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幼有壯志，苦心力學”，門蔭入仕，歷經憲、穆、敬、文、武、宣宗六朝。一生仕途跌宕起伏，與“牛李黨爭”糾纏不清，集清名與汙名於一身的大唐名相李德裕。李商隱稱他為“萬古良相”，葉夢得贊他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梁啟超譽他為中國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可謂清名標史。
唐憲宗時，李德裕補任校書郎，後因父親李吉甫擔任宰相，為避嫌而到藩鎮任職。父親去世五年後，他才回朝任監察御史。唐穆宗時，李德裕任翰林學士，因“善為文章”，深受穆宗器重，“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隨著“牛李黨爭”進入白熱化，李德裕被牛黨排擠出朝，長期遠任藩鎮。唐文宗時，其雖一度入朝為相，但很快便再次被排擠出朝。唐武宗即位後，年過半百的李德裕才被召回出任宰相。他輔佐武宗外抗回紇，內平澤潞，加強皇權，“是時王室幾中興”，武宗拜他為太尉，封衛國公。然而，唐宣宗即位後，把他貶謫出朝，並且一貶再貶。最終，李德裕死在崖州。
歷代史學家大多認為李德裕之死源自“牛李黨爭”中李黨的失敗，更有北宋蘇轍等人認為李德裕是李黨的首腦，使其留下黨爭之汙名。本文將從名相李德裕性格上的缺陷入手，細說李德裕仕途命運與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無奈，並希望總結出其“譽滿天下”與“謗滿天下”的原因所在。
出身世家，生逢亂世趙郡李氏是漢至隋唐的世家大族，李德裕出身於趙郡李氏西祖房，其家族先輩“冠內廷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李德裕的祖父李棲筠官至御史大夫，於安史之亂時，帶領精兵七千親赴靈武支援唐肅宗，而且剛正不阿，力抗元載等權邪。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少好學，能屬文”，在唐憲宗時兩度拜相，封趙國公，更輔佐憲宗開創了中興之局，去世後被追贈為司空，諡號忠懿。可見，李德裕家族不僅人才輩出，而且忠君思想濃厚。
然而，出身世家、擁護皇權的李德裕卻並未因此飛黃騰達。其仕途的坎坷，表面看來是“牛李黨爭”所致，但追根溯源，皆因晚唐亂世中皇權日漸衰落。眾所周知，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至高無上的權力是皇權，而皇權的標誌性權力是皇帝立儲。安史之亂後，因為藩鎮割據，皇帝為防止強臣與強藩聯合，開始任用沒有子嗣的宦官出任藩鎮監軍，並使其掌握禁軍，以此來維護自身統治。
然而，宦官雖沒有子嗣，但可以通過結黨來實現權力的延續。宦官的軍權雖來自皇權，但勢力膨脹後，一旦發現皇帝影響自身權力的延續，其便會殺之而擁立新君。這樣，宦黨的權力不僅得以延續，更得以增強。從唐憲宗開始，宦官弒君並擁立新君成為常態。可見，雖然晚唐還是李家王朝，但立儲權卻掌握在了宦官手中。這不僅促成了皇帝與宦官之間既相互依賴又相互廝殺的微妙關係，也成為晚唐“牛李黨爭”的根源所在。
李德裕之所以與“牛李黨爭”糾纏不清，從表面來看，似乎是因他與牛黨黨魁牛僧孺、李宗閔之間的私怨。但從根源分析，是因為牛黨多科舉出身，李黨多門蔭入仕。晚唐科舉出身的進士不像門蔭入仕的權貴子弟有門閥大族的支援，想在官場飛黃騰達，必須依附權宦勢力，併成為權宦把持朝政的工具。與之相對應，門蔭入仕的權貴子弟因家族利益與皇權繫結，不得不成為皇帝鉗制權宦和宦黨的工具。
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大臣本身無意黨爭，也會因科舉出身或門蔭入仕而被劃分黨派，捲入黨爭。然而，身處如此無奈之亂世，李德裕卻做到了特立不倚，恪守公德，實屬難能可貴。因此，千年來，他得以譽滿天下，清名流傳。
恪守公德，譽滿天下李德裕認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
一心事君，經制四方因此，在父親李吉甫任宰相期間，李德裕為避嫌而到藩鎮任職。兩度為相期間，他更是“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可見，李德裕並不是趨炎附勢、結黨營私之人。因此，從唐穆宗長慶四年（公元824年）到唐文宗開成五年（公元840年），即使李德裕長期被牛黨排擠在外，“中懷於悒，無以自申”，也並未因此拉幫結派，致力於黨爭，而是一心事君，經制四方。
