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最後一個盛世，與“漢武盛世”、“開元盛世”合稱為中國古代史上的“三大盛世”。

這個盛世局面是由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的勵精圖治而鑄造起來的。

康乾盛世有多繁盛呢？據史料記載，清朝乾隆年間領土面積最大時高達驚人的1316萬平方公里，其疆域西起巴爾喀什湖，東至庫頁島，南抵萬里海塘，北達貝加爾湖地區，領土範圍、行政疆域超過唐朝，僅次於蒙元，甚至歷代大一統中原王朝勢力禁區的蒙古、東北、新疆、西藏、臺灣等地也悉數被納入到了大清王朝的統治範圍之內，真可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

不光武功赫赫、疆域遼闊，長達134年的康乾盛世的改革也是變著花樣來翻新。清王朝到了雍正年間，雍正皇帝索性取消人頭稅，實施“攤丁入畝”，有田地才交稅，沒有田地隨你生育，國家都不會收取你一分錢。

另外，明末清初，玉米、大豆和紅薯等高產農作物的傳入，改變了中中國人的糧食結構，普通百姓們有更多填飽肚子的穩定糧食；御稻、雙季稻等水稻作物不遺餘力的推廣更使得糧食產量激增，賤籍的廢除、官紳一體當差納糧等制度的推行，百姓的人身封建束縛進一步減輕。

也正是由於經濟的改革和封建人身關係的逐漸消除，康乾盛世一度使得中中國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人口突破了三億大關，成為了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龐大帝國。

用英國曆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話來說：“從1700~1820年，人口從1.38億增長到3.81億，增長速度幾乎是同期日本人口增長速度的8倍，歐洲的2倍。人口增長並沒有導致生活水平下降。在18世紀，儘管歐洲的人均收入擴張了1/4，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仍然快於歐洲。”

然而，被吹捧上天的康乾盛世真的是一片國富民強、歌舞昇平的盛世美景嗎？

且不說清王朝統治者對美好願景的太平粉飾，至少當時出使大清帝國的馬嘎爾尼訪華團看來，名噪一時的康乾盛世不過如此，更多的是一派破落悽慘的景象，給出使中國的馬嘎爾尼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在馬嘎爾尼的日記中，他忠實記錄了沿路所見聞略，在日記裡他寫道：

“所經每個省的農民大都一貧如洗。就是那些受僱到船上來伺候大使及其扈從的人，情形也強不了多少。我們把吃不完的殘羹剩飯以及不要的舊衣物送與他們時，每次他們都如獲至寶，然後跪地磕頭，千恩萬謝，甚至感激涕零。北京城內屋宇老舊，街道狹窄、骯髒，平時灰塵撲面，一下雨便滿地泥濘，沿街到處是行乞討飯的乞丐，人們衣衫襤褸，面容枯槁，城內居然有大片大片的荒地，不是長滿蒿草就是房屋坍塌已成廢墟。”

如果說，有人懷疑馬嘎爾尼是因為清王朝不許開埠通商，而故意爆黑料抹黑康乾盛世，那以當時傳教士斯當東的話來說：

“我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國家裡，富有者和赤貧之間，還有著許多不同等級的中等人家。”

從不同身份的外中國人對康乾盛世的描述來分析，顯然，康乾盛世在一片歌舞昇平的盛世氛圍下，無數的平民終日掙扎在死亡的溫飽線上。

在這個盛世裡，既沒有中產階級，也不會出現貧富均衡，人們的生活更多的幾乎是以乞丐的面貌出現在英中國人的眼中。

當時的傳教士斯當東和巴羅都注意到：“中國官員對於吃飯真是過於奢侈了。他們每天吃幾頓飯，每頓都有葷菜許多道。”，而普通民眾卻連肚子都填不飽，無數的婦女因為營養不良、食物極度匱乏，養育不起嬰兒，大量的死嬰被拋屍江中。

傳教士巴羅憤怒地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屍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隻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彷彿那只是一條狗的屍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而這一切都是同時期訪華的外中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因此，康乾盛世與其說是天下臣民共享美好時代，倒不如說是封建統治者們的盛世，平民的生活水平更多的是長年在溫飽線上作著垂死掙扎，除了有個破敗的茅草屋可供居住比乞丐強點外，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如英中國人所描述的那樣，幾乎與乞丐沒有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