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徵用一生譜寫了一篇明君良臣的佳話。魏徵逝世後，太宗常常感嘆，少了一個肝膽相照的魏徵是多麼的寂寞。

唐太宗貞觀年間，英才濟濟，名臣輩出，所謂“房謀杜斷”、十八學士、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等等，不勝列舉。魏徵是其中最為獨特的一位——他與唐太宗君臣諫諍的佳話，為後世樹立起一個光輝的典範。

那麼，魏徵是何許人也，又是怎樣一步步走上諍臣之路的呢？

魏徵早年政治生涯：從野士到政客

魏徵字玄成，河北鉅鹿人。他少年喪父，家境貧寒，又無心於操持生計，便出家當了道士。魏徵年輕時博覽群書，打下了很好的學問底子。

隋末農民起義時，經義軍首領元寶藏之手轉入瓦崗軍李密帳下。李密對魏徵經手的文書非常讚賞，見面之後，魏徵向李密進獻十條策略。李密表面上稱善，實際並未採納。

李密是個十分自負的人，對魏徵冷淡也在情理之中。但也從側面反映出魏徵的真正謀略水平並不高。

瓦崗軍擊敗宇文化及後，以元氣大傷的衰弱之眾與王世充激戰。魏徵指出瓦崗軍有兩大隱患，其一是將士久戰氣衰，且死傷眾多，不宜再戰；其二是軍中沒有建立起府庫，只靠隋朝的糧倉維持生計，將士有功而無法賞賜，士氣不振。

故：魏徵的對策是暫且深溝高壘，堅壁不戰，等王世充糧盡而退，再乘虛擊之。李密同樣沒有采納。

魏徵說的不對嗎？一點都沒錯，從屍山血海裡爬出來的李密不會傻到看不清這現狀。那為何不採納？

這其實就是書呆子策士與一軍統帥的區別。魏徵看到的只是眼前，而李密考慮的卻是全域性。李密的志向是拿下東都洛陽，當天下義軍的真正盟主。但崛起於關中的李唐已經躍躍欲試要爭奪洛陽，如果東西二都全部落入李唐之手，瓦崗軍就大勢去矣。面對必爭之勢，即便傾盡主力傷亡慘重，也要拿下東都佔住先手。如果中規中矩地按照魏徵的建議，倒是能磨死王世充，可洛陽就別想了。

策略方向是對的，形勢卻不夠理想。李密過分低估了王世充的戰鬥力，最終導致失敗。但從戰略上講，李密無疑比魏徵要高出一籌。

李密失敗後降唐，魏徵也一同歸唐。在長安待了一段時間，並沒有得到什麼重視，於是自告奮勇到瓦崗軍的故地招納李密的舊部。仍在鎮守黎陽的李密舊將李世勣，在魏徵的勸說下歸唐，但不久後竇建德揮兵南下，魏徵與李世勣都被竇建德所俘虜。竇建德任命魏徵為起居舍人，做的工作無非是文書草撰之類。

虎牢關一戰竇建德敗亡，魏徵與李世勣再次回到李唐。太子李建成在羅織勢力，聞聽魏徵甚有文才，便拜魏徵為太子洗馬。太子洗馬的職責是匡正太子的言行，雖然距離太子很近，卻不是什麼重要的職務。他屢屢勸李建成用心對付李世民，防止其奪位，李建成親征劉黑闥就是出自魏徵的建議。

玄武門之變後，太宗責問魏徵，為什麼要離間他們兄弟。其實李建成與李世民的關係，不待群臣挑撥就已經是一團糟，太宗說這樣的話，不過是故意加罪於魏徵。

魏徵生性直率，不和太宗繞彎子，脫口而出說：“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太宗素聞其名，沒想到還是頭倔驢，於是把魏徵留下不殺，任命為諫議大夫。