忠心進諫，傳為佳話李德裕雖遠離朝廷，但依然忠心進諫。長慶四年（公元824年），面對唐敬宗即位後不理政務、聲色犬馬，親小人、遠賢臣的情況，李德裕幾次向敬宗進諫。他不僅用唐太宗停獻名鷹的故事勸敬宗崇尚儉樸，為民減負，還用唐高宗、唐玄宗不服用方士藥物的事例勸敬宗勿信邪道，以社稷為重。此外，他還以漢宣帝時張敬雖出守遠鎮，梅福雖身處僻壤，卻依然竭誠效忠進言的例子，向唐敬宗呈獻《丹扆箴》六首。此事至今仍被傳為佳話。
任職藩鎮，政績斐然李德裕任職藩鎮，政績斐然。首先，興利除弊，整治祠廟。李德裕不僅革除了損害百姓利益的弊風舊俗，而且拆除了濫設的祠廟，使盜賊無處藏身，穩定了社會治安。其次，上奏朝廷，取消僧壇。這一舉措不僅杜絕了藩鎮節度使通過設定僧壇牟取厚利，還杜絕了成年男子通過削髮出家來逃避徭役，隱瞞糧產。再次，整頓邊防，完善防守。李德裕在蜀地西邊抵禦了吐蕃的進犯，在南方平定了南蠻等地區。經過李德裕的盡心治理，這些藩鎮“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痏之民，粗以完復”。
削弱宦權，加強皇權李德裕出任宰相後，更能追根溯源，直擊要害。多年曆任藩鎮，李德裕深知晚唐朋黨亂政的根源所在。晚唐宦官能夠掌握軍權，皆因藩鎮割據的存在。因此，依附權宦的牛黨不惜犧牲朝廷利益，主張對藩鎮實行綏靖政策，以保障宦權的延續。比如，大和五年（公元831年），盧龍副兵馬使楊志誠發動兵變，趕跑了節度使李載義。
唐文宗召集宰相商討此事，牛僧孺竟說：“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此地，朝廷支出八十萬串錢而絲毫無所獲。而今被楊志誠奪取，跟之前被李載義奪取沒有區別，應順勢安撫，使他抵抗北方戎狄，不必追究他是逆是順。”對此，司馬光評價說：“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姑息必然養奸，藩鎮勢力持續膨脹，只會導致大唐王朝走向滅亡。
因此，李德裕輔佐武宗採取了一系列削弱宦權、加強皇權的措施。第一，在外抗回紇、內平澤潞期間，削弱宦官監軍的權力。李德裕與其父李吉甫一樣力主出兵，平定藩鎮割據。這不僅能彰顯皇權，更能有力打擊宦權。在平定澤潞時，李德裕總結出宦官監軍的弊端：首先，除軍隊統帥直接指揮作戰外，監軍宦官也會按自己的想法指揮作戰，真正的將領反而無法發號施令。
其次，監軍宦官常從軍隊中挑選最驍勇的戰士做自己的衛隊，導致真正參加戰鬥的反而是老弱病殘。再次，監軍宦官另有他的軍令旗，每次會戰，一看失力，便會立刻在衛隊的掩護下拔旗先逃，導致全軍隨即潰散。針對以上弊端，李德裕奏報武宗並獲批准：今後由皇帝敕令各監軍宦官，一律不準干預軍政。且士卒一千人中，監軍宦官只可挑選十人充當衛士。
由此，不僅軍隊作戰能力得到提升，監軍宦官的權力也被極大削弱。第二，通過毀寺滅佛，切斷宦官斂財賣官的途徑。中晚唐時期，佛教不僅成為彰顯宦權的文化載體，更成為宦官斂財賣官的重要途徑。對此，李德裕先輔佐武宗移除了宦官管理佛教事務的權力。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外抗回紇勝利之後，武宗下令修建征伐回紇的功德碑，但將其交予諸道收管。
宦官管理佛教事務的權力被分割，並逐漸收歸臺省。接下來，李德裕又輔佐武宗大力開展毀寺滅佛的行動，最終使數十萬的僧尼和數千萬頃的良田及大量財產再歸唐王朝所有。這不僅切斷了宦權的經濟命脈，而且為破回紇、平太原、定澤潞提供了經濟保障。李德裕通過輔佐武宗削弱宦權，加強皇權，為安邦定邊、開創中興夯實了基礎，因而清名流傳。
範祖禹評價說：“李德裕之相武宗……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范仲淹評價說：“李遇武宗，獨立不懼，經制四方，有相之功。”然而，李德裕雖恪守公德，譽滿天下，卻又因私德失守，招致謗滿天下，汙名留存。
私德失守，謗滿天下眾所周知，歷代皇帝最忌大臣專權，所以通過各種體制來實現政治平衡。隋唐的三省六部制之所以能沿用至清末，正是因為它實現了朝廷官員間權力的平衡。三省六部制是群相制，宰相之間互相制衡，可以避免專權情況的發生。
隋唐的三省六部制
