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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慎字用修，號升庵，四川新都人，以博學著稱，《明史》本傳稱其“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

楊慎一生著述頗豐，經、史、詩、文、詞曲、音韻、金石、書畫無所不通，光詩作便有2300首之多。

“議大禮”是楊慎一生中的轉折點，楊慎最終被貶謫雲南，一直到逝世也沒能再次回到朝廷，世宗很是厭惡楊廷和父子，《明史》記載：“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

在雲南的幾十年間，楊慎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在雲南結交眾多好友，他與這些朋友遊覽了雲南的山山水水，每到一地，其中必定遊覽的是佛寺，他們在此觀賞佛寺清幽美景、設宴酬唱、借宿送別。

在其創作的所有詩中，有不少佛寺和與佛寺有關的詩，據筆者統計有160首之多。這些佛寺詩一方面折射出楊慎在被貶雲南之後複雜的心境，另一方面體現了佛寺對楊慎詩歌產生的獨特而又深遠的影響。

一、貶謫雲南

“議大禮”是楊慎的人生轉折點。明武宗死後無嗣，世宗由宗藩繼承皇位，而即位後六天就召集禮部，商議將自己的生父興獻王尊為興獻皇帝，以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

以楊廷和為首的閣臣強烈反對，堅持以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為叔父。這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皇權與閣權的對抗，最終閣權不敵皇權，楊廷和辭歸故里。

楊廷和非常擔心楊慎招致禍患，曾經特地寫曲子寄給楊慎，告誡他“端做閒官，只守閒官。常守三緘口，常懷一寸丹”，但是身處政治鬥爭中的楊慎無法置之度外。

嘉靖三年，因為兩次上議大禮疏，又率領眾臣櫃門哭諫，“中元日下獄，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日復杖之，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簡紹芳《贈光祿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楊慎年譜》），楊慎被貶謫到雲南，從嘉靖三年到三十八年卒於永昌，謫戍終身。

從嘉靖四年到二十七年間，不斷有人奏請赦免被貶謫的諸臣，但上言者往往獲罪。

楊慎一生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雲南完成，在被貶戍雲南期間，遠離家鄉和親人，被貶謫的憂愁與苦悶、思鄉之情長時間佔據了楊慎的心頭。如《畢節見滇老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白首話青春。不須更奏琵琶曲，司馬青衫淚滿巾。”這首詩借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詩句，以此來抒發自己的淪落之感，困窮盡現。

在謫戍途中的楊升庵，遠離家鄉與親朋好友，獨自一人，感到異常的落寞與孤寂，如《軍次書感》：

“憑高一望倍悽然，日暮烏啼生野煙。天地側身孤旅外，江湖短髮亂兵前。屈平憔悴漁翁問，韓信棲遲漂母憐。何事窮愁無伴侶，東風獨坐感華年。”

這首詩是楊慎到達永昌軍營時所作，面對戍地淒涼的景色，借屈原、韓信來抒發自己難以實現政治抱負的哀憤之感，“何事窮愁無伴侶，東風獨坐感華年”，孤獨無所依，又感覺自己虛度年華，其內心之鬱結難以排解。

對家鄉、對家人的思念一直貫穿在楊慎後期的詩歌創作之中，被貶謫到雲南的三十多年中，與親友團聚的時間少之又少，甚至直到生命結束的那一刻都遠離家鄉，這種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也只能寄託在自己的創作之中。

嘉靖十七年冬，楊慎第四次返回四川，十月由環洲入蜀，第二年返回雲南，往來經過金沙江，面對熟悉的景色，楊慎回憶起當年投宿嘉靖驛樓，在月色江聲之下，楊慎的離鄉幽獨之苦尤甚：

“往年曾向嘉陵宿，驛樓東畔闌干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宿金沙江》）

被貶謫雲南的三十多年間，這樣複雜的情緒一直交雜在楊慎心中，難以排解，唯有縱情於雲南美好的景色之中，而佛教寺廟作為獨特的旅遊勝地，其清幽的環境和有朋友在佛寺的交遊在一定程度上能平復楊慎內心的煩悶，與佛教僧侶交往以及楊慎自身對佛法的親近的過程之中，楊慎在佛禪之中暫忘痛苦。

