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邑之謀是漢武帝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策劃的一場針對匈奴單于主力的誘敵伏擊戰。此戰在漢匈交戰史上有著重要的轉折意義，一方面是西漢朝廷從此改變了從漢初白登之圍後和親政策和防禦政策，轉而開始採取主動反擊匈奴的戰略。另一方面也是以韓安國和衛青為代表的漢朝兩代將領的命運轉折點。
馬邑之謀
馬邑之謀的經過公元前135年，漢武帝的祖母竇太皇太后去世，漢武帝開始掌握大權。一直堅持漢初休養生息國策和和親外交政策的西漢王朝迎來了一個歷史拐點。一直試圖徹底消除匈奴威脅的漢武帝開始轉向強硬。
公元前134年，匈奴派使者向漢武帝請求和親，漢武帝召叢集臣商議，官居大行令的王恢提議拒絕和親並開始打擊匈奴。而御史大夫韓安國則認為匈奴兵強馬壯，應該繼續堅持和親政策。最終鑑於朝中大臣都支援和親，而且漢武帝本人仍有一定顧慮，於是漢武帝選擇繼續和親。但是此次討論是漢武帝對匈奴轉向強硬政策的開始，而王恢則被漢武帝認為是強硬派的將領受到他的關注。公元前133年，馬邑有個商人聶壹找到王恢，提議由他去引誘匈奴單于入境馬邑，漢軍則集結重兵設伏，以優勢兵力伏擊沒有防備的匈奴單于，期望一舉解決匈奴問題。王恢聽後立刻向漢武帝報告，並提議按聶壹的計劃實行。但是韓安國卻再一次提出反對，他認為即使採用伏擊方式仍然勝負難料。可是年輕氣盛的漢武帝早就有打擊匈奴的想法，此前是一直沒有好的機會，此次伏擊計劃正是漢武帝急切盼望的機會，於是這一次漢武帝沒有妥協，他採納王恢的提議，準備在馬邑伏擊匈奴單于。同年六月，漢武帝集結30萬大軍，由韓安國統領，麾下有李廣和公孫賀等將領，在馬邑附近的山谷中埋伏。另遣王恢和名將李息領兵三萬出代郡，準備伺機截斷匈奴大軍的退路。一切準備就緒，馬邑商人聶壹則以經商為名，見到了匈奴的軍臣單于，向他說自己能斬殺馬邑縣令，然後開城投降，馬邑的牲畜財物全歸匈奴。軍臣單于垂涎馬邑的財富，因此對入侵馬邑的計劃表示同意。隨後派人與聶壹一起返回馬邑準備作為內應。聶壹回到馬邑，與縣令密謀，將一名囚犯斬首，並將其首級偽裝成縣令的頭顱懸掛在城門之上。隨同聶壹潛入馬邑的匈奴探子立刻回報軍臣單于內應計劃成功。得到訊息的軍臣單于立刻率領大軍向馬邑開進。至此漢武帝等人籌劃的馬邑伏擊戰似乎就要成功，匈奴單于主力即將被圍殲。但是漢朝的伏擊準備做的太“到位”了，軍臣單于率領大軍到達馬邑附近，發覺沿途有牲畜但卻無人放牧，於是引起軍臣單于的警覺，他命令部隊轉而攻擊一個小哨所，俘獲了一名下級軍官，在匈奴人的威脅下他將漢軍的伏擊計劃全部說出。君臣單于聽後立刻率軍撤退。而此時準備截斷匈奴大軍後路的王恢，在發覺匈奴大軍回撤之後，感覺無法孤軍阻擋匈奴單于，於是選擇放棄進攻，任由匈奴人撤回草原。而一直在馬邑準備伏擊的韓安國所部，過了約定時間也沒有等到匈奴大軍，只好率軍出擊，結果連匈奴人的影子都沒找到。一場精心策劃的伏擊戰就這樣胎死腹中，年輕的漢武帝在他第一次和匈奴的交手中鎩羽而歸。心中充滿失落和憤怒的他在事後處死了提議進行馬邑伏擊卻在戰場上放任匈奴單于撤回的王恢。而戰前主張不進行伏擊的韓安國則繼續留任，並且成為丞相的候選人。如此看來，馬邑之謀失敗之後，主戰派的將領受到重挫，而保守派的將領則繼續身居高位，似乎漢朝對匈奴的政策又要回歸到老路上去了。
