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列寧時期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20世紀30年代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主要是繼承了第一條道路並形成一種備戰體制。戰後蘇聯共產黨一直堅持備戰體制，未能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根本改革。蘇聯共產黨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紐帶，取消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關鍵節點。
在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1917年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重要歷史性事件之一。十月革命的勝利促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從而將世界社會主義由理論的、運動的階段提升到國家的、制度實踐的階段，標誌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跨越到了一個新時期。
然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經歷了發展與輝煌，更出現了挫折與失敗，並以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而告終。在蘇東劇變30年之後，站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高度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原因進行剖析，有助於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提供借鑑。
列寧在演講
革命與改革道路選擇的成敗得失
十月革命勝利後，在穩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蘇俄社會主義建設形成了第一條道路，即施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道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又譯作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它是蘇俄在國內戰爭時期採取的一系列特殊的臨時性的社會經濟政策的總稱。
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在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後開始考慮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列寧在1918年4月受黨中央全會的委託起草了《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佈置了“為全民計算和監督而鬥爭”的社會主義建設任務。然而，內戰的全面爆發使布林什維克必須將建設社會主義與保衛政權的戰爭相結合，由此形成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
軍事命令化、國有化、配給制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三個核心。軍事命令化即以戰爭勝利為目標而形成的戰爭體制，其主要特徵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體系。國有化即銀行、交通、礦山等重要資源的國家所有，列寧等布林什維克領導人從《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發，將國有化作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最重要體現。
軍事共產主義政策時期，布林什維克出於保衛政權的需要，對幾乎所有企業都實行了國有化，列寧如此說明國有化的必要性：“為了使全國公民，首先是一切勞動階級，能夠在自己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立即從各方面，不惜採取最革命的手段來展開這種鬥爭（指和投機倒把等破壞活動的鬥爭——引者注）並著手安排全國正常的經濟生活。”
配給制是指限制或取消市場交換，對居民實行購買和消費的統一管理。1918年初頒佈的關於消費公社的法令，把全體居民納入國有的消費合作社，禁止私自買賣和運輸活動。餘糧徵集制是軍事共產主義在國家政策上的主要體現，即通過國家命令，由徵糧隊實地徵收農民餘糧以首先保證軍隊的糧食供應和需要。
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直接成果就是打敗了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保衛了社會主義祖國，擊潰了國內白匪叛亂，捍衛了無產階級政權。應該明確的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不是布林什維克應對戰爭的一時之策，它同時也是列寧等領導人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理論，將理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現實化的重要嘗試。
所以，當1920年戰爭基本結束時，布林什維克要繼續追求他們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目標，自然不會考慮終止軍事共產主義政策。但是，一切為戰爭服務的體制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導致戰爭後期不斷出現農民騷亂和士兵叛亂，特別是到1921年初，曾經參加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發動的叛亂，深深地震動了列寧等領導人。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審時度勢，在1921年3月的俄共（布）十大上迅速作出決策，推行新經濟政策，由此形成了列寧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二條道路。
新經濟政策的核心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合理利用市場的作用促進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對農村，以農業稅代替糧食和原料收集制，農民在完成農業稅後有權自行到市場出售自己的剩餘產品；對工商業，實行租讓制和租賃制，將有利於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大工業企業租給外國資本家經營，將中小企業租給私人或合作社經營，並允許個人開辦經營小企業，企業生產的商品可在國內自由流通和出售。新經濟政策成效明顯，工農業生產得到快速恢復和發展，到1928年，蘇聯的耕地面積已經超過戰前水平，工業產能也與戰前持平。
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是列寧時期開創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兩條道路。雖然這兩條道路形成的背景不同並且內容迥異，但是，它們都是列寧領導的布林什維克依據客觀環境進行的自主選擇，並且也都取得了應有成效。列寧等領導人看到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的缺陷，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順應人民福斯的要求，迅速完成了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