二、楊慎佛寺旅遊路線

雲南自唐宋時期起，佛教盛行，寺廟遍佈雲南各地，大理和昆明地區尤其多。到了明代，統治者維護佛法，修建了大量的佛教寺院，據楊大禹在《雲南佛教寺院建築研究》中統計，明代修建的寺院，到清末猶存432座。

雲南崇聖寺

文人圈子當中，佛寺旅遊的風氣盛行，一方面，佛寺清幽的山水激發文人的創作靈感，積累創作素材；另一方面，佛寺可以為文人提供一定的服務功能，文人可以在佛寺遊覽風光、寄寓僧房、設宴酬唱、品茗清話 、手談坐隱、讀書修業、應試科舉等等。大多文人到達一地，必會遊訪當地的佛寺，佛寺在文人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楊慎在嘉靖四年正月抵達昆明，二月到永昌，三月就移居安寧。安寧城西北螳螂川西岸，與碧玉泉隔江相對為蔥山，在半山腰上有歷史悠久的曹溪寺。

安寧太守王白庵很看重楊慎，特地為他在城東修建了一座遙岑樓，供他居住和講學。就在距離遙岑樓不遠的地方，有座法華寺。

楊慎先去遊了法華寺（《遊法華寺晚歸再飲遙岑樓》），次年春天遊了曹溪寺（《新春始泛二首》）。

在雲南期間，楊慎遊歷了很多地方，主要是以他的住所安寧、高嶢為出發點，在周邊的地區進行短途的出遊。在一次次出遊的過程之中，佛教寺廟是必不可少之地。

筆者以時間為序，簡略歸納楊慎從嘉靖四年（1525）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楊慎遊覽過的寺廟和同行人員：

嘉靖四年（1525），三十八歲至滇，春日寄寓安寧，暫居遙岑樓中，遊法華寺（雲南安寧州洛陽山）

嘉靖五年（1526）春，遊曹溪寺（雲南安寧州）

嘉靖五年（1526）六月，楊廷和生病，楊慎首次返蜀，途中游萬福寺（雲南宜良縣西三十里）

嘉靖九年（1530）二月到三月，四十三歲還滇，遊大理感通寺（雲南大理府城南十二里），同行的有李元陽、董難、李仲。

嘉靖十年（1531）三月，四十四歲遊劍川與蒙化興教寺（雲南劍川州），同行的有李元陽、楊南金。

嘉靖十年（1531），遊圓覺寺（雲南蒙化府），同行的有左禎（蒙化土知府，彝族門生），朱光霽、張璧、朱寰、薛龠、左明理（皆彝族仕宦門生）。

嘉靖十二年（1533）春天，四十六歲返永昌，寓大理感通寺（雲南大理府）、與張含同遊光尊寺（永昌府）。

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癸巳之夏，臥痾三塔寺（雲南大理府）。

嘉靖十三年（1534），四十七歲遊阿迷祗林寺（雲南臨安府）。

嘉靖十四年（1535），遊福東寺（雲南臨安府）同行的有王廷表、葉瑞。

嘉靖十五年（1536）二月，四十九歲三次返蜀，與楊士雲（七子之一）遊湧金寺（雲南通海縣秀山），與王廷表、繆宗周遊感通寺（雲南大理府喜洲）。

嘉靖十六年（1537）四月，五十歲夏遊大理，秋寓高嶢弘聖寺（雲南大理府）。

嘉靖十八年（1539）正月，遊白鶴寺、霧中山開化寺（四川邛州）同行的有邛州太守張紀，大邑侯吳興，邛州李廉、王葵等

嘉靖二十四年（1545）二月，與簡紹芳同遊羅漢寺（雲南府碧雞山）。

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與簡紹芳、園曉（羅漢寺住持）、園淨（羅漢寺僧侶）同遊羅漢寺（雲南府碧雞山）。

