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做為明朝時代人見人怕的特務機構，相信多數國人都知道，但在錦衣衛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時間、四大特務機構並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
錦衣衛
錦衣衛原先是軍事建制。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朱元璋改革禁衛軍，建立了12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即一部分是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這些人雖名為“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一個個長得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洪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人有一定震懾作用。錦衣衛中負責“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是用來做儀仗禮儀，後來由於他大肆屠戮功臣，認為司法機構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於是將錦衣衛的保衛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為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擁有自己的監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眾。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的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是貧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奪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奪取了侄兒的江山，由於這種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對皇權的維護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強烈慾望。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地擴大了。錦衣衛的指揮使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打擊異己，又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明成祖時的紀綱、明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明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有人甚至評價道，明朝不是亡於流寇，而是亡於廠衛。
傳說有一次明朝的開國重臣宋濂，秉性老實忠厚，年紀雖老，辦法卻還算得力，讓皇帝滿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為總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紀大了，體力有些不支，過於勞累，就順口賦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遂得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見宋濂便說：昨天做得好詩!可是我並沒有嫌你遲呀，還是改成“憂”吧。嚇得宋濂趕忙拜倒謝罪。當朝宰相只不過在自己家中偶爾感嘆一下，沒想到第二天就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裡，可見錦衣衛勢力之大。
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違紀的士大夫的一項酷刑。一旦哪位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午門行刑。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準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像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皇帝對此樂此不疲，錦衣衛也就對它情有獨鍾了。
朱元璋設定錦衣衛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朱元璋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若干由頭，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盡，《明史·刑法志》記載：“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且四萬。”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術不正的產物，所以其後遺症也特別嚴重。
由於錦衣衛是由皇帝直接管轄，朝中的其他官員根本無法對他們干擾，因而使得錦衣衛可以處理牽扯朝廷官員的大案，並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員多畏懼錦衣衛。但是，錦衣衛的刑訊範圍只針對官員士大夫，所以一般不會審訊以及捉拿普通百姓。普通的百姓刑、民事案件只通過正常的司法進行處理。
錦衣衛，全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是明代極為重要的軍事單位。早在明朝建立之前，身為吳王的朱元璋設立了拱衛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的儀仗和侍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除了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取而代之設定了錦衣衛。它既擔負了親軍都尉府的侍衛之職，又繼承了儀鸞司掌管鹵簿儀仗的任務。可見錦衣衛在設立之初所扮演的角色是皇帝的儀仗隊和貼身衛隊。
錦衣衛建立之時，衛所制度已經確立。明朝的軍隊組織分為衛、所兩級，較小的據點設所，形勢險要而又關聯幾個據點的地域設衛，所統轄於衛。全國的軍隊都編在衛所之內。地方衛所軍由當地最高軍事機構都指揮使司管轄，都指揮使司又分隸於京師的五軍都督府;此外，還有一部分衛所由皇帝直接統率，叫作親軍，又稱上直衛，是專門負責拱衛宮廷和皇城的禁軍。錦衣衛就是親軍中的一衛，與其他親軍相比，它與皇帝的關係最密切，權勢也最重。
由於地位高貴，錦衣衛衙門不像其他親軍衙門那樣散落在京城的坊巷中，而是靠近皇城的正門承天門，在千步廊西側，毗鄰五軍都督府，與東側的六部隔街相望，位於明代核心權力機構的駐地。
一般的衛只統轄5個所，定額5600人，而錦衣衛卻轄有17個所，在籍人數一度超過6萬。一般衛所統領的士兵統稱為“軍卒”，而錦衣衛統領的士兵則有“校尉”、“力士”和“大漢將軍”等諸多名號。一般衛的首領指揮使為正三品官，職務世襲，而錦衣衛指揮使由於是皇帝的心腹，往往指派勳臣貴戚或都督一級的大將兼任，官職最高者達到正一品。
除17個所之外，錦衣衛還轄有一個經歷司和南北兩個鎮撫司。經歷司掌管收發公文。南鎮撫司掌管本衛的刑法事務，兼理軍匠;北鎮撫司專掌詔獄，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任何有可能威脅皇權的官吏軍民都在他們的偵緝和懲治範圍之內，這就使得錦衣衛的權勢極大，地位愈發特殊。
著名首領