所以可以說，新經濟政策是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第一次改革，也是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源頭活水。可惜的是，在新經濟政策實施期間，列寧因病去世，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面臨重新選擇的可能性。斯大林領導國家建設後，他主張的快速工業化路線取代了新經濟政策。
1928年10月至1932年12月，蘇聯執行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其間，“全盤集體化運動”把全國約60%的農戶納入集體農莊，農業集體化快速完成。1933—1937年，蘇聯又執行了第二個五年計劃。1936年12月，蘇維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會通過了蘇聯新憲法，這標誌著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確立。因為是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確立的，這一模式通常也稱斯大林模式。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是在經歷了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和新經濟政策之後形成的，在國內外複雜環境和多種條件的綜合作用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還是更多地繼承了軍事共產主義的要素。
首先是經濟上的，五年計劃的重心是重工業，中心是軍事工業，農業生產以服務工業發展為目的；其次是集中指揮命令的方式，全國建立了統一的計劃和指揮機構，自上而下發布指令性計劃進行生產和分配；再次是意識形態上，在斯大林提出的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理論的基礎上，形成了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觀念和意識。
總括起來，這時確立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核心就是一種備戰體制，即時刻準備戰爭和進行戰爭的體制。這一體制形成於蘇聯社會主義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立鬥爭的大環境之中，並且這一模式在反法西斯戰爭中體現了它的巨大威力。
事實上，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1938—1944年）期間正是準備戰爭和進行戰爭的時期，這期間蘇聯直接的國防預算就由第二個五年計劃的12.7%增長到了25.4%，這種備戰體制也確實成為蘇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獲得勝利的重要保障。
不過，備戰體制的另一面則是人民群眾為此付出的重大犧牲，一是財力物力嚴重偏向于軍事工業，必然嚴重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嚴格的軍事命令使人民群眾付出自由乃至生命的代價。
總之，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以革命方式確定的革命模式，它獲得的成功是巨大的，造成的損失也是慘重的。
將十月革命勝利後蘇聯社會主義的歷史和20世紀二三十年代蘇聯社會主義面臨的國內外環境綜合起來進行分析，無論是軍事共產主義政策、新經濟政策，還是之後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都是在當時特定客觀環境下蘇聯共產黨的重大選擇。就這三次選擇而言，以改革為特徵的新經濟政策代價最小，成效也特別顯著。
固守備戰體制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根本原因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證明了備戰體制的重要作用。但任何模式和體制都必須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不斷作出適應性改革，正如恩格斯所言：“‘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
戰後世界形勢至少出現了兩個大轉變，一是新科技革命時代的到來，二是和平與發展日益成為世界的主題。戰後人類社會也開始了由戰爭與革命主題向和平與發展主題轉變，對和平與發展的追求逐漸成為現代社會的普遍趨勢。
戰後世界形勢的巨大轉變對蘇聯的備戰體制提出了改革要求。但是，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和戰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在東歐和亞洲的擴充套件使斯大林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他認為備戰體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所以，在戰後斯大林時期，蘇聯共產黨堅持甚至強化原來的體制，沒有對備戰體制進行改革。
赫魯曉夫時期，雖然推行了由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組成的“三和”路線，在國內也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探索，但由於蘇共這時追求的戰略目標是與美國共同稱霸世界，因此，赫魯曉夫表面上進行了不少改革，諸如思想上的解凍、政治上加強權力監督、經濟上權力下放，甚至大幅度地裁減軍隊，等等，但實際上，這些改革並未突破原來的備戰體制。
從1964年到1982年，是長達18年的勃列日涅夫時期。這個時期最大的敗筆就是終止了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改革嘗試，他恢復甚至強化了斯大林時期形成的社會主義模式，將和平時期的備戰體制發揮到極致，固執地與美國進行軍備競賽。其結果是，蘇聯錯過了戰後新科技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革的最佳時機，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陷入全面停滯的泥沼中不能自拔。
蘇聯備戰體制的最直接表現就是大量的軍事投入。這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本來是實現工業化，所以集中對工業進行投資是十分正常的，而不正常的是重工業投資在工業總投資中所佔比重高達84%，只有16%的比重投入到輕工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蘇聯的經濟發展方向也有所變化，但一直未能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路線，並且軍事工業又在重工業佔有中心地位，軍事開支十分龐大。
據估計，蘇聯時期的軍事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4，戈爾巴喬夫則毫不遮掩，“原來，軍費開支所佔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佔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裝置的研製”。
大量的軍備投入使蘇聯成為一個足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軍事強國，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的軍力已經和美國持平甚至超過美國。這也使蘇聯領導人野心膨脹，不僅繼續強化備戰體制，而且四面出擊，在世界各地瘋狂擴張勢力範圍。1979年12月，勃列日涅夫下令出兵阿富汗。