嘉靖二十五年（1546），五十九歲寓大理崇聖寺（大理府）。

嘉靖二十六年（1547）秋，移居高嶢遊臨安華亭寺（昆明）。

嘉靖二十七年（1548），與侍郎唐錯、御史陳表遊海寶寺（歸化縣西十五里）。

嘉靖二十七年（1548）秋，遊華亭寺（雲南昆明）。

嘉靖二十八年（1549）三月，與葉泰、沐五華遊太華寺（雲南昆明西山）。

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游龍華寺（趙州龍華山）。

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到三十七年（1558）冬之間，曾遊玉蟾寺（瀘州玉蟾山）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眼神回到闊別了三十多年的永昌，老態龍鍾的張含來迎接他，楊慎被安置在城北的臥佛寺，在晨鐘暮鼓中度過了他的餘生。

四、楊慎佛寺詩內容

楊慎的佛寺詩共計有160首，這些詩歌的內容不盡相同，這些佛寺詩不僅折射出楊升庵在被貶雲南後複雜的內心世界，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佛寺對於楊慎詩歌產生的獨特影響。

通過對160首佛寺詩的內容的分析，以寫景抒情為內容的最多，贈答酬唱其次，交遊第三，加起來共計120首，佔了所有佛寺詩的四分之三。

這其實與楊慎自身的經歷有關，楊慎被貶雲南之後，有不少朋友為他求情，但是都遭到了處罰，再加上統治者對他們父子二人的厭惡，致使楊慎心灰意冷，知道自己再也沒有了回到了朝廷的可能，甚至連回到家鄉的這個願望也無法實現。

新都楊慎祠

唯有縱情於雲南山色、與朋友交遊之中才能忘卻煩惱。佛寺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宗教氛圍等在楊慎的生活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簡單地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避世之地，平復心緒

佛寺通常深藏於山中、遠離人世塵囂，這樣的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詩人內心被貶謫的壓抑與惆悵。

這些詩作大部分都是描寫佛寺以及佛寺周圍幽深寂靜、遠離塵世的環境，如；“淨域無塵雜，風花落漸多。空門元不閉，屐齒未曾過”（《清淨寺》）；“絕頂愁飛鳥，丹霞隱林妙。孤僧早閉門，熒熒佛燈小”（《妙高寺》）；“鬆庵繞古鬆，露鬣交雲尾。蘿徑少人行，日暮嘯山鬼”（《鬆隱庵》）；“羅綺伴山遊，雲林意轉幽。苔愁金屐齒，花妬錦纏頭”（《遊法華寺晚歸再飲遙岑樓》）等等。

在這些詩中，作者常常表露出自己沉浸在這樣遠離塵囂的環境中，自由放鬆、脫離煩惱的心情，如《九鼎寺》： “佛緣甘苦寂，僧行厭喧豗。野鹿啣花過，山禽薦果來。獨躭塵外趣，人世莫相猜。”

作者在這樣如仙境一般的地方，彷彿忘記了被貶謫所帶來的痛苦，朝堂之上的爭鬥與喧豗在這樣的環境之中都不值得一提，正所謂“獨躭塵外趣，人世莫相猜”。

再如《石寶山寺與仁夫同賦》：“秦客迷青靄，湯休和碧雲。便應開淨社，甘露洗塵紛”；“雲房篝語夜更闌，且進檳榔熨薄寒。菊裡陶潛閒白社，鬆間絳守對蒼官。塵緣自昔消千偈，泡影從今等六觀。豺虎多情魑魅喜，客身不覺有衰殘”（《宿太華寺次韻二首》其一）；“超然已脫塵凡想，願借西窗坐夜闌”（《太華寺》）；“靜裡自能忘色相，忙中不解送居諸”（《香山寺》）。這些詩句都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楊慎希望在佛寺清幽、遠離塵世的環境中暫忘煩惱與痛苦的心願。

2、交遊之所，互訴衷腸

在雲南的日子裡，遠離親人的楊慎，難免覺得孤寂，幸好楊慎在雲南朋友很多，來往最多要數“楊門六學士”：李元陽、楊士雲、張含、王廷表、唐錡和胡廷祿，再加上吳懋，並稱“楊門七子”。

