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舊址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號，作為湘區中共黨組織的代表，毛澤東出席了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局祕書，協助當時的中共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而立之年，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

這次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舊儲存並努力擴大共產黨的組織，為力求國共合作提供了指導方案。

中共三大後，中共中央機關暫留廣州，也給毛澤東帶來巨大收穫——人脈的拓展。他接觸到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和李大釗、陳獨秀到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家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還常去他的湖南老鄉、時任廣州大元帥府內政部長的譚延闓住處，並通過譚加強了對國民黨的了解與聯絡。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機關遷回上海辦公，委派毛澤東回湖南貫徹三大決議，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

為了便於開展工作，在國民黨中央擔任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林伯渠，還給了毛澤東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籌備員的名義。

9月16日，毛澤東回到湖南，隨即開展籌建和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相關工作。在他的指導下，湖南成為大革命時期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份之一。這時的毛澤東對國共合作的實現持有積極投入的心態，並用實踐證明了自己的能力。

不久後，他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

因此，毛澤東再次離湘，前往參加即將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4年1月2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國共兩黨的精英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禮堂內，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份出席。他表現活躍，除了就組織國民政府、出版及宣傳、設立研究會等問題發表意見外，還針對國民黨內的右派觀點申明自己的主張。

大會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始終充滿鬥爭。例如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寫上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這個提案顯然是針對共產黨員跨黨、反對孫中山容共政策的。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

李大釗率先駁斥方的謬論，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廖仲愷等人起而支援。在大會氣氛有利於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停止討論，即付表決。”方瑞麟的提案就這樣被否決了。

雖然只是助攻發言，但毛澤東在會上的活躍表現，引起了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人士的賞識與注意。30日上午，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表決，毛澤東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會後，毛澤東被派往上海蔘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上海執行部是國民黨在廣東根據地以外最重要的機構，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祕書兼代祕書處文書科主任。

1924年5月，國民黨上海執行部部分成員在孫中山寓所合影，後排左二為毛澤東

當時，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也設在上海，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局祕書身份，起草並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檔案，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右傾。但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本身充滿著矛盾與鬥爭，許多工作無法正常開展。後來毛澤東也因積勞成疾，在12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五卅運動席捲全國，把大革命推向高潮。但此時，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也進一步分化——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逐步形成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國共合作的關係更復雜了。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於9月從湖南前往廣州。這時，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毛澤東到任後，糾正了此前宣傳工作無計劃、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

他採取了兩條措施：

一是通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佈置宣傳要點，要求他們定期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

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原來只管轄廣東一省的範圍，同其他省市國民黨部宣傳部門沒有聯絡。等到1926年5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12個。

二是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主持全面整頓國民黨報刊宣傳系統工作，創辦了一大批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性質的報刊。

在他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但是背後並非一帆風順。

在毛澤東剛剛主持宣傳部工作之際，國民黨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大事。

1925年11月，林森、鄒魯、葉楚傖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是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

他們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國民黨黨內職務、停止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還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

一個新的尖銳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的面前：為了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對國民黨內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1925年12月1日，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發表了國共合作以來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此作出了回答。

他說，首先要分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並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

面對反革命的宣傳，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週報》，在為該刊撰寫的《<政治週報>發刊理由》中指出：“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怎樣進行反攻？在方法上“並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

毛澤東還多次發表雜文，揭露和抨擊廣東軍閥、政客和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宣傳。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份出席。

會上，毛澤東作了國民黨“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同時，他再次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並繼續代理宣傳部長。他調進蕭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產黨員，讓國民黨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實際上宣傳部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做的”。

毛澤東這份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工作，一直幹到1926年5月，蔣介石在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出限制共產黨、由新右派獨攬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此後，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被迫辭職。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2.04.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 1893-1949 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3.12.

網編：宋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