然而，備戰體制並不能保證蘇聯在阿富汗戰場上迅速獲勝，之後蘇聯深陷阿富汗戰爭之中。正是這個時候，美國憑藉其新科技革命的迅速發展，趁機推出“星球大戰”計劃，誘使蘇聯進一步陷入軍備競賽，而蘇聯果然進一步加大軍事投入。
蘇聯共產黨長期固守的備戰體制，使蘇聯的發展嚴重失衡，一面是軍事的強大，另一面卻是經濟和社會各領域的全面落後。最典型的表現如科技領域，20世紀70年代蘇聯的電子資訊科技、航空航天技術水平世界領先，但備戰體制使這些先進技術只在軍事領域使用，惠及經濟和社會甚少，當時民用消費品仍然極其匱乏，許多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人們煞費苦心地排隊購買。
軍事強國之名不足以長期支撐蘇聯的民族自豪感，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也就不可避免了。從根本上說，備戰體制違背了戰後和平與發展的人類文明前進的大趨勢，長期堅持這種體制，沒有進行有效的體制改革，這是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根本原因。
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基輔一軍事學校的士兵將列寧紀念館中的戈爾巴喬夫肖像摘下
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亡於放棄黨的領導
1991年12月，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落下了失敗的帷幕。從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74年，中間經歷了若干個重要節點。在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其亡也忽焉”的表象後面，顯然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綜合來看，這個過程中最重要的節點顯然就是戈爾巴喬夫時期放棄了黨的領導。
十月革命勝利後，布林什維克政權遭到當時諸多政黨的抵制。在經歷了國內戰爭的殘酷鬥爭之後，蘇俄逐漸確立了俄共（布）的一黨政治。1922年12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成立，正式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由共產主義政黨領導的多民族聯盟的社會主義國家。
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19世紀上半期在歐洲勃興的歷史浪潮。自民族主義興起之後，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就存在兩種趨向，一是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觀念支配下，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運動。二是在傳統共同地域或共同文化範疇內，建立包括多個民族在內的統一國家運動。
由此，當代世界就存在著單一民族形成的國家和多個民族構成的國家，即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在當代國際政治中，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行為體；在人類文明發展的競賽中，民族國家也是最重要的競賽主體。但是，現代國家的兩種構成使得多民族國家在國際競爭中面臨與單一民族國家不同的挑戰。
其一是來自內部的挑戰。多民族國家有些民族中存在著分離和獨立的傾向，使得多民族國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或大或小的民族離心力。
其二是來自外部的壓力。在國際競爭中，多民族國家總是面臨著被他國利用的可能性，他國利用競爭對手的多民族現狀，經常故意挑撥民族矛盾，製造民族問題，以便趁對手的混亂獲得利益，從而打壓多民族國家。這是現代國際競爭中常見的現象。
蘇聯境內有100多個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國家。蘇聯是由15個加盟共和國組成的社會主義聯盟國家。1924年通過的《蘇聯憲法》中，保證各加盟共和國具有自由退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權利。也就是說，蘇聯的建立實際上兼顧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兩種趨勢：建立統一的由多個民族組成的聯盟國家，這是作為國際政治行為體的基本要求，也是國家強大的基礎；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則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觀念和要求。
可是，這兩種趨勢本來就是相互矛盾的，如何克服這種矛盾？蘇聯共產黨探索出了自己的道路，關鍵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是由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統一國家的紐帶，具體機制為：蘇聯憲法第六條規定，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居領導地位。蘇聯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最高權力屬於聯盟中央，各加盟共和國雖然也設有黨中央，但這個黨中央本質上是聯盟黨中央的支部機構，服從聯盟黨中央的權威領導。
這樣，通過蘇聯共產黨的統一領導，遏制和克服聯盟國家中，特別是各加盟共和國中的分裂和獨立傾向。正是在這種機制下，蘇聯共產黨維繫著多民族國家的統一。
到戈爾巴喬夫改革時期，作為蘇共最高領導人的戈爾巴喬夫卻進行了輕率的變革。在民主化與公開性的旗幟下，戈爾巴喬夫忽視了黨在國家統一中的重大作用，不顧社會環境的迥然不同，重提1917年布林什維克曾經提出的“一切權利歸蘇維埃”。
1988年6月舉行的黨的第十九次代表會議作出進行政治改革的決定，把權力中心從黨的機關向蘇維埃機關轉移，改革的方向確定為保證人民代表蘇維埃的全權。戈爾巴喬夫此舉無疑弱化了蘇聯共產黨的領導，接下來必然是各種力量對權力的爭奪，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蘇聯共產黨的聯邦化，由集中統一領導的黨變為各加盟共和國中央各行其是的黨。
1989年蘇共中央9月全會通過《黨在當前條件下的民族政策》的決定，放棄了蘇共中央對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權。12月，立陶宛共產黨即宣佈自己是獨立的黨，緊接著，各加盟共和國的黨組織紛紛宣佈獨立，他們將加盟共和國自身的權力視為最高權力，不再服從聯盟中央的最高領導。
到1990年俄聯邦共產黨成立時，蘇聯共產黨完全聯邦化了。進一步的發展就是，各加盟共和國黨的權力與憲法規定的民族分離權利的結合，形成以加盟共和國為主體的獨立浪潮。
1990年2月至3月，蘇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同意修改憲法第六條，在加盟共和國各共產黨已經宣佈獨立的情況下正式取消了蘇共在蘇聯社會中的領導地位。這樣，蘇聯共產黨聯盟中央不僅喪失了對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的領導權，也喪失了對蘇聯社會的領導權，蘇聯共產黨一步步成為毫無權力的空架子。
1991年“八·一九”事件後，共產黨組織在全蘇聯各地都被棄如敝屣，蘇聯共產黨領導的大一統的聯盟國家崩塌。
當然，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社會中有著全方位的地位和作用，遠不僅是維繫統一的工具。但非常明顯的是，戈爾巴喬夫無視蘇共的這一作用，確實成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失敗的最關鍵節點。