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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衣衛做為明朝時代人見人怕的特務機構,相信多數國人都知道,但在錦衣衛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時間、四大特務機構並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

錦衣衛

錦衣衛原先是軍事建制。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朱元璋改革禁衛軍,建立了12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即一部分是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這些人雖名為“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這些人都不是等閒之輩,一個個長得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洪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人有一定震懾作用。錦衣衛中負責“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是用來做儀仗禮儀,後來由於他大肆屠戮功臣,認為司法機構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於是將錦衣衛的保衛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為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擁有自己的監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眾。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的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是貧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奪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奪取了侄兒的江山,由於這種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對皇權的維護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強烈慾望。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地擴大了。錦衣衛的指揮使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打擊異己,又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明成祖時的紀綱、明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明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有人甚至評價道,明朝不是亡於流寇,而是亡於廠衛。

傳說有一次明朝的開國重臣宋濂,秉性老實忠厚,年紀雖老,辦法卻還算得力,讓皇帝滿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為總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紀大了,體力有些不支,過於勞累,就順口賦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遂得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見宋濂便說:昨天做得好詩!可是我並沒有嫌你遲呀,還是改成“憂”吧。嚇得宋濂趕忙拜倒謝罪。當朝宰相只不過在自己家中偶爾感嘆一下,沒想到第二天就傳到了皇帝的耳朵裡,可見錦衣衛勢力之大。

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違紀的士大夫的一項酷刑。一旦哪位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午門行刑。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準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像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皇帝對此樂此不疲,錦衣衛也就對它情有獨鍾了。

朱元璋設定錦衣衛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朱元璋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若干由頭,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盡,《明史·刑法志》記載:“胡惟庸、藍玉兩案,株連且四萬。”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術不正的產物,所以其後遺症也特別嚴重。

由於錦衣衛是由皇帝直接管轄,朝中的其他官員根本無法對他們干擾,因而使得錦衣衛可以處理牽扯朝廷官員的大案,並直接呈送皇帝。所以,朝中官員多畏懼錦衣衛。但是,錦衣衛的刑訊範圍只針對官員士大夫,所以一般不會審訊以及捉拿普通百姓。普通的百姓刑、民事案件只通過正常的司法進行處理。

錦衣衛,全稱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是明代極為重要的軍事單位。早在明朝建立之前,身為吳王的朱元璋設立了拱衛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的儀仗和侍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撤除了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取而代之設定了錦衣衛。它既擔負了親軍都尉府的侍衛之職,又繼承了儀鸞司掌管鹵簿儀仗的任務。可見錦衣衛在設立之初所扮演的角色是皇帝的儀仗隊和貼身衛隊。

錦衣衛建立之時,衛所制度已經確立。明朝的軍隊組織分為衛、所兩級,較小的據點設所,形勢險要而又關聯幾個據點的地域設衛,所統轄於衛。全國的軍隊都編在衛所之內。地方衛所軍由當地最高軍事機構都指揮使司管轄,都指揮使司又分隸於京師的五軍都督府;此外,還有一部分衛所由皇帝直接統率,叫作親軍,又稱上直衛,是專門負責拱衛宮廷和皇城的禁軍。錦衣衛就是親軍中的一衛,與其他親軍相比,它與皇帝的關係最密切,權勢也最重。

由於地位高貴,錦衣衛衙門不像其他親軍衙門那樣散落在京城的坊巷中,而是靠近皇城的正門承天門,在千步廊西側,毗鄰五軍都督府,與東側的六部隔街相望,位於明代核心權力機構的駐地。

一般的衛只統轄5個所,定額5600人,而錦衣衛卻轄有17個所,在籍人數一度超過6萬。一般衛所統領的士兵統稱為“軍卒”,而錦衣衛統領的士兵則有“校尉”、“力士”和“大漢將軍”等諸多名號。一般衛的首領指揮使為正三品官,職務世襲,而錦衣衛指揮使由於是皇帝的心腹,往往指派勳臣貴戚或都督一級的大將兼任,官職最高者達到正一品。