漢武帝
漢匈戰爭的分水嶺事實上馬邑之謀之後匈奴與漢朝關係的已然破裂，雙方進入敵對狀態，匈奴人對漢朝展開瘋狂報復，不斷的襲擾邊境。而漢武帝並沒有因為馬邑之謀的失敗而灰心喪氣，也沒有因為匈奴的報復而被嚇倒，這反而更激發了他對匈奴發動堅決反擊的決心。但是他也由此進行了反思，既反思了過往與匈奴的作戰方式，也思考了漢軍將領的優點與缺點。
防禦作戰的被動性：漢初自漢高祖劉邦白登被圍之後，鑑於匈奴騎兵的凶猛和高機動性，再加上秦末動亂，初建的漢朝國力孱弱，於是對匈奴一方面採取和親政策安撫，另一方面在邊境採取防禦為主的戰略。即集結兵力在邊境以城邑為核心進行防守，匈奴一旦入侵，就將周邊百姓遷入城邑，憑藉堅固的防禦工事保護邊境，匈奴如果攻破了城邑，則只能任由匈奴搶掠而回，如匈奴無法攻破城邑，則自然退兵，而漢人則繼續出城過原來的生活。這樣的防禦性作戰方式，在漢初國力不足的情況下，的確能夠最大限度保證邊境安全，但是其侷限性也非常明顯，即主動權完全掌握在匈奴一方，更關鍵的是幾乎對匈奴沒有任何打擊作用，敵人來去自由，打的贏就帶著大批搶掠的人口、牲畜、財富滿足的回去，打不贏也可以在周邊小規模搶掠破壞一番安然退回。長此以往，只會益發刺激匈奴南下寇邊慾望，用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就是高回報、低風險，這樣的“買賣”匈奴人當然樂此不疲。漢軍將領的優劣：翻閱漢初的史書，總體上看漢軍的將領能力和素質都還不錯，基本上能做到恪盡職守，英勇作戰。當然這與漢朝對將領作戰表現的法令較為嚴格有一定關係。但是漢初任用的將領比起後世總體上看仍然是稱職的。受制於漢初無為而治和防禦性作戰的總體戰略，這些漢軍將領的作戰思想是以防禦性為主的，力求依託城邑的防禦工事守住城池，打擊匈奴基本上僅限於敵軍攻城時的殺傷，主動反擊匈奴的情況非常少。其次對於步兵的使用較為嫻熟，騎兵只是作為輔助兵種使用，面對高機動性的匈奴騎兵缺乏應對辦法。如此以來，漢武帝決心改變原有的作戰方略，改防禦作戰為主動出擊，即使伏擊戰都不再進入漢武帝考慮的範疇，因為伏擊戰的方式一是對高機動性騎兵為主的匈奴軍隊較難奏效，另外其本質仍是防禦作戰的一種進化。漢武帝要的是徹底的摒棄防禦作戰思想，轉為堅決的主動進攻。因此漢武帝決心從將領的重新洗牌來推動作戰方略的徹底革新。
馬邑之圍後漢軍將領的更迭因為飛將軍李廣的個人遭遇，許多人喜歡說文帝、景帝喜歡用老臣、老將，而漢武帝喜歡用新人和年輕將領。這句話其實頗有些冤枉漢武帝了，因為他從馬邑之圍後決心發起的漢軍作戰戰略的變革，實質上是靠漢軍將領的更迭來推動的。但是他的更迭絕不是以年紀為標準，而是以是否適應主動攻擊的新戰略為準繩，你能適應新戰略就依然受到漢武帝的重用，反之則必然被淘汰。
