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郭林宗在大漢王朝各州郡周遊，曾到陳和樑的領地，遇見大雨，風吹起了頭巾的一角，那樣的風流和姿態在知識分子圈子的轟動，這樣的裝扮被稱為"林宗巾"，成為當時時尚界竟相模仿裝扮。有沒有熟悉的感覺，北周的獨孤信和南朝的衛玠就有過這樣的際遇，舉手投足之間成為眾人模仿的物件。不過他們都是多年後的事情了。

多年後，郭林宗死後，是怎樣的一個盛大場面，據《後漢書》記載，"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那郭林宗不是高門大族也不是達官顯宦，是怎樣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又引領了怎樣的風潮，為何能引起士人的推崇？為何能有這樣的風流，身上又有怎樣的故事？

有人曾經問範滂，郭林宗是怎樣的一個人，他說，"身處隱居之世而不放棄侍奉父母，與世俗之人來往依然堅守德操，不成為天子臣下，也不與諸侯同流，我不知道別的了"。這個概括可謂恰如其分，作為郭林宗，他堅守的是儒家入世的信仰和理想，但是面對東漢末期對士人、對知識分子的現狀，又顯得十分悲觀，對為政者十分失望，但是又十分渴望通過努力改變這個世道。

作為當時的名人，郭林宗想要從政，走仕途的道路，不難，名氣滿天下，很多人勸他從政，也有高官想要徵辟他，比如司徒黃瓊，太常趙典等人，畢竟從政是很多士人的理想，也是儒家思想弘揚之道，但是郭林宗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 "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這是他對時局的看法，也是當時某些具有相同理想的知識分子的看法。比如徐稚、魏桓、袁閎等人，比如當司徒黃瓊死後，徐稚前去弔唁，哭完就走，也不留姓名，郭林宗等人想想應該就是徐稚了，叫人去追趕，他說"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由此可見，作為隱逸之人，對當時的時局已存有這樣的共識和預見。除了所見所聞的黨錮之禍以外，也體現當時的知識分子的內心矛盾與彷徨。所以他們選擇不與時代共處，而是與知識分子相安，傳授弟子，傳播思想。

郭林宗與徐稚還是有區別，徐稚採取是完全不合作、不與世交流的全然避世的做法，而郭林宗依然秉承儒家的精神信條，要改變世人、也要改造士人。因此他要"貞不絕俗""救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微覺"（鄧安生《蔡邕集編年校注･郭有道林宗碑》），但對於當時的黨人，他也並非完全同意。當時知識分子熱衷清議，並形成黨人，互相標榜，評議時政，比如桓帝時，尹房植和周福的門客開始互相標榜互相攻擊，開始結黨從此開始，作為知識分子的群體無意識自發標榜攻擊，其並非理智而清醒的行為，直到後來演變成為一股輿論潮流，席捲當時的政壇，連當權的外戚與權宦也不敢小覷。但是郭林宗雖然是這股潮流中的引領人物，但他卻並不非完全贊同黨人的作風，畢竟革命隊伍中也混進了不少沙子'。

郭林宗的理想狀態是，"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於將順，終於匡救，濟俗變教，隆化之道也"（《後漢紀》），他認為要改造士人，要通過"濟俗變教"來實現理想，通過鼓勵自我實現、自我改正個人價值觀、理想信念來改造人的精神。具有儒家真正的人文關懷。

有個例子，就是賈淑字子厚，是郭林宗的同鄉，家中世代有人為官，不過其人性情險惡，林宗母親去世，賈淑過來弔唁，而鉅鹿的孫威也過來弔唁，看到賈淑在，就不進去，掉頭要走，郭林宗追趕了出來，說賈子厚確實是德行惡劣，不過現在已經誠心向善，孔子並不避諱鄙陋的鄉人，所以我允許他進來。賈淑聽到以後從此改過自新，終於成為善良之人。

郭林宗不是言語指責賈淑，也是通過權威教化與精神的力量，激發賈淑的愧疚之心，給予正面 的力量，激勵賈淑為善，向善。使賈淑改變思想，正視自己的行為。郭林宗正是通過這樣的行為，通過語言的力量、輿論的力量來引導世俗，引導人們的內心向善，確實是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不僅在之世分子階層中引起巨大的響應也在多年以後為士人開闢了一條新的精神領地，雖然之後的多年，品鑑人物、清議時政變成清談、談玄，脫實向虛，而內容也變成老莊玄學，但是，郭林宗的精神境界卻值得我們深思與厚學，為儒家"退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理想、為苦厄之中知識分子增加了安身立命的精神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