際遇明主：做一個徹底的諍臣

魏徵事主以忠直著稱，他不像李建成其他的餘黨，在唐太宗面前唯唯諾諾生怕得罪，而是堅持本分，只做事、不對人。這令唐太宗極為欣賞，所以從貞觀元年起，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就迅速親密起來，常常把他叫到宮中，詢問國政的得失。

魏徵敏銳地意識到唐太宗虛懷若谷的特點，也以受唐太宗賞識而驕傲，因而迅速激發出強大的熱情，坦誠無私地進言獻策。

由於性格耿直，說話不遮遮掩掩，魏徵的進言明顯區別於其他人，以亢直大膽而著稱。他敢於以秦二世、隋煬帝為對比，講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的道理，使唐太宗樹好靶子、警醒自己。又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把江山社稷與民心的關係赤裸裸地擺出來警告唐太宗。

魏徵的諫言內容很豐富，在君道之外，還對輕賦斂、收民心、選拔官吏等許多方面提出了諫議，讓唐太宗匡正策略。

名臣謝幕：唐太宗痛失鏡鑑

貞觀十七年，魏徵因病去世，終年64歲。唐太宗悲痛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唐太宗如此痛心疾首地悲嘆，既點明了魏徵作為一個忠君的諍臣的巨大作用，同時也隱隱約約道出了他對諫諍的態度。

任何一個皇帝都有其固有的侷限性，唐太宗縱然在納諫方面做的非常好，但他也有正常人的情感，不可能也不會一直接受諫言。在魏徵生命的最後幾年，太宗其實已經顯露出對進諫的不耐煩。貞觀十三年以後，除了魏徵仍在毫不放鬆的進諫，其他臣子已經不大敢直接指出唐太宗的失誤，轉而迎合他的好大喜功的心思，拍馬溜鬚的話漸漸多了起來。

所以，魏徵當面批評太宗說：“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遠者畏威而莫敢諫”。這種時候，也只有魏徵說的話太宗尚且能聽進去，他把魏徵的奏疏貼到屏風上，時時觀看，提醒自己。

為什麼魏徵的話有這麼大威力？不外乎魏徵通過十多年的不懈進諫，已經穩固地取信於太宗。縱使中間發生過任命親族為官的事，太宗也知道魏徵的忠君之心是乾淨純粹的，是徹底地為天子、為大唐的社稷著想的。

從這個角度說，太宗是真正把魏徵當成了鏡子，而且是獨一無二、無人可以取代的鏡子，這是長期的共事中形成的特有政治關係。只有魏徵的話他信，只有魏徵的出發點他徹底放心。

唐朝傑出官員代表——魏徵

說到這裡其實已經可以得出結論，唐太宗之採納自己信任的人的諫言，而對感情距離遠、政治態度不託底的諫諍者，他遠沒有史書記載中的那麼從善如流。

魏徵死後，朝臣公認的魏徵接班人劉洎，也和魏徵一樣忠誠無私地頻繁進諫。但他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遠遠不如魏徵。

貞觀十九年，也就是魏徵去世後兩年，太宗親征高麗，留劉洎輔佐太子李治。班師後太宗患了病，劉洎憂慮地說陛下的身體狀況令人擔憂。褚遂良誣告說，劉洎這是盼著老皇帝趕緊死，以便效法伊尹、霍光掌握大權。

太宗聞訊大怒。議論皇帝健康問題歷來十分敏感，一般都被視為對皇權有非分之想。這話要是魏徵說出來，那自然沒什麼。可劉洎是什麼人？你說這話就是居心叵測。惱怒的太宗當即下令讓劉洎自殺。

殺諫臣的同時，也令太宗更加感嘆，少了一個肝膽相照的魏徵是多麼寂寞。太宗專門下詔，號召眾臣學習魏徵，做到直言不諱。但他心裡其實也明白，君臣際遇可遇不可求，一個人一輩子可能也就那麼一個知己，失而不再，豈可再得。

太宗登上凌煙閣，默默對著魏徵的畫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詩：“勁條逢霜催美質，臺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臺上，空對餘形無復人”。表達了對這位終生的良師益友的哀思與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