程不識與李廣：從程不識和李廣兩人的際遇就可以明顯看出這一變化，雖然他們的命運分水嶺在馬邑之謀前，但是可以很明顯的看出漢武帝對將領的選擇和使用傾向。程不識是漢初與李廣齊名的將領，兩人出身、地位、功績均大體相當，都是長期在邊境防禦匈奴作戰的名領。漢武帝即位之初，就調李廣和程不識回長安宿衛，其目的既是可以從兩位具有豐富的與匈奴作戰經驗的將領身上了解匈奴與漢軍作戰的實際情況，同時也是考察兩位年富力強的將領的能力。簡言之，漢武帝是考察將來與匈奴作戰的將領人選和方式。在《史記李將軍列傳》中，司馬遷花費了不小的篇幅描述了李廣與程不識的治軍和作戰的特點。從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發現，程不識是典型的漢初防禦性將領，行軍作戰一絲不苟，作戰時也是隊形嚴整，風格穩健，不會大勝亦不會大敗。而李廣則明顯帶有草原遊牧軍隊的習性，而且對騎兵的使用也更有心的，有一定的野外作戰能力。因此在漢武帝親政之後，我們可以發現與李廣齊名的程不識基本上再也沒有出現在征戰將領名單中。而李廣則因為其有一定的主動攻擊性卻依然被漢武帝委以重任，在馬邑之謀中，李廣就在馬邑伏擊的主力部隊中。馬邑之謀失敗後，以韓安國為代表的保守派或者防禦作戰思想為主的將領開始被漢武帝逐步淘汰更迭，而具備主動進攻屬性的將領如衛青等開始成為漢軍的主將。韓安國在馬邑之謀後的確仍然身居高位，甚至一度被漢武帝作為丞相候選人看待，但是韓安國在對匈作戰中的存在感無疑越來越低。公元前129年，匈奴再次南下，漢武帝派出四路大軍，主動迎擊匈奴軍隊，此戰韓安國就沒有出現，要知道在馬邑之謀中，韓安國可是統帥30萬大軍的主將，僅僅4年之後，依然身居高位的韓安國就失去了參戰資格。此後隨著衛青在主動出擊中獲勝，韓安國就愈發不受重用，並被派往漁陽駐守，結果又因輕信匈奴俘虜的供詞，遣散軍屯士卒，結果被匈奴人擊敗。漢武帝乾脆將他調到更東邊的右北平駐守，失意的韓安國在幾個月後鬱鬱而終。同樣的在馬邑之謀後被漢武帝認為可以適應主動進攻戰略的李廣，也開始暴露他在主動進攻戰略中的不足和不適應。公元前129年的四路出擊，李廣就是其中一路，足見漢武帝不是盲目的以年紀大小決定用人，至少在當時他仍然重用李廣，可惜在這次出擊中，李廣被匈奴擊敗被俘，雖僥倖逃回，卻被廢為庶民。後來李廣被漢武帝重新啟用，再次到邊境駐守。公元前123年，李廣被重新調入野戰部隊，隨同已成為大將軍的衛青出擊匈奴，結果又一次苦戰無功，還和匈奴人拼的幾乎全軍覆滅。從此漢武帝徹底認識到李廣的主動進攻性僅僅限於邊境附近攻擊半徑不長的範圍內，出擊範圍再長一些他的部隊就容易失去方向，於是李廣也從漢武帝的武將名單中逐步淘汰。公元前119年的漢匈主力決戰，實質上是李廣在漢武帝面前求來的作戰機會，並非漢武帝的主動安排了。從韓安國、程不識、李廣等人的經歷來看，漢武帝在馬邑之謀前後就著手了對漢軍將領的考察和更迭。馬邑之謀的失敗更促使漢武帝加快了將領更迭的步伐，韓安國和程不識這樣的保守派將領被逐步棄用或者放歸地方戍守。而衛青和李廣這樣能夠適應主動進攻的將領則受到重用，但是李廣的情況又較為特殊，他彷彿是介於進攻派和保守派將領之間的過渡風格的將領，在文景時期他的進攻性過強，因而雖受到重用，但卻與總體作戰格局顯得格格不入。到了漢武帝採用主動進攻戰略時，卻又因攻擊性不足逐步被其他攻擊性更強的將領取代，“李廣難封”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吧。總之馬邑之謀的失敗，不僅開啟了漢武帝時期與匈奴主動作戰的大門，同樣的也開啟了漢武帝對匈戰略和作戰方略的革新，最後也決定了漢朝兩代將領的不同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