在楊慎所有關於佛寺的詩中，以與友人的交遊、贈答酬唱、送別為內容的詩歌就有五十四首，佔了所有佛寺詩的18.2%。可見，佛寺是楊慎與朋友來往不可或缺的交遊場所。

他們共賞佛寺周圍的景色，在佛寺設宴酬唱，吟詩作對，互訴衷腸，相互慰藉，成為彼此的知音好友。在與朋友的交往之中，楊慎內心的愁苦悲悶和思鄉之情得到了一定的緩解。

楊慎常常與友人共遊佛寺，次數較多要算“楊門七子”，李元陽便是其中之一。

李元陽，《中溪家藏匯稿》卷首載李選《侍御中溪李公行狀》謂：“元陽字仁甫，白族，世居大理點蒼山十八溪中，因號中溪。嘉靖元年中雲貴鄉試第二，丙戌成進士。初授翰林院庶吉士，尋以議禮忤權臣，初補分宜，丁內艱歸。”

嘉靖十八年（1539），因上疏請求嘉靖皇帝不要去承天，被貶往荊州任知府。在官場的十多年見，看透了官場的黑暗腐敗，最終在嘉靖二十年（1541），借奔父喪，棄官回鄉，從此隱居大理40年未再出仕。

嘉靖九年（1530）二月到三月，他在李元陽陪同下共遊了大理。大理“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奢”，古有妙香國之稱，自南詔以來佛寺盛行。蒼洱之間，寺廟林立。

楊慎和李元陽遊點蒼山時投宿感通寺，楊慎《遊點蒼山記》：“庚寅二月，重遊大理，與李元陽遊點蒼山，寓感通寺二十日，撰《轉註例》。”乾隆《大理府志》卷二十七：“府城西南十一里，又名蕩山寺。漢時摩騰竺法蘭由西天入中國時建。”

楊慎去過很多佛寺，但是在感通寺待的時間最長，其後的嘉靖十五年和二十五年，楊慎還數次遊覽感通寺，住宿寫韻樓，讀書著述和教授生徒。

在感通寺待了二十幾天之後，又到了弘聖寺，一路上游山玩水，頗為愜意。夜宿三塔寺，寫下了《與李仁夫內翰會宿三塔寺得颸字》。嘉靖十年（1531）三月，他又約了李元陽一起同作石寶山之遊，考察南詔的歷史，李元陽《遊石寶山記》：“嘉靖辛卯暮春，成都楊修撰約予同遊”。

三月五日，他們到達興教寺，適逢寺內的海棠盛開，楊升庵觸景傷情，寫下了《興教寺海棠》：

“雨樹繁花占上春，多情誰是惜芳人。京華一朵千金價，肯信空山委路塵。”楊慎以海棠來寄託自己的身世，既喻貶謫沉淪之苦，亦示孤芳異俗之情。

李元陽與楊慎頗為相似的經歷，使得他對楊慎的內心痛苦感同身受，寫下了《和楊太史詠興教寺海棠》二首來安慰他，其一曰：

“國色名花委路傍，今年花似去年芳。莫言空谷知音絕，也有題詩玉署郎。”兩人相同的遭遇在同一時刻觸景生情，唯有作詩相互慰藉。

其實，楊慎在雲南的日子，內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唯有與友人傾吐一二，才能讓內心的壓抑得到一定的釋放。

在楊慎的佛寺詩中，這樣的內容也比較多，如《四月八日觀李中溪元陽浴佛會》中“伊予漂戎旅，同君登法船”，一句，楊慎在佛會上感慨自己一生漂泊，希望跟李元陽同登法船，度過生死苦海，到達“彼岸”。

楊慎在雲南的眾多朋友之中，張含可以說是與他淵源最深的一位。根據《滇志》卷十四《張志淳傳》記載，二人的父親交好，在父輩的介紹下，兩人一見如故，志趣相投，遂成為金石之交。

從少時到白首，兩人從未斷絕聯絡，交情深厚。後來楊慎謫戍雲南，張含對升庵頗為照顧。

嘉靖十二年（1533）春天，楊慎在永昌見了自己思念已久的朋友張含，在永昌停留了一段時間，又要辭別張含，張含依依不捨將楊慎送到了離永昌城北二十五里的光尊寺，在這裡楊慎寫下了《光尊寺別張愈光》：