紀綱：原是山東秀才，為人機敏，擅長騎射，在靖難之役時投靠燕王朱棣，深受賞識，被任命為永樂時期的首任錦衣衛指揮使。他奉旨大肆捕殺反對朱棣的建文帝舊臣，同時也藉機羅織罪名，貪贓枉法，剷除異己。他曾多次偽造詔書，敲詐鹽場。又誣陷權貴鉅商，藉以勒索重金。文淵閣大學士解縉，被他用酒灌醉，脫光衣服，凍死在雪地裡。挾勢弄權的紀綱野心膨脹，越發肆無忌憚，他蓄養了大批武士並私藏大量刀弓甲冑，有不軌之心。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紀綱奉命為明成祖選妃時，竟然先選出絕色美人私納於家中。後來，紀綱被有仇隙的宦官告發，朱棣將他凌遲處死。
袁彬：錦衣衛並非都是大奸大惡之人，英宗時的指揮使袁彬就稱得上忠義正直之士。袁彬生於侍衛家庭，他的父親是錦衣衛校尉，袁彬39歲時承襲了這一職務。英宗御駕親征，遭遇了“土木之變”，明軍大敗。當英宗被敵軍俘虜時，身邊侍衛只剩袁彬一人，其他人都已逃散。皇帝被挾持到北京城外，之後又被擄到蒙古草原，期間遭遇種種艱險，都有袁彬在身旁護衛。寒冷的夜晚，他將皇帝的雙腳抱在懷裡，為其取暖;艱難的處境中，他談笑從容，為皇帝消解煩惱;敵人軟硬兼施，誘使英宗投降，他闡明大義，極力勸阻;身為俘虜，四面受敵，他還是設計剷除了叛徒喜寧。英宗復位之後，袁彬又參與平定了曹吉祥和石亨的叛亂。到了憲宗時期，袁彬被授予錦衣衛指揮使，他任職12年，恬淡寡欲、剛正不阿，一改錦衣衛統帥招權納賄、欺罔官民的形象。
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為錦衣衛有非法凌辱、虐待囚犯的行為，朱元璋下詔焚燬錦衣衛刑具，廢除了他們的這項職能。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後，恢復了錦衣衛的所有權力，並有所加強。他設定了北鎮撫司，專理“詔獄”，可以直接逮捕和拷問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這些司法機關無權過問。明憲宗成化年間又增鑄了北鎮撫司印信，一切刑獄專呈皇帝，毋須通過指揮使轉達，使錦衣衛北鎮撫司成為皇帝直轄的司法機構，權力達到極致。
負責偵察、緝捕的錦衣衛官校稱為“緹騎”。由於權力缺乏限制，他們為了邀功請賞而羅織罪名，不擇手段地擴大牽連範圍，製造的冤假錯案不勝列舉。另外，錦衣衛擁有特權，無形中令他們可胡作非為、貪贓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護，造成了社會的混亂不堪。所以說，明之亡於廠衛，是間接引起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猖狂的東廠西廠
除了錦衣衛之外，明朝還有另外兩個特務機構，那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一直擔心帝位不穩，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他並不十分支援。為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專制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還不夠用，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出過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絡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因此被命名為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檔案，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檢視;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採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彙報，要方便得多。
東廠府衙，大廳左側供奉著岳飛的雕像，右側刻著胰式芏案的故事。歷屆東廠廠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廳西側的祠堂裡，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東廠人員的所作所為與這些擺設實在相差太遠。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裡面活動，並非完全為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為自己牟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得舉國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則是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與東廠相對的是西廠，西廠在歷史上只短期存在過，明憲宗成化年間，先是京城內出現了“妖狐夜出”的神祕案件，接著又有一個妖道李子龍用旁門左道蠱惑人心，甚至網羅了很多太監，意圖不軌。雖然李子龍和他的黨徒最終被錦衣衛一網打盡，但明憲宗由此深感偵刺力量的不足。於是他身邊的小太監汪直被選中，派往宮外打探訊息。汪直抓住了這個機會，到處捕風捉影，蒐羅了不少所謂的“祕密訊息”報告給了憲宗。憲宗認為這些訊息很有價值，對汪直的表現也十分滿意，要他繼續做下去。
幾個月後，憲宗成立了一個新的內廷機構——西廠，首領便是汪直。西廠的軍官主要從禁衛軍中選拔，這些人再自行選置部下，短短几個月內，西廠人員極度擴充，其勢力甚至超過了老前輩東廠。西廠的成立，本來只是為了替皇帝刺探訊息，但汪直為了升官發財，拼命地構置大案、要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西廠在全國佈下偵緝網，主要打擊物件是京內外官員，一旦懷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經由皇帝同意，之後當然就是嚴刑逼供，爭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對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會被西廠以妖言罪從重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西廠僅僅成立5個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學士商輅為首的輔臣集體上書，向憲宗痛陳西廠之危害，並將汪直辦下的不法之事一一舉報。憲宗收到奏章後為之震驚，於是撤銷西廠，遣散了西廠的人員。但沒有西廠的日子總讓憲宗覺得沒有安全感，奸臣戴縉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後，主動上書，大肆吹捧汪直。憲宗大喜，立刻恢復西廠，廢與舉之間，只相隔一個月。汪直復出後，更加嚴酷地辦案，戴縉也得以升職。
在此後的5年裡，汪直領導西廠又辦下了無數“大案”，將反對自己的朝臣如商輅、項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權勢也達到了極點。後來，汪直極度膨脹的權力引起皇帝的警覺，汪直最終被調出京城，西廠也隨之解散。
明武宗繼位後，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西廠復開，由太監谷大用領導。這時西廠和東廠都受劉瑾的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劉瑾又自建了一個內行廠，由本人直接統領，其職能與東西廠一樣，但偵緝範圍更大，甚至包括東西廠和錦衣衛。一時間，錦衣衛、東西廠、內行廠四大特務機構並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直到劉瑾倒臺，武宗才下令撤銷西廠和內行廠。
廠衛特務制度是皇帝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實行的個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務監視，從而產生一種自己隨時處在監視之中的感覺。任何一點不夠“老實”的動作，都可能造成無法預估的可怕後果，從而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只能乖乖地做個順民。但特務們權力傾軋，殘害忠良，最終倒黴的，還是整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