除17個所之外,錦衣衛還轄有一個經歷司和南北兩個鎮撫司。經歷司掌管收發公文。南鎮撫司掌管本衛的刑法事務,兼理軍匠;北鎮撫司專掌詔獄,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任何有可能威脅皇權的官吏軍民都在他們的偵緝和懲治範圍之內,這就使得錦衣衛的權勢極大,地位愈發特殊。

著名首領

紀綱:原是山東秀才,為人機敏,擅長騎射,在靖難之役時投靠燕王朱棣,深受賞識,被任命為永樂時期的首任錦衣衛指揮使。他奉旨大肆捕殺反對朱棣的建文帝舊臣,同時也藉機羅織罪名,貪贓枉法,剷除異己。他曾多次偽造詔書,敲詐鹽場。又誣陷權貴鉅商,藉以勒索重金。文淵閣大學士解縉,被他用酒灌醉,脫光衣服,凍死在雪地裡。挾勢弄權的紀綱野心膨脹,越發肆無忌憚,他蓄養了大批武士並私藏大量刀弓甲冑,有不軌之心。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紀綱奉命為明成祖選妃時,竟然先選出絕色美人私納於家中。後來,紀綱被有仇隙的宦官告發,朱棣將他凌遲處死。

袁彬:錦衣衛並非都是大奸大惡之人,英宗時的指揮使袁彬就稱得上忠義正直之士。袁彬生於侍衛家庭,他的父親是錦衣衛校尉,袁彬39歲時承襲了這一職務。英宗御駕親征,遭遇了“土木之變”,明軍大敗。當英宗被敵軍俘虜時,身邊侍衛只剩袁彬一人,其他人都已逃散。皇帝被挾持到北京城外,之後又被擄到蒙古草原,期間遭遇種種艱險,都有袁彬在身旁護衛。寒冷的夜晚,他將皇帝的雙腳抱在懷裡,為其取暖;艱難的處境中,他談笑從容,為皇帝消解煩惱;敵人軟硬兼施,誘使英宗投降,他闡明大義,極力勸阻;身為俘虜,四面受敵,他還是設計剷除了叛徒喜寧。英宗復位之後,袁彬又參與平定了曹吉祥和石亨的叛亂。到了憲宗時期,袁彬被授予錦衣衛指揮使,他任職12年,恬淡寡欲、剛正不阿,一改錦衣衛統帥招權納賄、欺罔官民的形象。

洪武二十年(1387年),因為錦衣衛有非法凌辱、虐待囚犯的行為,朱元璋下詔焚燬錦衣衛刑具,廢除了他們的這項職能。明成祖朱棣登基之後,恢復了錦衣衛的所有權力,並有所加強。他設定了北鎮撫司,專理“詔獄”,可以直接逮捕和拷問犯人,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這些司法機關無權過問。明憲宗成化年間又增鑄了北鎮撫司印信,一切刑獄專呈皇帝,毋須通過指揮使轉達,使錦衣衛北鎮撫司成為皇帝直轄的司法機構,權力達到極致。

負責偵察、緝捕的錦衣衛官校稱為“緹騎”。由於權力缺乏限制,他們為了邀功請賞而羅織罪名,不擇手段地擴大牽連範圍,製造的冤假錯案不勝列舉。另外,錦衣衛擁有特權,無形中令他們可胡作非為、貪贓枉法而又得到了皇帝的“屏障”保護,造成了社會的混亂不堪。所以說,明之亡於廠衛,是間接引起明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猖狂的東廠西廠

除了錦衣衛之外,明朝還有另外兩個特務機構,那就是東廠和西廠。東廠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發動“靖難之役”奪取了侄子的皇位後,朱棣一直擔心帝位不穩,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他並不十分支援。為了鞏固政權,朱棣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專制機構,但他覺得設在宮外的錦衣衛使用起來還不夠用,於是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機構。在朱棣起兵的過程中,一些宦官出過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鄭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還是覺得宦官比較可靠,而且他們身處皇宮,聯絡起來也比較方便。

就這樣,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建立了一個由宦官掌領的偵緝機構,由於其地址位於東安門北側,因此被命名為東廠。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起初,東廠只負責偵緝、抓人,並沒有審訊犯人的權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給錦衣衛北鎮撫司審理,但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主和廠督,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除此以外,東廠中設千戶一名,百戶一名,掌班、領班、司房若干,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也稱檔頭,番役就是我們俗稱的番子。