“萬里炎荒萬里身，銷魂何事別離頻。光尊寺裡桃應笑，回首東風九度春。”

雖然同在雲南，但是兩人聚少離多，被貶到雲南永昌的第二個月便離開了，此後的三十多年見，楊慎與張含都只是短暫的相逢又匆匆地告別。

楊慎的佛寺詩中還有不少在佛寺送別友人的詩，這些詩大多都體現詩人對友人的不捨，如《將之江陽過新繁，樊九岡王七峰袁否泉王漆西相送至龍藏寺》。

這首詩做於楊慎流放雲南二十八年之際，這年在朋友鮑象賢和眾人的極力相助之下，終於在秋天借派赴兵役的名義讓升庵得以還蜀，病默許他久居江陽（瀘州），儘管回鄉心切，但是面對眾多友人，楊慎亦然流露出依依不捨之情，詩中一句“珍重故人相慰藉，百壺清酒足銷憂”，感人肺腑，友誼情深。

3、佛禪之法，暫忘痛苦

在被貶謫雲南的三十多年間，楊慎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儘管在遊歷雲南美景以及與友人的交往中能得到一定的緩解，但是楊慎依然需要一種精神上的解脫，人生的艱難激發了他強烈的生命和自我意識，使得他在遊覽佛寺和與僧侶接觸的過程中表現除了對佛法的期望：希望通過對佛法的體悟去除煩惱、平復心緒、忘卻得失。

楊慎遊覽眾多佛寺，在很多佛寺留下了自己的墨寶，現存的有臥佛寺、感通寺、圓通寺、曹溪寺、弘聖寺、峨眉山寺、北巖寺、華亭寺等等。

楊慎與僧侶交往頻繁，在高嶢居住時，與華亭寺的勝任德林交往甚密，曾為華亭寺題過楹聯，其中有“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云云。《華亭寺僧德林送山茶花》一詩就記敘了華亭寺僧人德林給自己送山茶花，共同探討佛法一事。

另外一首《雲寮篇送釋真著歸霧中山》：

“詩裡無僧句不清，雲僧況是有時名。僧廬元在霧中住，雲收霧散歸山去。山房請我題雲寮，碧雲詩和白雲謠。雲邪霧邪遠莫辨，禪誦山中昏復朝。”

楊慎與僧人釋真著交好，於霧中山上與其日夜禪誦，可見楊慎與佛法的親近。

在《圓通寺次顧惟賢韻》一詩中，楊慎這種對佛法的自然親近就表現地很明顯了：

“古木迴廊絕地陰，謝公應不倦登臨。忽聞清梵發深省，肯向空門生住心。鴻雁冥冥日月白，蛟龍時時風雨吟。焚香掃地亦何事，洗髓伐毛承妙音。”

在這首詩裡，升庵明顯表現出對佛禪之法的嚮往，於清梵之中審視自我。通過平常的焚香掃地等這種佛寺尋常瑣事之中，平靜自己的內心，希望達到“洗髓伐毛”的效果。

楊慎在與佛法親近的過程中，深受佛教思想的浸染，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佛教術語，以此來表達自己內心複雜的情感與思想。比如《臥佛》一詩：

“金仙疲津樑，雲臥恣天行。菩薩嘆退位，未盡區中情。二諦憑誰解，松風與水聲。”

楊慎自嘲如臥佛“退位”，萬里譴戍，疲於道途。雖然遠離權力中心，但是仍然關心朝政。在“松風與水聲”即自然常理之中，體味“真俗二諦”，佛家稱如是為俗，出世曰真，究竟是忘卻世間煩雜，還是投身官場積極運作，實在難解。

五、結語

楊慎在被貶之後，心中抑鬱複雜，而佛寺清幽寧靜、優美怡人、與世隔絕的環境，以及佛法的奧妙都在楊慎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楊慎所作佛寺詩有160首之多。

他在佛寺之中排解心中苦悶，與友人在此酬唱送別、吟詩作對，在學習佛法、參與佛寺相關活動的過程中尋求心理上的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