”的境遇。對那些中、小學問家都紛紛冠以“國學大師’的頭銜，更不用說對陳寅恪、錢鍾書、王國維這些矗立於知識之巔的人物，他們的學問早都被傳得神乎其神。
陳寅恪被現代傳媒和出版業過度消費，已被傳說成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通的知識神話。傳說他精通22門語言，會背十萬首唐詩，中國古代經典都是倒背如流……
對此，幾年前出版的一部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陳懷宇教授所著《在西方發現陳寅恪》一書，則比較溯本求源，客觀公正地完成了對陳寅恪的“祛魅”。陳懷宇認真查閱了陳寅恪在哈佛大學和柏林大學就讀時大量的文獻、檔案、資料，甚至動用谷歌地圖，將陳寅恪讀書生活的路線圖一一標出。陳懷宇指出一些傳記宣稱陳寅恪能背十萬首唐詩是胡扯，而精通22門語言也有些說的不著邊際。陳寅恪學的許多古文字都是隻需讀，不必聽、說、寫的“死語言”。就是傳說中陳寅恪所精通的英、法、日、德、俄、古希臘語和拉丁語而言，除了英語、德語和日語外，陳對別的語言能否做到“精通”，也缺乏明證。很多西方人從兒時就開始學習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但即使一直學到大學畢業這兩門極其艱深的語言也很難學得精通。而陳寅恪在歐美留學數年間，學習了十餘門語言，真很難保證其門門精通。
但“祛魅”的同時，並不妨礙陳懷宇對陳寅恪的高度評價，他仍然承認陳寅恪的語言能力在中國學術界獨步天下，並且著重指出陳寅恪掌握這麼多種外語尤其是西域古文字，主要目的是其在西域和邊疆問題的研究中，利用多種文字進行旁證、比對，以求找出最接近事實的答案。
從筆者的角度來說，個人較為贊同陳懷宇的研究論斷。《全唐詩》一共收錄了48000多首，陳寅恪若能背10萬首，那豈不是太“驚悚”了一點。同時他對陳寅恪語言能力的考察也有理、有據，令人信服。
另外一篇對陳寅恪的客觀評價來自他的妹夫，也是其表弟，臺灣原“國防部長”俞大維，在《悼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俞大維指出，“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俞大維與陳寅恪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可以說最了解陳寅恪的人了。文章深刻地指出：“他（指陳寅恪先生）研究的重點是歷史。目的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他常說：‘在史中求史識’。因是歷代中國興亡的原因，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際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是他研究的題目。此外，對於所謂玄學，寅恪先生的興趣則甚為淡薄。” 這一點好像與坊間傳播的“他對中國古代經典倒背如流”又有著些許矛盾。
文章的尾聲，俞大維至為悲痛地寫道：“在此時期，中國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關於蒙古史的直接資料；然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寫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時期者即為陳寅恪先生。有關係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備……他既無安定的生活，又無足夠的時間，未能完成他的心願，留給我們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能倉促寫成《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在他看來只是國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願是寫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他的大作不但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這是1970年3月，陳寅恪去世不久，在臺北舉行追思會上俞大維的發言文稿，據俞大維的子侄回憶，俞大維讀著這篇祭文，數次失聲痛哭，不能自己……
陳寅恪的學問的確像大海汪洋一樣，但還是有邊界的，有平方公里的。陳寅恪、錢鍾書、王國維三個人到底誰讀的書更多？誰的學問更大？當代著名學者李澤厚給出的答案較為公正。在他看來，“論讀書多，資料多，恐王不如陳，陳不如錢；但論學術業績，恐恰好相反。”
李澤厚的論斷有其客觀道理，陳寅恪、錢鍾書、王國維他們三人天賦和才華實則難分高下，但王國維五十歲時就英年早逝，而陳寅恪1945年55歲的時候就雙眼失明，其後只能是家人、助手和學生唸書給他聽，而錢鍾書活了88歲，飽學終生。因此，就讀書總量來講，錢鍾書無疑是冠軍，陳寅恪次之，錢鍾書再次之。而文章品質三者差之毫釐，王國維的文章寫得更清雅、聚氣和流暢，陳寅恪次之，錢鍾書再次之。
但無論如何，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他們三個人是頂天立地的“巨人”，其餘的學術巨擘跟他們比還最起碼差著一兩個甚至N多個檔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