東廠的偵緝範圍非常廣,朝廷會審大案、錦衣衛北鎮撫司拷問重犯,東廠都要派人聽審;朝廷的各個衙門都有東廠人員坐班,監視官員們的一舉一動;一些重要衙門的檔案,如兵部的各種邊報、塘報,東廠都要派人檢視;甚至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鹽的價格,也在東廠的偵察範圍之內。東廠獲得的情報,可以直接向皇帝報告,相比錦衣衛必須採用奏章的形式進行彙報,要方便得多。

東廠府衙,大廳左側供奉著岳飛的雕像,右側刻著胰式芏案的故事。歷屆東廠廠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廳西側的祠堂裡,堂前還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東廠人員的所作所為與這些擺設實在相差太遠。東廠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裡面活動,並非完全為朝廷辦事,更多的是為自己牟私利。他們常常羅織罪名,誣賴良民,之後就屈打成招,趁機敲詐勒索。到了明中後期,東廠的偵緝範圍甚至擴大到了全國,連遠州僻壤,也出現了“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搞得舉國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與錦衣衛的關係上,東廠則是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係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關係,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與東廠相對的是西廠,西廠在歷史上只短期存在過,明憲宗成化年間,先是京城內出現了“妖狐夜出”的神祕案件,接著又有一個妖道李子龍用旁門左道蠱惑人心,甚至網羅了很多太監,意圖不軌。雖然李子龍和他的黨徒最終被錦衣衛一網打盡,但明憲宗由此深感偵刺力量的不足。於是他身邊的小太監汪直被選中,派往宮外打探訊息。汪直抓住了這個機會,到處捕風捉影,蒐羅了不少所謂的“祕密訊息”報告給了憲宗。憲宗認為這些訊息很有價值,對汪直的表現也十分滿意,要他繼續做下去。

幾個月後,憲宗成立了一個新的內廷機構——西廠,首領便是汪直。西廠的軍官主要從禁衛軍中選拔,這些人再自行選置部下,短短几個月內,西廠人員極度擴充,其勢力甚至超過了老前輩東廠。西廠的成立,本來只是為了替皇帝刺探訊息,但汪直為了升官發財,拼命地構置大案、要案,其辦案數量之多、速度之快、牽扯人員之眾都遠遠超過了東廠和錦衣衛。西廠在全國佈下偵緝網,主要打擊物件是京內外官員,一旦懷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經由皇帝同意,之後當然就是嚴刑逼供,爭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對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會被西廠以妖言罪從重處置。

在這種情況下,西廠僅僅成立5個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學士商輅為首的輔臣集體上書,向憲宗痛陳西廠之危害,並將汪直辦下的不法之事一一舉報。憲宗收到奏章後為之震驚,於是撤銷西廠,遣散了西廠的人員。但沒有西廠的日子總讓憲宗覺得沒有安全感,奸臣戴縉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後,主動上書,大肆吹捧汪直。憲宗大喜,立刻恢復西廠,廢與舉之間,只相隔一個月。汪直復出後,更加嚴酷地辦案,戴縉也得以升職。

在此後的5年裡,汪直領導西廠又辦下了無數“大案”,將反對自己的朝臣如商輅、項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權勢也達到了極點。後來,汪直極度膨脹的權力引起皇帝的警覺,汪直最終被調出京城,西廠也隨之解散。

明武宗繼位後,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西廠復開,由太監谷大用領導。這時西廠和東廠都受劉瑾的指揮,但兩者之間不是互相合作,而是爭權奪利,互相拆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劉瑾又自建了一個內行廠,由本人直接統領,其職能與東西廠一樣,但偵緝範圍更大,甚至包括東西廠和錦衣衛。一時間,錦衣衛、東西廠、內行廠四大特務機構並存,緹騎四處,天下騷動。直到劉瑾倒臺,武宗才下令撤銷西廠和內行廠。

廠衛特務制度是皇帝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實行的個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無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務監視,從而產生一種自己隨時處在監視之中的感覺。任何一點不夠“老實”的動作,都可能造成無法預估的可怕後果,從而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只能乖乖地做個順民。但特務們權力傾軋,殘害忠良,最終倒黴的,還是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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