清高孤傲，用權太專李德裕“性孤峭”，“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可見他性格清高孤傲。他“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欽佩管子和西漢那些強有力的相國，所以在施政過程中，清高孤傲的性格就轉變為了獨斷專行的作風。
比如，軍事上，外抗回紇、內平澤潞期間，“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人事上，武宗時，宰相崔珙推薦柳公權任集賢學士、判院事。但李德裕因恩非己出，執意把與自己一向友善的柳公權貶為太子詹事。政事上，由於主客郎中韋博提議毀寺滅佛之事不宜太過，李德裕遂把其外調出朝為靈武節度副使。
由於李德裕用權太專，“人多怨之”。其實，不僅是朝臣，武宗對此也早有忌諱。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武宗便任命與李德裕不睦的崔鉉為宰相。會昌四年（公元844年），武宗再擢升杜悰為宰相。可見，即使武宗對李德裕萬般寵信，也不允許專權的情況出現。會昌五年（公元845年），長期被壓制的權宦在杜悰和崔鉉相繼被罷相後，也開始積極採取行動，向李德裕發難。
他們一邊通過各種方法向武宗控訴李德裕專權，引起武宗的不悅，一邊開始密謀擁立新帝。於是第二年，唐宣宗便在宦官的擁立下即位。宣宗因為“素惡李德裕之專”，所以在聽政第二天，就把他貶謫出朝。當時朝臣對於功高權重的李德裕突然被貶，“聞之莫不驚駭”，但為其說情者卻寥寥無幾。這是因為李德裕用權太專，損害了各方利益，破壞了朝政平衡。
愛憎分明，用權不公史書說，李德裕“好徇愛憎”，“不能釋憾解仇”，可見他性格上愛憎分明，有仇必報。但這也導致他用權不公，揹負了黨爭的汙名。首先，他用公權報私仇。李德裕“疾朋黨如仇”，且與牛僧孺和李宗閔有私怨。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即使當時牛僧孺和李宗閔已不在朝任職，李德裕依然借昭儀叛亂之機報復二人，誣陷二人與劉從諫結黨，最終導致牛僧孺被貶為循州長史，李宗閔被流放封州。
其次，李德裕用權單憑好惡。元和年間，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曾與時任翰林學士的吳武陵有過節。會昌五年（公元845年），淮南節度使李紳彈劾吳武陵的侄子——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並強娶所部百姓顏悅的女兒，而顏家的嫁妝其實是送給吳湘的賄賂。李紳認為吳湘所犯的罪狀，依法應當處死。當時人們多認為吳湘是冤枉的，諫官也請派大臣重審。然而，李德裕因與李紳交好，對吳湘有偏見，所以對此案“以為無與奪”，既不復查，也不重審，就批准了李紳的奏章，處死了吳湘。可見，李德裕用權“好徇愛憎”，有失公允。
所以，李德裕雖無意黨爭，但卻因此被認為是李黨首領，同時也為牛黨的打壓提供了重要砝碼。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即位後，牛黨黨魁白敏中借李德裕失勢之機，指使吳湘的兄長吳汝納控訴李德裕與李紳結黨營私，枉殺吳湘。因此，當時已經被貶謫出朝的李德裕再遭貶。同年十二月，李德裕被貶為潮州司馬。第二年九月，李德裕又被貶為崖州司戶。第三年十二月，一代名相李德裕在崖州鬱鬱而終。
結語世人多說李德裕因“牛李黨爭”失敗而被貶死他鄉。但攀附權宦、無所建樹的牛黨能以勝利收場，而特立不倚、恪守公德的李德裕雖佐武宗創中興之局，卻揹負汙名而終。這不僅是晚唐皇權衰落、走向末路的無奈，也是李德裕自身性格缺陷所致。他私德失守，授人以柄，使自己以悲劇收場，集清名與汙名於一身。正如孫甫所言：“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於不黨。但剛強之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
參考文獻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歐陽修，《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華書局，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